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樂先生：
中國大陸最早成立的電視台是CCTV，成立於1958年。而中國大中城市的居民真正能看到電視，是在20世紀70年代。此前人們看到的帶圖像的新聞大多是在電影院，電影開演前加映十分鐘的“新聞簡報”，所謂的“新聞”已經是數月之前的。當中國滿懷希望打開國門的時候，驀然回首，發現自己正處在弱勢挨打的位置。
在世界500強企業中，有8家傳媒公司，其中美國4家，法國2家，德國、日本各1家。中國入選世界500強的企業18家，沒有一家是傳媒企業。美國文化產業年生產總值佔GDP的1/3，中國的文化產業僅佔GDP的。美國的音像業年出口額超過1000億美元，中國僅為1億元人民幣。
西方的媒體軟實力遠超過他們的經濟硬實力。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訊社美聯社、合眾國際、路透社、法新社每天發出的新聞量佔據了整個世界新聞發稿量的4/5。人們被封閉在“國際化”的圍牆中，強者的觀點會強加給你，否則，你就什麼也不知道。
中國《國家信息安全報告》對信息時代的國家進行了分類，認為當前世界的格局的組成是一個“信息霸權國家”、十幾個“信息主權國家”和大多數“信息殖民地國家”。聯合國專家告誡傳播弱國，應該盡快放鬆版權法規，促進信息傳播技術自由交流，鼓勵出版業發展，才能有效改善國內、國際只有某一種聲音的畸形狀況，建立起一個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信息與傳播秩序”。
星雲大師：
媒體的功用與學校類似，是知識的傳遞者。我們每天都會花很多時間接觸傳播媒體，從中獲得新知，它對知識多元化的推動具有很大的貢獻，對知識普及化也有深遠的影響。所以，傳播媒體作為信息的傳播者，就應盡社會教育的責任，引導正確方向，以提升大眾的智識水平。
長樂先生：
我們現在所做的，不是去破門，而是要開窗。先讓空氣能夠流通，再讓內外能夠互望，最終做到人與人、國與國的溝通。而使世界和睦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新聞信息的全方位開放與多元化交融。
美國第三任總統杰弗遜曾經說過：“最終的安全是在新聞自由中。”因為只有最大限度地揭示事件真相和時代的本質變化，反思為什麼會發生，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國家安全的隱患，捍衛人類共同的利益。所以，讓世界華人有更大的知情權，讓外部世界對華人圈有更大的理解度，這將會給全人類帶來福祉，也是“鳳凰”的著力之處。
重要的還是改變傳統思維方式。中國的封建傳統是用“二桃殺三士”的辦法去獲得利益，殺來殺去，傷了民族的元氣。
星雲大師：
媒體是信息的傳遞者，也是訊息的分選者，負有促進人類交流、教育大眾的功能，因此，尊重別人的隱私，多報導社會的光明面，是傳播業者應負起的責任。
長樂先生：
我記得2003年“非典”爆發時，在宣布調整衛生部長人選之前，我們接到通知，不能直播，央視的轉播車也已經走了。但是我告訴現場的“鳳凰”記者：“你們堅持到最後一分鐘，如果事情出現轉機，仍然執行原直播計劃。”後來，在電梯裡，我們的記者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一起請求有關領導允許直播，終於獲准了。那時，現場只剩下“鳳凰”一家的轉播車還堅守陣地。我們順利地進行了直播，這成為一場使中國政府擺脫困境的直播。央視也第一次轉播了鳳凰的Live信號。當時，我非常激動，並非因為“鳳凰”贏得了一場戰役，而是我覺得中國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