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勸人為善止惡的書籍,都是善書。因此,佛書明因果、講善惡,所以也被視為善書,並且有幾種佛書也被雜在民間信仰的善書群中,大量地印送。由於善書與佛書的界限混同,致使現代人的佛學著作,不論有無版權,往往也被印贈善書的個人或團體,未取得著作者及出版者的授權,便擅自影印,甚至認為一本著作,能被他們影印贈送,是對作者的尊敬,作者不唯不應反對,而且應當感到光榮。
早在五十年前,照相影印及打字電腦排版等技術尚未普遍發達的時代,僅靠木刻以及鉛印印刷,想要將一本著作出版流通是相當困難的,若非確有流傳的價值,便不可能被許多人刻印流通,能夠發心集資刻印佛書及善書流通,實有無量功德,佛經中也處處鼓勵、讚歎、勸勉書寫及流通佛經的功德。
可是,現代的科技進步之後,佛教界的出版品,即分成兩大類型:一類是保持著善書的方式,有計畫地印贈佛書,例如樂崇輝居士主持的大乘精舍與《慈雲》雜誌;原由唐啟揚等居士領導的普門文庫,現在改屬證嚴法師的慈濟功德會,由陳慧劍居士策畫;淨空法師與簡豐文居士主持的華藏法施會及佛陀教育基金會;成一法師與徐槐生居士主持的菩提文庫,以及其他個人和團體,做不定期、不定數的印贈佛書。這一類型的印贈內容,已往一向是影印老書及舊作,而且封面、裝訂、印刷、紙質,都很粗陋,目前已在漸漸改進,重視出版物的品質與規格,其必將走上精美、精緻、簡易、通俗而不失高雅的路線。
另一類是邁向企業化、專業化、公司化的出版方式,有計畫地以編譯、編集、影印等方法,出版叢書、類書、全書、集刊等大部頭的佛書。有的是請專人,以薪給計酬,有的則特約專人,依件計酬,此可以天華、彌勒、華宇、新文豐、佛光、文殊等數家出版社為代表。由於此情勢的發展,因而近年來也有了以承印佛書為主要業務的印刷公司。
過去的佛書,除了以善書方式零星印贈之外,大部頭的藏經及全書等,只有向海內外各寺院及佛教團體或少數的法師居士推銷,近幾年來的發行對象,則除了佛教界的團體及個人之外,已轉變為國內及國際的各大學府與各大圖書館,乃至一般的學者,也有了備置大量佛書的風氣。由此時風所趨,若干文、史、哲學,乃至社會、宗教的研究者,也開始寫作佛書,有幾家普通書店,也在漸漸出版經銷佛書了。這也證明,臺灣的社會,已接近已開發的國家,如美國及日本,普通書店都會陳列佛書,而出版佛書、推廣佛書的發行量,則是商業行為的文化服務,不是印贈善書似地為求功德而廣結善緣。
至於善書與佛書的界限,確有重大的區別。佛書雖可以印贈善書的方式,來普遍分送,但佛書有別於一般的善書,則無庸置疑。所謂善書的定義,是指被現代宗教學者稱為民間信仰的產物,即是流傳民間勸人為善的書籍。內容兼有儒家的倫理道德,道教的祖、神、天、仙及修養,佛教的因果報應,包括了勸善、養生、勵志等的文字。採用儒家的《孝經》,道教的《太上感應篇》,佛教的《心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金剛經》、《六祖壇經》、《地藏菩薩本願經》等。另有常見的《了凡四訓》、《玉曆寶鈔》,乃是釋道雜糅的善書,但其主要來源,是藉口神仙頒授、佛祖密傳的信仰,以沙盤或借竅等方式,從扶鸞、乩童等靈媒處傳出的筆錄。由於當作善書流傳的,必須通俗、易懂、簡短,易為民間大眾所接受,始能投合儒釋道三教同源合流的民間信仰。又由於若干種佛經,也被當作善書流傳,在沙盤或借竅等靈媒傳出的筆錄中,也常見到儒釋道三教的常用語彙,因此一般人也將所有佛書視為善書。實則儒釋道三家的其他重要典籍,很少被當作善書來印贈的。
