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覺得別人都不好，只有自己才對。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閱過去的日記，發現都是在嫌別人如何不好不對，突然對於自己丑陋的心態感到慚愧。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戰，我不惜將數十本從大陸帶來台灣，寫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記付之一炬，經過這麼一燒，對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點點覺醒，不禁回想起自己過去所從事過的革命事蹟。
二十歲那年，我踏出佛教學院大門，身處局勢動盪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裡，眼見社會種種的危難，耳聞眾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許多熱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樣，擁有滿腔改革佛教的抱負，有鑑於太虛大師的教產、教義、教理革命，因為沒有自己的地盤，以致功敗垂成。所以我與同道們欣然接受南京華藏寺，並且訂定新生活規約，試圖藉此恢復叢林學團的道風，然而這豈是一個經懺道場所能做到的？失敗自是在意料之中，這是我生平以來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許多佛寺被軍營軍眷所佔住；基督教可以公然到寺院傳教，散發傳單，但對於佛教的弘法活動卻多所限制；至於社會人士謗佛毀僧的言行更是不勝枚舉，報紙、電台、電影、小說，甚至教科書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當時的佛教徒們大多像驚弓之鳥，連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認，遑論挺身而出，護法衛教。許多人說這是因為民眾多隨政商人士信仰基督教有以致之，我卻認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決心，將本身的思想、行為健全起來，積極弘法利生，努力為民謀福，才是振興之道。
一九五二年，當我以二十六歲之齡，當選為台灣佛教會常務理事時，為了替有為的僧青年在教會中爭取一席，以期會務更有朝氣，進而促使佛教的迅速發展，我多次直言不諱，抨擊長老把持教權，應及早退休。自己一無建樹，卻想先反對別人，這樣的革命當然注定是要失敗的。
是年五月，我應邀駐錫宜蘭雷音寺。由於來台數年之間，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只知趕赴齋會，祈求福壽，卻不知佛法真義，遑論內修外弘，對此我早已感慨於心。這時又見到寺院佛殿內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藉此教育信徒，遂將其全部收藏起來，只供佛像，以正視聽。此舉雖然觸犯部分地方人士的習慣，幸好我也另有基礎，所以才沒有被人打倒。這一次革命的小小胜利對我不無鼓舞之效。
後來，為了出外布教，屢被干涉，我前往治安部門據理力爭；因為運用現代聲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締，我也與有關單位周旋到底；對於名伶顧正秋在永樂戲院唱戲誣衊佛教，我致信抗議。儘管長老、信徒反對我提倡以歌聲弘法，並且以殺害為恐嚇，我仍然義無反顧，不為所動。在親身經歷了這許多佛教制度思想的革命之後，我慢慢地發現自己也和世上的政治家、社會家一樣，向別人革命總不可為也，最好是先向自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執、法執，方足以自利利人，廣度眾生。
像我初來台灣弘法時，對於當地迷信的習俗深不以為然。但是後來漸漸發覺，信仰是有層次的，就好比學校分有小學、中學、大學，我何必對每一位初入學的人要求如此嚴厲呢？其實，迷信比不信要好，回想過去大陸鄉村方圓幾十里沒有一間派出所，維繫治安的也往往只是一間寺廟，任何人有了紛爭，只要雙方當事人在神佛面前發誓，就得到解決。由於大家具有“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觀念，不敢為非作歹，所以能相安無事。這說明了迷信也有其效用，比起什麼都不信，或誤信邪教，迷信至少還有維護善良習俗的貢獻。更何況在佛教的歷史上，玉皇大帝、財神爺、城隍爺、關雲長等都是護法神；大陸上的佛教學院也經常收留道士就讀，我何不效法古聖先賢，秉持包容與尊重的理念呢？經過一番心理上的自我革命之後，我一改過去二分是非的看法，進而從內到外開拓了更寬廣的空間。所以早年我設立的念佛會，往往都是先借用神道的寺院成立，大家和平共存，友愛協助，為宗教融合添增佳話。我也曾到指南宮參觀掛單，並在祈夢室上睡過一宿，甚至我創立的南華大學所聘請的首任校長就是研究道教多年、曾任道學院院長的龔鵬程先生。自弘法以來，我曾到新竹城隍廟多次講經開示，也曾遠赴馬來西亞天后宮多次主持法會。我不但到過北港媽祖宗聖台弘揚佛法，而且幾十年來，我一直想寫一首讚頌媽祖的歌詞，雖已醞釀多時，可惜尚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