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兩千多年前，兩位流浪者最終影響了三十億東方人的思維方式和精神力量。
公元前六世紀，生產力的發展使人類中出現了專門以傳授知識和思想為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這時，一位流浪政治家從黃河邊走來，進入了歷史的視界。他周遊各國，傳播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為人處世之道。他就是孔子，天生具有民本思想，到處推廣仁義禮智信的人。他敞開課堂，不論是貴族還是平民，只要交納十條肉脯的見面禮，就可以入學。他先後招收弟子三千多人，這些人成為中國文化發展與傳承的主要幹部。
幾乎與此同時，在恒河流域的一棵菩提樹下，一位流浪思想家正盤腿坐在那裡苦思冥想。他是古印度的一位王子悉達多，也就是後來的釋迦牟尼。據說，在他冥想悟道的過程中，曾受到魔羅及他的三個女兒的誘惑。那三個女兒長相迷人，卻分別代表無知、貪慾和憎恨。悉達多戰勝了她們，表示他已經可以克服人性之中最難以克服的三大弱點，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同時他也領悟，只有健康的身體和愉快的心情，才是追求智慧的基本條件。
智者總是孤獨的。兩位流浪者在短暫的人生舞台上，各自上演著思考者的獨角戲。這是一種沒有迴聲的孤獨，他們為自己而苦，也為人間而思。
在一次次沮喪、失意、不被理解、難以溝通的宣講中，在寒冷、酷熱、漫長得無以復加的長路上，他們不屈不撓地向學生和民眾講述他們對世界的理解和對人生的看法。他們的思想像野草的種子一樣，隨風飄蕩，有的落地生根，艱難地生長；有的則煙消雲散，不知所終。當時沒有人能相信，就是這兩位流浪者的智慧，最終奠定了中華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基石。他們的基本思想和理念，至今滲透在東方人的言行中。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學成為中國文化的主軸；釋迦牟尼的佛教成為世界信仰人數最多的宗教，成為東方智慧的一處源頭。
歷史的大河滔滔流淌，不捨晝夜，在求索真理的過程中，中華文化和佛教文化水乳交融，最終融為一體。
二
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也許比西方紀元還早。
佛陀微笑著走進中土，大度地改變自己，誠懇地包容他人，終於成為中國文化的一根支柱，形成了儒釋道三教並存的文化架構。
後來，它的一些節日成了全民的快樂，它的特定語言成了全民的語言，它的某些觀念，成為國民集體無意識的一泓清泉。
中國佛教尤其強調包容。倡導慈善親和，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摯誠簡樸，珍惜百物，看重因果等等。
佛教的高僧們把中國佛教立為“二科”。一科針對“塵世”中的信徒，要求必具“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這是標準的儒家的政治倫理；另一科是“出家修道”，在禮制上與世俗社會不同，但在“協契皇極，大庇生民”上，則與“處王侯之位”者沒有什麼區別。這種佛教的出世主義被解釋為，在具體的政治形式、善惡是非上應當超越，而在涉及國家綱常、生民存亡上，決不含糊。所以才有少林寺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傳說，才有棲霞寺在日本軍隊的南京大屠殺中解救數万民眾的義舉。
三
什麼是人間佛教？為什麼會提出人間佛教？
在人們印像中，佛教一直是出世的、消極的和不關心現實社會的。 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亂象迭生，宗教界也出現了一片混亂與迷茫。太虛大師就在這時提出了佛教改革，主張自覺適應近代社會需要的主流，“從山林回歸人間”。
太虛1890年生於浙江海寧縣長安鎮的一戶中產人家，1歲時做泥水匠的父親病逝，5歲時年輕的寡母再嫁他鄉，他由外祖母撫育成人。他少時怯弱內向，16歲出家，學佛讀經思維敏銳，記憶力和悟解力出眾，常被老法師們讚為法器。在20世紀30年代初，太虛提出了“人間佛教”的概念。 “人間”一詞包括全地球全人類。 “人間佛教”不是希望人們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裡去做和尚，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