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兮福兮
星雲大師：
民國十六年農曆七月二十二日（1927年8月19日），我出生在揚州江都一個窮苦的家庭。我有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由於家境清寒，生活艱難，受不起教育；不過到了六、七歲的時候，外婆還是把我送到私塾裡讀書。只是進私塾唸書，一天要繳四個銅板，因此有錢的時候我就帶著四個銅板去上課，沒有錢就不去了，老師也能諒解。雖然因為家境的關係，父母沒有給我上學讀書的機會，但我還是感謝父母賜給我一個很好的性格，那就是我從小就很勤勞。
崇年先生：
民國二十三年農曆三月十一日（1934年4月24日），我出生在山東省蓬萊縣一個半農半漁的小山村。我的曾祖父、祖父、父親三代都在北京打工，後來開個小店鋪。我兄弟姐妹七人，一個姐姐和一個哥哥夭折，排行的有五人，我最小。我們兄弟，小時候在家，長大一點就要隨父親到北京去打工。家裡吃飯還可以，但並不富裕。我在農村上正規的小學。學校是在民國時期建的，校名也很時髦，叫“維新小學”。就這一點來說，我的童年還是比較幸福的。但“福”中也蘊含著“禍”。這個“禍”，以後我再跟您說。
星雲大師：
回憶起我的童年，六、七歲時我就知道要幫忙做家務，我會燒煮飯菜，只不過煮得好不好吃就不知道了。那時家裡的大人經常外出工作，而我又不能上學，只有關起門來整理環境，把家裡打掃得乾乾淨淨。尤其廚房灶裡的灰要不斷地耙，因為煮三餐都是燒稻草，很容易就積了滿灶的灰燼。我總是主動地把灰耙了，但常常弄巧成拙，弄得滿地都是灰。這時我也會不厭其煩地慢慢把它掃乾淨，總想讓家人回來一看，家裡整潔又乾淨，帶給他們歡喜。再說，我覺得人本來就要工作、要服務；不工作，那我來人間做什麼呢？人活著就要勞動，勞動就是生命，所以我很尊重生命，我也樂於工作。
崇年先生：
我很有幸，小時候不做家務勞動，因為我有奶奶、有母親、有姑母（她因孤寡常年住娘家），還有兩個嫂子，家裡有五位女性，所以家裡洗衣做飯、打掃衛生等家務活不用我做。這看來是福，但也留下“禍”：我後來成家，也不做家務，直到現在還是惡習不改，這是我很對不起夫人的地方。
星雲大師：
現在社會上很重視環保，回想起童年，其實我小時候就有“環保”的概念。當時我看到路上到處是狗子的大便，就利用早晨天還濛濛亮的時候，去撿狗子的大便，把它堆積起來，不但可以作肥料，還能賣錢。有時賣個幾毛錢，甚至一塊錢，因為生活艱難困苦，偶爾看到母親沒有錢買東西，我就把賺來的幾毛錢掏出來給她，心裡還得意地想：“媽媽，您看，我很有用吧，我能賺錢給您用呢！”
崇年先生：
您講了自己的童年生活，我很有感觸。我小時候，放寒暑假時，每天早上天剛亮時就被大人叫醒：“起來，拾糞去！”小孩子貪睡，總也睡不夠。雖然困，也得起。特別是冬天，地凍天寒，北風狂吹，衣服穿得單薄，手都凍僵了。我那個時候拾糞沒有“環保”觀念，只是為了家裡種地多積一點肥料。拾糞回來，大人要檢查，看拾得多少。把拾到的糞倒在豬圈裡做肥料，然後才能吃早飯。
星雲大師：
農村里除了狗子的大便外，尤其早晚要放牛吃草，路上會有很多牛糞，所以我也會去撿牛糞。撿了就把它堆積起來，雖然年紀小，不過我懂得把它一點一點地用水攪和，再貼在牆上，曬乾之後就可以當柴燒。牛糞不髒，也沒有臭味，還可以賣個幾毛錢。過去我一直不敢把這些事情告訴別人，覺得難為情，現在環保意識抬頭，我覺得自己童年所做，不但減輕了家庭的經濟負擔，也是對環保的實踐，同時也增強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不論什麼人，只要對公益有所幫助，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崇年先生：
我們那裡燒草，除莊稼桿外，孩子們要到野地去拾草，就是打草或摟草。拾草在晚秋和初冬，很辛苦，那時年齡小，又累又渴又餓；還有，早上要到海邊拾海帶--不是吃的海帶，而是冬天用來燒炕的海草。這種海草，還可以用作苫蓋房頂。前幾年我在北京見到一座建築，房頂用山東海草苫蓋，說是有多麼多麼的高級。其實，我們老家這種海草房頂很普遍，多得是，因為村民大多買不起房瓦，只好自己拾海帶，積攢起來，以備苫房之用。拾海帶是在冬天，氣候寒冷，海風又大，這些都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星雲大師：
