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的佛教　聖嚴法師著

  　我們的《人生》，很少談到教會制度的問題，但是一直抱著非常關心的態度，期待著教會制度的健全以及教團的成長。這次由淨心法師主持的第四屆國際佛教學術研究會，於本年二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假臺北市中國佛教會三樓召開，主題是「佛教教團的組織制度與門徒的教育」，所以，在這裡希望能提供我們的看法和建議。
　　
　　從《阿含經》以及律部的資料，使我們知道在釋迦世尊的時代，佛教雖有教團的型態，而無教會的組織。教團的型態，是建立於戒律的基礎之上，三皈五戒者是在家眾，十戒是出家的小眾，比丘戒是出家的大眾，而以比丘為僧團的中心，比丘尼、沙彌、沙彌尼以及在家的男女居士都依比丘為核心，受比丘的保護、指導和教養，是屬於倫理的型態。
　　
　　在教團裡面也有以民主方式建立自治的制度，包括了如何使得在家人成為出家人，出家之後如何成為大比丘、比丘尼，如何去處理團體中所發生的事件等，也就是為了達到教團成長及維護教團清淨的目的，而有各種方式的會議，稱為羯磨法。所以，在同一個區域或者同一個寺院之內，仍能夠保持團體的規律，因此，也不能說是沒有制度。
　　
　　可是佛教主張自律，而佛陀也不主張由他自己來領導大眾，佛嘗說：「法依止、律依止、自依止。」佛自己也說他在僧中。這表明了佛教的團體是絕對自由、公平、平等的，佛與弟子之間，沒有統屬關係，沒有主從關係，佛世的時候，各寺院之間，彼此互相來往，卻也沒有互相隸屬的關係，可以說是一個無政府的團體。因此，它從來沒有以縱橫的組織體系來建立行政網。不像西方的天主教會，曾經有過政教一體的時代背景，所以有完整的教會制度，乃至超越國界的世界性教團組織。
　　
　　迄今為止，世界各國的佛教，已有完整行政體系的，可能只有西藏一地，那也是由於政教合一的關係。至於今天的泰國，有僧皇制度來統攝全國的佛教，但是以僧皇的地位雖受到泰皇的皈依，佛教的教會行政體系的制度，仍只隸屬於宗教廳的管轄範圍，並沒有獨立於政府行政制度之外，等於是受政府行政制度的輔導而設立的佛教教團。另外像日本也有一個文化廳來管轄宗教事務，監督並輔導各宗教社團的運作。而日本佛教各宗派卻另有一套制度，是以大本山、本山、末寺三級來統轄各宗宗內的寺院，全國性的稱為大本山，區域性的稱為本山，地方性的稱為末寺。而各寺有他們基本的信徒，稱為檀家，他們利用縱與橫的聯繫方式，而使三級的關係，達到互通有無、步調一致的目的。檀家護持寺院，也監督寺院，上、中、下三級的寺院則有人事和行政的隸屬與主從關係，雖然不像政府機構那樣的嚴整，但是卻有實質的力量作為維繫整個宗派命脈的延續。
　　
　　在中國的佛教，早期是屬於政府輔導，由士大夫護持，或者散居於山林野外，所以，從來沒有教會、教團的組織。都市佛教歷朝都有僧官制度，僧侶的產生是通過政府的度牒制度，也可以說以王法來指導佛法。僧官制度一直維繫到民國十多年為止，佛教的寺院與寺院之間如果有某一些主從或友誼的關係，也是出於朝廷的意願。如果僧侶違背戒律而情節重大者，往往不是依據寺院的戒律來處理，而是以國法處理。如果僅犯佛戒而不違背國家的法律，則雖可能被此一寺院驅逐、遣單，還可以到任何其他的寺院去掛單，所以，佛法的規制，只能在各別的寺院之內推行，而無法通行於全國。所以，到了明末的時候，蕅益大師主張建立清淨如律的比丘僧團，民國初年的太虛大師，則倡導整理僧團的制度，一共寫了三篇文章：〈整理僧伽制度論〉、〈僧制今論〉、〈建設現代中國僧制大綱〉，但是卻沒有能夠實現，也可以說雖有理想和辦法，卻沒有想到實際著手的步驟。現代化的中國佛教會，可以說是中國佛教有了自己統一組織的開始，它的起因和中國佛教現代僧侶教育有很大的關係。