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待遇的工作”蘊含了多少的樂趣！回想我一生做事，不但沒有周末、沒有假期、沒有暑寒假、沒有年節，也從來沒有要求過待遇。從前在大陸做小學校長的時候雖有待遇，但我沒有領過一毛錢薪水，因為我和師兄說：“校長的薪水，請您一半交給常住，一半交給我的母親。”
由於十年叢林教育養成我沒有用錢的習慣，所以有待遇也像沒有待遇一樣。記得我初到台灣在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時，發的錢不叫“薪水”、“待遇”，而叫“單銀”，每個月可以領到單銀五十元。但是我都將這筆錢拿來訂佛教雜誌或購買圖書送給學生閱讀。
後來在宜蘭念佛會服務幾十年當中，每月收到的三百元單銀，我用來添置弘法道具，率領青年到各處布教講演。當時蘇澳到瑞芳所有火車站的站長都皈投三寶座下，宜蘭鐵路局運務段段長張文炳居士認為我們對宜蘭佛教有貢獻，因此每次看到我們一行多人搭乘火車到各地佈教時，都不收車票錢。讓我得以將省下的車資做更多弘法利生的事情，至今想來，仍感念不已。布教之外，我將單銀餘款購買紀念品、卐字項鍊和青年朋友結緣。那時基督教盛行，掛十字項鍊者比比皆是，這些可愛的佛教青年們卻將我送他們的卐字項鍊掛在頸項上，露在衣領外面，穿梭在機關行號、市街大道上，引來許多注目的眼光。每次想到當時的情景，都不禁歡喜鼓舞，因為在那個佛教備受壓抑的社會裡，在那種民風保守的年代裡，他們這種大膽的行動是多麼勇敢的事情啊！
佛光山開山之初，每逢週末，台北等地都有許多人成群結隊朝山，在早課時皈依三寶，我的紅包收入也因此有所增加。我一向沒有接受待遇的習慣，所以就將紅包聚集起來，為大眾購買桌椅、拜墊。幾十年來，看到信徒上山，所用的桌椅、所拜的拜墊，無一不含藏了我誠摯的心意，偶爾在內心也會揚揚自得。
我經常應邀出外弘法，凡到各大專院校講學，我一概拒絕酬勞，但企業行號、公司工廠等地方，因為是生產單位，我恐怕不接受顯得太過矯情，所以收下來之後，就盤算如何用之於大眾。甚至於台灣公務人員集訓時，我是講師之一；成功嶺大專青年集訓時，我也是教授之一；在文化大學、東海大學，我也曾擔任教席，像這些常態性上課的鐘點費，我都集合起來購買圖書，供大家閱讀。現在佛光山別分院幾十個圖書館裡都有我購買的書籍，當青年們閱讀時，雖然不知道書裡面有我的心意，但我內心的歡喜，卻依然是無與倫比的。
我曾經擔任中佛會理監事數十年，也曾在台灣省佛教會各支會被選為理事長、常務理事多次，都沒有待遇；甚至我擔任常務顧問、評議委員，也都是無給職；我參加各處道場開光剪彩，都不收車馬費。雖然做了多少“沒有待遇的工作”，初時默默無聞，可是為我一生帶來多少善緣。
我和發心的人一樣，一生樂於做社會的義工。 “沒有待遇的工作”，我做得很歡喜，很自然，因為一直都認為服務大眾是自己的本分事，好像生活裡的呼吸一樣，沒有特別的感覺。
我不但自己不做有待遇的工作，甚至辦《今日佛教》、《人生》雜誌、《普門》雜誌、《覺世》旬刊的時候，還要自己義務為文撰稿，自己掏腰包購買郵票、車票、稿紙、信紙。我辦佛學院三十餘年，曾擔任無給職的校長、老師，不但不收學費，還供給學生吃住衣單，等等。雖然都是一些“沒有待遇的工作”，但當我看到多少社會人士得度，多少佛教青年成才，比什麼報償都來得更加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