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歲那年，抗日戰爭爆發，揚州一些寺院的大和尚成群結伴來鄉避難，篤信佛法的外婆獲悉，立即煮菜辦齋，邀請他們來家裡應供。茶餘飯後，在大家的慫恿下，我隨便認了一個師父。就在他們即將把我帶走的時候，我突然仰頭問他：“我可以帶外婆一起去嗎？”
“當然不可以啊！”他慈眉善目地笑著回答。
我又接二連三地問道：“我可以帶母親一起去嗎？”“我可以帶姐姐一起去嗎？”
外婆的堅毅、母親的明理、姐姐的勇敢，一向是我最欽佩的，但是大和尚回复的答案居然全部都是否定的，令我大失所望，故而就此作罷，不願跟去。
就這樣，我錯失了一次出家的因緣，但是我終不於此懊悔，因為一年多以後，我在棲霞山巧遇志開上人，蒙他接引剃度。他，是一位真正為教為民犧牲奉獻的高僧大德！
雖說我是志開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然而他從不把我視為他一人所有，對我百般呵護，相反地，他動輒給我棒喝打罵，並且將我置於大眾之中，讓我在大冶洪爐裡歷經千錘百煉。我常想：如果當年我糊里糊塗地隨著那位揚州大和尚出家，在小廟裡修行辦道，享受豐厚的供養，想必日後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一株溫室裡的花朵，哪裡經得起時代風暴的幾番衝擊呢？
念及家師對我的種種期望，老師們對我的種種教誨，我總是堅定地告訴自己：“無論將來路途如何艱困，我一定不要做一個焦芽敗種！”想著想著，不知不覺中，竟然睡著了。當我從微曦中醒來，才發現船已駛進基隆港口。我們一行百餘位僧侶上了岸，由北部走到南部，又由南部走回北部，全台灣竟然沒有我們容身之地，所到之處，不是吃閉門羹，便是被白眼相待。
我們的腳底磨傷了，衣衫也經不起日曬雨打，破了好幾個洞，肚子經常是飢腸轆轆。行腳途中，人數逐漸減少，乃至到後來寥寥無幾，最後大家決定各奔前程。
之後不久，蒙中壢圓光寺收留安單，我在那裡發心操持苦役，後來又前往苗栗法雲寺看守山林，因為能刻苦耐勞，頗得寺眾信任，但始終感到長久下去，固然溫飽無虞，卻不能對台灣佛教的正信前途有所助益，所以在一番考慮後，告辭他去。
接著，我應邀主編《覺群》週報，由於主事者未能按照創報人太虛大師的原意發展，因此我寧可拂袖而去，不為斗米折腰。二十六歲那年，我被選為佛教會常務理事，當時南亭、慈航、東初等諸位長老都一一落選，自感年紀太輕，又與負責人理念不一，決定不受此職，於是寫了辭職書。許多人批評我不識抬舉，不知時務。
來台初期，也曾為中廣公司撰寫廣播稿，並且幫《人生》月刊前後義務擔任主編達六年之久，同時又經常在《自由青年》、《覺生》月刊等多處報章雜誌投稿，弘揚佛法，承蒙大家厚愛，一度被譽為“佛教文藝明星”。當時曾有不少教外刊物、社會報紙，以重薪聘請我當編輯，做記者，雖然我貧無片瓦覆身，但終究因為這些工作都不是為佛門服務，所以被我毅然婉拒。
一九五三年，我在宜蘭雷音寺落腳，經濟貧窮倒還不是嚴重的問題，治安單位今天調查，明天臨檢，有時傳你過去問話，有時前來取締法會，將整個教界搞得草木皆兵，才是最為無奈。
即使在這種種惡劣的環境下，我還是創造了許多台灣佛教史上“第一”的佳績，例如：第一所幼稚園、第一座講堂、第一支歌詠隊、第一次電台弘法、第一次環島布教、第一次家庭普照、第一個星期學校（兒童班）、第一次鄉村布教、第一次有佛教紀念品……凡此所憑藉者無他，只不過自始至終，我一直堅持“不願做焦芽敗種”的信念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