善書的體例,有歌謠,如《太陽經》、《太陰經》、《灶王經》等;有唱講,如由變文演化成的寶卷或寶傳;有散文,如《太上感應篇》;有神仙行述、因果故事、對話、語錄,如王善人的《王鳳儀嘉言錄》等。一些民間信仰的宗教結社與個人,既流通善書,也製造善書,並以流通善書的型態,傳播他們的信仰。例如明末的羅清,留下一套五部六冊的《寶卷》,創造了無生老母的信仰,現在已為一貫道所沿用。民初大陸時代的上海,有明善、宏大、錦章等書局,專印善書,目下的臺灣,印刷善書的則有三揚印刷公司、宏大印書館等。除了若干個人及個別的神廟等團體印送善書之外,有計畫地印送善書者,則為一貫道、儒宗神教、慈惠堂(信仰瑤池金母),貢獻最多的,據說是臺中的聖德堂和聖賢堂。他們寄贈的對象,幾乎了無揀別地、一車一車地、成包成綑地交由貨運公司及郵政機構,分送到全省,乃至香港、星、馬及美、加等地的華人寺廟,故在許多佛寺,也可發現堆積待取的這些善書。
民間信仰者心目中的佛教寺院,也同神廟一樣,故誤以為在佛寺中見到鼓吹民間信仰的善書,也算是正常現象。其實,從正信佛教徒的立場,來看這些善書,最多是屬於人天乘的神教,不是佛教寺院所當接受的佛書。佛寺中陳列類此的善書,就像出家的僧尼到街邊分送基督教的《新約》、《舊約》相似,既是不倫不類,也是認客為父。佛教的寺院有必要也有權利拒收這些善書,否則,回教的清真寺及天主、基督的教堂與聚會所,也該分派佛經了。
佛教徒不必排斥民間信仰的善書,但是不能以為民間信仰者也印贈佛經,就認同他們是佛教。他們與佛教的最大差異,在於信神,不論其有無組織,或是多神、一神,均屬神教的層次,他們也將諸佛菩薩,視作神靈崇拜,或將佛與菩薩置於天界,置於他們所崇拜的主神如瑤池金母、無生老母、明明上帝之下。他們是用神教的觀念來理解佛經,不是以佛學理解佛經,佛經被他們用作充實神道的內容,不是為了闡揚佛陀化世的本懷。所以佛教徒當讀佛書而不宜宣傳善書。因為善書中的優點,佛法中已經有了,善書則僅落於民間信仰的層面。我們歡迎看了善書的人,進一步來看佛書,卻沒有必要降低層次去宣傳善書。
不過,近年來由於臺灣地區的經濟繁榮,民間信仰的神教發展,非常迅速,他們的經濟力量也很雄厚,培養羅致了不少人才,對於印贈善書的經營,已漸漸步上專業化的程度,印送的善書,從印刷、裝訂、封面設計、紙質選擇及插用圖片等方式,朝精美的方向努力,寄贈到人手上,使人眼目一新,而不忍丟棄。佛教界如何因應,對於印贈佛書的專門組織及大心善士,毋寧也是一項挑戰。
今後的佛教界,必須大力培育撰寫佛書、出版佛書、經營佛書的人才,以迎頭趕上東鄰日本。日本如今已有一個「佛教書出版販賣連盟」,包括東京及京都地區的,總共十五家佛教專門書店及出版公司。當我們有了足夠水準與足夠數量的佛學撰作及佛書出版的專業人才之後,贈送佛書的水準和贈送的方式,也可參考日本沼田惠範氏於昭和四十年(西元一九六五年)創設的「財團法人佛教傳道協會」的作法。該會為使教內外及國際間,甚至全人類,以現代人的立場,促進對於佛教精神的理解與振興,特別聘請第一流的佛教作家,用現代語,編譯了一部精簡充實並實用的《佛教聖典》,以上等紙張二十五開本精裝三百多頁印行,分送至全國各觀光旅社的每一個客房中的抽屜內,並且歡迎旅客隨喜帶走,隨後更將該書譯成了歐美及亞洲各種語文,出版發行。所以寄望臺灣有遠見的佛書印贈團體及個人,為了迎接明日社會的需要,不僅印贈舊書,或將舊書新裝,更要以推陳出新的姿態,推廣出版時代大眾都能接受、都願接受、都當接受的佛書。最要緊的是要從《大藏經》中取材,切勿採用一些附佛法外道的著述,以及盲修瞎煉者的杜撰,否則就與出自乩童靈媒之口的所謂善書,沒有差別了。(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五日《人生》五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