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和同學智勇法師等人來到南京接管華藏寺，試圖一展革新佛教的抱負。當時嫉恨者固然有之，但暗中歡喜者也為數不少，他們稱我們是一群有為的僧青年，我一聽此話，立刻告訴自己要做得像一個僧青年的榜樣。因此儘管舊勢力經常想要置吾等於死地，我們還是保持樂觀進取，為教犧牲在所不惜的態度，勇往直前，雖然革新一舉因時勢混亂功敗垂成，但這些體驗無形中長養了我的膽量與見識，使我日後得以臨危不亂，履險如夷。
一九四九年，我在台灣基隆下船，又輾轉來到中壢、新竹，後來在宜蘭雷音寺駐錫講經，為了想要做得像一個布教師的樣子，我開始思維如何以事顯理，以理說事；我時時揣摩音調的高低急緩、態度的祥和適中；我經常檢討自己的舉手投足、風度儀表是否慈悲莊重。如今我四處演講，可謂信手拈來，駕輕就熟，想來都要歸功於多年來的辛勤努力。
當稍有餘力時，我開始實踐早年培才安僧的心願，於一九六五年，在高雄建立壽山寺，並且開辦佛學院，未久，以學生日多，校捨不敷使用，又另覓大樹鄉一塊麻竹林地，創建佛光山，將佛學院遷址於此。我一人身兼住持、監工、院長、老師、師父等多重身份，為了將每一個角色扮演好，我可說是煞費苦心，尤其學生從萬丈紅塵來到清淨道場，必然會有很多身心上調適的問題。因此在推土挑石，運磚搬瓦之餘，我自擬教育手冊，制定教學方針暨生活規約；我責成教務處充實教材，聘請名師，帶動學生和老師交流；我要求輔導處以鼓勵代替責罰，以疏導代替禁止；而我自己也經常居中勸誘、協調，好讓大家都能在修道中有歡喜，在生活中有法樂。後來隨我出家的弟子迭有所增，凡是會讀書的，我讓他繼續深造；會辦事的，我讓他一展辦事長才；會教化的，我教導他如何弘法施教；會修持的，我製造機緣，讓他專心修持。看到徒眾們都能各得其所，安心辦道，可說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
隨著朝山團的成立，佛光山的名聲遠播，信徒香客日漸增多。經常一聽到弟子通報客人來訪，我馬上踏過崎嶇不平的山路，從工地快步走到客堂，如此一天數回，光是會客就已經汗流浹背，衣服來不及換，只有任它濕了又乾，乾了又濕。為了做得像一個稱職的住持兼知客，我利用走路的時間，腦海裡事先對每一個地方、每一個時段、每一個單元、每一個過程和環節都有一番通盤的計劃；到了見面的時候，我也多方揣摩來者的心理，順應他們的需要，期使大家都能有賓至如歸、滿載法喜的感受。
幾十年來，我未曾刻意學過布教、工程、知客、典座……但我都抱著做什麼要像什麼的態度邊做邊學，從錯誤中調整腳步，從眼耳見聞中吸取正確的方法。悠悠歲月，春去冬來，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越加豐盈自在。
四十年的尋覓，我總算與母親聯繫上消息。我不但為她在南京雨花台買了一棟精舍給她安居，並且請了四個老太太陪她聊天打牌。凡是對母親好的人，我多少都在物質上、金錢上給予回饋。後來，我請母親到日本、美國、香港、台灣等地，和徒眾們見面結緣，甚至在佛光山，我請她在信徒大會上講話，她對一萬多名信眾說：“我送給你們大家的禮物，就是我的兒子。”但在私底下，我每次向她晨昏定省時，她總是對我說：“你在台上面對千萬個人講話，但在台下要聽我一個人的話。”的確，直到她舍報往生，不管我年紀多大，我總得努力做得像個兒子。
近十年來，我云遊訪問世界各地弘法利生，為了要“做得更像一個擁抱世界的地球人”，我入境隨俗，每到一地，總是探問民情風俗，並且學習一些當地語言，走在路上，一聲“How are you”總能博得對方的友善微笑；站在台上，一句“こんにちは”往往獲得聽眾的歡喜鼓掌。
《金剛經》說，人要放下執著，去除四相。唯有無相，才能如虛空一般無所不相，達到真空生妙有的境地。古德亦云：“君子不器。”唯其不器，所以能隨緣任運，肩挑一切重任。
走訪世界各地，非佛教徒總喜歡問我如何能得到感應，我覺得做什麼像什麼就是一種感應。 《阿含經》裡記載：佛陀在忉利天講經三月，回到娑婆世界時，優填王造的紫檀佛像竟然自行離座，向前迎接佛陀，這是因為佛像是以虔誠心恭造得惟妙惟肖，像佛陀的樣子和精神，所以能有如此難得的感應。會演戲的人，無論是好人、壞人、忠臣、奸臣，都能扮演得入木三分，像儀銘、金超群演包公，都因為演得像，所以贏得觀眾熱烈的迴響，這不也是一種殊勝的感應嗎？有人說“人生如戲”，果真如此，我們也要隨著時空舞台的變換而做什麼像什麼，切勿因為自己的不盡責壞了一場戲的氣氛，讓自他懊惱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