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同參道友們大都熱衷於經懺佛事，講經說法卻很少有人願意從事，更遑論著書立說的佛教文化事業了。於是，我雖學養不夠，慨然有捨我其誰之懷！我撰文投稿，編印刊物，甚至倒貼車費郵資，義務奉獻。雖然一貧如洗，三餐不繼，我還是一本初衷，不改其樂，我以為文化教育也好，誦經說法也好，殊途同歸，都能達到弘法的目的，又何必大家擠在同一條路上，使佛教不能朝多元化發展呢？
來台的最初幾年，也曾遇到一些善緣，例如妙果長老請我住持苗栗法雲寺，宋修振居士邀我前往佛教會館，無上法師請我負責靈隱寺，吳隨居士要將一善堂送我管理，高雄縣請我為其管理仁愛之家，高雄市長陳武璋先生欲將壽山公園交給我負責。對於這些好因好緣，我深深感激，然而每次想到我既沒有徒眾，又沒有同參，即使有了道場，也無法發揮。為了不辜負別人一番好意，我一一予以婉拒。
雖然如此，為了使其他同道能發展長才，為了使信徒能有更多的機會長養慧命，我向台灣林務局爭取阿里山的慈雲寺，交給倫參法師；我介紹真華法師到羅東念佛會；我推薦成一法師到頭城念佛會；我引介煮雲法師到虎尾念佛會；當我籌建完成高雄佛教堂之後，極力邀請月基長老擔任住持……看到這些地方的佛教陸續發展起來，我感到滿心歡喜。 “不要同歸於盡”的性格開拓了我的人生觀，使我隨時隨地都能以眾生的需要為前提。
一九五二年，我聽說蘭陽地處偏僻，沒有出家人駐錫弘法，心生慈憫，便立即束裝前往弘法。在宜蘭，我胼手胝足，以悲心願力為犁，以忍耐精進為鋤，將一片缺少法雨潤澤的沙漠耕耘成菩提花果的淨土。但是，保守的當地人仍存有狹隘的地域心態，我把雷音寺重建得富麗莊嚴，他們以我不是本省人為由，不願讓我擔任雷音寺的住持，我也不以為意，因為當初我是本著“不要同歸於盡”的想法，才來到這裡弘法利生的。所以，我在宜蘭數十年，除了講經弘法以外，從來沒有計較過名位，後來甚至推薦宜蘭人的心平、慧龍擔任住持，雷音寺終於成為佛光山的分院。當初假如我計較於名位，何有後來皆大歡喜的盛事？
到了雷音寺之後，我以講經弘法為主，經常到監獄、軍營、工廠、電台、學校、山區等地佈教。我創辦幼稚園，設立星期學校、學生會、青年會、婦女會、弘法團、歌詠隊，我要把佛法種子播撒到社會每一個階層之中。
佛光山開山時期，在經濟與人力極端匱乏的情況下，我毅然將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依空等人送到國外深造，許多信徒認為到日本留學，會一去不還，豈不流失人才？甚至將來他們回來，我又怎麼領導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呢？我自忖縱然結果如此，也不能因噎廢食，我還是一心一意只為培養佛教的人才而努力。我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他們陸續學成歸來後，無論是在佛光山主持佛教事業， 或者在大學教書授課，都做得有聲有色。不僅如此，他們也都承襲了“不要同歸於盡”的觀念，提攜後進，不遺餘力。
近十年來，佛光山學佛的人與日俱增，除了隨順弟子們的個性，分派他們擔任寺院行政、弘法、文教等工作以外，我更力促各單位多方延聘專家人才，授以專業訓練。我自從佛光山退位以來，對於徒眾學習的事更為熱心，除了為海內外弘法以及國際佛光會的事務而到處雲遊行腳以外，我總是在忙碌的行程中，盡量撥出時間，為徒眾上課，與會員們座談，聽聽他們的心聲，將自己平生的經驗傾囊相授。凡此無非希望弟子們以及會員們都能青出於藍勝於藍，長江後浪推前浪，代代人才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