清光緒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張之洞以〈勸學篇〉上奏朝廷，主張以寺產的十分之七，作為興辦現代化教育的費用，醞釀而至民國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四月，由八指頭陀寄禪上人發起成立「中華佛教總會」，聯合全國佛教徒來抗拒奪寺逐僧的風潮，民國四年（西元一九一五年），於袁世凱為大統領期間，明令取消「中華佛教總會」，代之以「管理寺廟條令三十一條」。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頒行「寺廟管理條例二十一條」，民國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年）重新頒布「監督寺廟條令十三條」，迄今為止，政府對佛教的管理，依然沿用此一條令。
　　
　　到了民國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年）四月，中國佛教會才正式成立，由國民政府批准，經過每年一度的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主要宗旨是保護廟產而自行辦學。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年）有中央大學教授邰奭秋鼓勵寺產興學，聲勢浩大，因此，促成了中國佛教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視會務的組織、教規的整頓、僧侶教育的推動、佛教文宣工作的努力，以達到保護寺產的目的。
　　
　　由此，全國擁有龐大寺產者，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創辦佛學院，近六十年來中國佛教的僧侶人才，大都出身於這些佛學院，而教會組織本身卻依然停留於友誼聯繫的階段，並沒有形成從上到下，全國一體的局面。嗣以抗日戰爭爆發，接著又是局勢尚未穩定，一連串變化，教會已有名無實。
　　
　　跟隨著政府播遷來臺的中國佛教會，也由於千頭萬緒，而沒有多少興革的建樹，倒是僧侶教育的推動，還是在繼續地發展和成長中。一九四九年到現在為止，從事於主辦佛教僧侶教育的工作者，可以分為四系，那就是太虛、圓瑛、天臺、華嚴，可舉者如慈航、大醒、白聖、印順、道源、悟明、南亭、成一、了中、星雲、聖印、淨心、慧嶽、廣化、真華、如悟、曉雲、天機等諸比丘、比丘尼大德，多是用傳統的佛學院形式，培養中、高等佛教青年人才。今日佛教的普遍化和僧尼素質的提高，佛學院的教育是一大原因。近數年來，又有兩種佛學院形式的教育在進行，一種是大專以上程度的研究所，另一種是寺院子孫叢林式的佛學院，也可以說這是向學術和宗教兩個方向分頭並進的現象。比如說中華佛學研究所是偏重學術訓練的，菩提寺、西蓮淨苑、香光寺、人乘寺以及農禪寺都屬於新式寺院教育的型態，是重視於修持生活的佛學院。研究所則僧俗四眾並收，又突破了佛學院的形式，向一般大學研究所的型態邁進中。
　　
　　目前所缺少的僧侶教育是對於超過佛學院的入學年齡，和低於進入佛學院教育水準的出家眾，尚未有予以教育的機構，最好由各級佛教會聯合設立僧侶生活養成訓練道場，規定凡發心出家者若未接受基礎的養成教育，不得出家為僧，不准求受大戒。一般佛學院的教育，在課程內容應該參考西藏、日本、泰國、錫蘭等各佛教團體的僧侶教育制度，不應抱殘守缺，依舊停留在五十年前的型態。至於佛教會在不違背佛法的原則及社會背景的基礎上，何妨參考西方教會、日本宗派以及民間社團等公會的組織及其運作方式，以完成健全的教會制度，發揮其正常的功能。（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人生》四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