說起世間的苦難，我很慶幸自己十二歲時就在南京棲霞山出家。棲霞山是十方叢林，家師志開上人是棲霞山的當家，在這里為我剃度，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實際上我出家的常住，祖庭是在宜興白塔山的大覺寺。
六十多年前，我曾回到宜興大覺寺，並在那裡做過短期的小學校長。沒多久就來到台灣，當時除了手上拎著一個手提包，其他別無長物。回憶起這段往事，也不怕你見笑，我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到台灣，距離三十六年（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只有兩年。當時我腳上穿著鞋子，手裡拿著一個手提包，走在路上，所有的人都朝著我看。我覺得很奇怪，他們為什麼都朝我看？ “二二八事件”不是已經過去了嗎？難道還要再彼此仇視嗎？後來我才慢慢發現，他們並沒有壞意，只是看我好奇怪，怎麼穿鞋子、拿手提包？哦！原來是這樣。於是我把鞋子脫了，手提包也不要了，兩手空空，跟一般的台灣民眾一樣，大家也就不覺得奇怪了。但這樣還是不行，因為我沒有戴斗笠，於是又買了一頂斗笠戴起來。說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我當時決心要融入台灣社會。
崇年先生：
其實，我剛從山東鄉下到北京上學的時候，也遇到相似的情況。我說話帶口音，被同學嘲笑。怎麼辦？學吧！學北京話。不然，同學就叫你“老西子”。為什麼叫“老西子”呢？原因有兩個：一個我是山東人，閻錫山是山西人，一東一西正好對應；一個我和閻錫山都姓閻，於是同學聯想，就叫我“閻老西子”。不怕您笑話，前不久，我們小時候的同學聚會，有的五六十年沒見面，初見面想不起名字就叫綽號“老西子”，聽起來還蠻親切。當然，我拼命學北京話，慢慢地說話不帶鄉音，和他們一樣，穿著也和他們一樣，就完全融入老北京同學中間了。
星雲大師：
由於家父是一個老實人，我們家有兄弟姊妹四人，父親所賺的錢不敷家庭日用，所以生活過得很艱難。我的母親是一個帶有富貴命的女性，她不做事情，但很有頭腦，專長是為人排難解紛。她的智慧很高，但也只是個普通人家的家庭婦女，沒有受人重視。
崇年先生：
母親對子女影響大，母親是人生的第一個教師。我的母親是一位內斂的、祥和的、有智慧的女性。我回憶我的長輩，給我影響最大的還是母親，所以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母親。由於工作和研究很忙，我很少照顧母親，這是我人生的一大遺憾。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愈來愈懷念我的母親。
星雲大師：
我在家裡排行老三，上有一兄一姊，哥哥也不肯做事，他只喜歡讀書。我的姐姐最近才過世，她也是很優秀，但是女性往往只能做做針線。家裡日食艱難，也沒有錢給她買針線。我記得在我八、九歲的時候，就想要為家裡賺錢。只是小孩能到哪裡賺錢呢？不過，我還是能想到辦法！
崇年先生：
我沒有姐妹，只有四個哥哥。他們都在外面做事或讀書，其中二哥青年故去，家裡男勞動力就靠我一人。挑水、耕地、播種、鋤草、收割、打場我都乾過。一個小孩子，頂一個勞力，辛苦得很。回憶我的童年，就留下“辛苦”二字，但也培養了我的毅力和耐力。後來我遇到許多磨難，沒有倒下，能挺過來，都得益於小時候的辛苦和磨難。
星雲大師：
苦難的大時代改變了多少人的命運，但苦難也能錘煉出更具韌性的生命力。我從小生長在窮苦多難的大環境裡，加上出家後接受佛法的薫陶，養成我“以無為有、以退為進、以空為樂、以眾為我”的人生觀。這是禍，更是福。
崇年先生：
其實，苦難對一個人，更多的是歷練。我想起周文王的故事：殷紂王在羑里（今河南安陽）囚禁西伯（後來的周文王），並把他的長子伯邑考扣在殷做人質。後來紂王烹伯邑考做人肉羹，賜給文王，文王克制自己，喝下用兒子肉做的羹。 “文王拘而演周易”， 周文王在被囚期間，發明周易，後來起兵；他的兒子武王時，推翻殷朝，建立周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