其实世上像国王这样“最贫穷的富人”多得不胜枚举，我有幸能在佛法的熏陶下，认识到智慧才是人生真正的宝藏。虽然我没有钱，但是我很会用钱，像过去 的寺庙有了钱，就增设佛殿，但我却用来建设讲堂及会堂，因为我觉得身为出家人，应该运用自己的智慧走向社会，弘法利生，不一定把兴隆佛教的责任交给大雄宝 殿的佛祖。
过去的寺庙有了钱，就扩建寮房，但我却用来建设教室及图书馆，因为我认为佛子们应该让众生都能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过去的寺庙有 了钱，就添置庄严器具，但我却用来建设会议室及谈话室，因为我要让寺院道场成为智慧的殿堂；过去的寺庙有了钱，就购买房地田产，但我却用来兴学校，办杂 志，因为我要将佛陀的智慧传播十方；过去的寺庙一有余钱，就储存起来，但我却将钱用在文化、教育、弘法、慈善等事业，甚至将明年、后年的预算都在今年用光 了。虽然如此，我未曾因此而烦恼，因为我对于钱的看法是“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更何况没有钱，就没有纷争，就不会为子孙留下祸端。七十多年来， 我从来不曾为自己积存一点钱，我觉得这是一种最有智慧的做法。
我不但在支出上秉持“以智慧来代替金钱”的作风，在收入方面，我也从大众智慧 上着眼，而非用金钱来计算盈亏。像《佛光大辞典》一套成本要新台币七千元，但我以每套四千元出售，结果前来购买者趋之若鹜；《中国佛教白话经典宝藏》一套 成本要新台币一万一千元，我半价出售，立刻增加五千套的销路，既减少了仓储费用，也让更多的人共享佛教的智慧。我一直觉得自己只是为了弘道，岂是一般的图 利者？但想当初我提出这个建议时，多少徒众都不以为然哩！
记得四十年前，我办“每月印经会”，助印费每本一元，连印刷的成本都不够，但我能 维持不辍，每个月还有盈余去印更多的经本，这是因为我对于参加印经的人并不计较捐款数目的多寡。后来我办《佛光小丛书》的助印会，每本助印费只收十元，每 年送出去的小丛书在百万本以上。不要看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它不知让多少失意的人绝处逢生，让多少失和的夫妻破镜重圆，这种智慧的力量哪里是金钱所能比拟 呢？
三十多年前，东方佛教学院开建的时候，一间教室成本十八万元，但是捐献一间教室的功德款只需要五万元。当时担任会计的徒众不时来和我 说：“师父！一间教室成本十八万，您只收五万，这样不行啊！我们会亏本，建不起来的。”我也知道五万元不够成本，但是我以这种方式，在全世界建了十六所佛 教学院，用佛法的智慧不知为佛教界增加多少事业，培养了多少人才。
佛光山开山之初，每年举行万缘法会，凡参加者，我们为他消灾祈福，每人只 收一百元，连饭钱都不够；从台北到高雄佛光山的朝山专车，其中包括三天两宿五餐的费用，我们也只收二百元，连来回的油费都不够。弟子们对此都不抱乐观态 度，认为我是在做亏本的事情，但是这么多年来，佛光山不但不因此而关门，而且前来参访的人越来越多。我常想：如果来的一百个人当中能有一个人认识佛法的美 妙，并且将妙法带回家庭，带到社会，不但是佛教之福，也是大众之福。所以，我们不要用金钱去衡量一切事情，尤其佛法是无价的，我们应该广为流通，让大家都 懂得用智慧来庄严这个世界。
现在的社会大众开口闭口都是钱，甚至传播媒体也常在推算谁有钱，谁没有钱，佛光山也因此常遭受池鱼之殃。像前几 年，有人在算佛光山的房地产有多少，后来又有人为宗教团体的财产排名，结果佛光山瞠乎其后。其实不管佛光山有钱没钱，佛光山的建设都不是用金钱塑造的，也 不是个人的，而是万万千千的佛光人所共有的，是用他们的诚心、智慧、劳力建设起来的。所以我觉得，看佛光山乃至看一切的事业团体，不要看钱有多少，应该看 组成的分子用他们的智慧做了多少事，成就了多少功德。试问他们的发心能算得穷尽吗？
目前很多国家外交界有所谓的“金钱外交”，工商界有所谓 的“钱上滚钱”，社会上有所谓的“拜金主义”，国防上也主张花多少钱去购买武器。其实在“金钱外交”之外，我们还可以运用智慧去进行文教外交、宗教外交； 在“钱上滚钱”之余，我们应该想到经济的成长只是富裕的指标之一，大众生活素质的提升，人民智慧水平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拜金主义”已给社会带来无穷的 灾害，为下一代灌输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都具备做人处世的智慧，才是当务之急。如今，在一片经济衰退的骨牌效应中，在战乱四起的世局当前，希望大家都能传 播“以智慧来代替金钱”的观念。金钱固然要紧，智慧更为重要，让我们的民众不因为金钱的有无而动摇志节，让我们的社稷拥有更高的智慧去面对危难的考验。
“智慧！智慧！”我们要高呼：“般若智慧才是世间至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