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博士 梅爾文•摩爾斯
25年前，雷蒙德•穆迪先生的著作《死亡回憶》(LifeAfterLife)，讓世人對死亡的看法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從穆迪博士的研究中，我們得以提前了解人在死時會經曆些怎樣的情景———通道、白光、早年亡故的親友在“另一邊”等待。要知道在25年前，大多數人對瀕死體驗的了解還基本是零。而且，得益於穆迪博士的啟發，才誕生了第一批研究人類瀕死狀態的專家學者。維吉尼亞大學精神病學教授布魯斯•格雷森對穆迪先生的研究大加贊賞，認為他的研究成果“開創了一個全新的紀元”。
的確，現在的我們很難想象這本書出版之前，人們在這方面的知識是多么貧乏。
在《死亡回憶》出版之前，“瀕死體驗(near-deathexperience)”這個詞根本不存在。醫生將它稱為“拉薩路綜合症”，歸類為一種病理學現象。而病人更容易忽視這種體驗，認為是自己的精神暫時出現了問題，或者僅僅是由於大腦缺氧或藥物引起的幻覺。當穆迪博士認真聽取了那些跨越了生死鴻溝的瀕死體驗並公諸於眾後，整個世界報以一串“啊?”的驚疑，人們開始認識到當自己死去的時候會感覺到什么。盡管民意調查顯示高達5%的人曾經有過瀕死體驗，但人們還是羞於提及，惟恐被不了解內情的人嘲笑奚落。他們自身對這些經曆的合理性充滿懷疑。
《死亡回憶》的成功還在於它為20世紀的西方文化解決了兩個重要問題：(1)破除了社會上關於死亡與瀕死的種種荒誕言論;(2)將人類的精神屬性進一步系統化。穆迪博士的工作提醒了我們，人是一種相當依賴精神的生物，當人瀕死時，一道微弱的白光就可以讓死亡變得不那么可怕。人死的時候，整個一生都將被重新評價，這種評價完全不依賴於你是否腰纏萬貫，身份地位是否顯赫，而僅僅取決於在你一生裏與他人分享的愛。在一個教堂出席率和宗教活動日漸稀落的年代，《死亡回憶》重新引發了人們對精神層面的追求。
作為死亡和瀕死現象研究的先驅者，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對《死亡回憶》大加推崇。盡管數萬年來，人類一直將死亡當作生命中很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在上個世紀，我們對死亡的看法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死亡變得不自然、不幹淨，可以通過醫學手段處理。在19世紀，大部分人還是安詳地死在家中，但是，從20世紀中期開始，越來越多的人在醫院過世。醫學的發達使得各種治療手段都得以侵入人一生中最後的時光，無視垂死者的尊嚴，掌控了他或她的生命。即使在20世紀晚期，美國醫學協會依然申明沒有必要對瀕死的病人進行有損尊嚴的手術。
1965年，當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寫作《死亡與瀕死之刻》時，死亡仍然是一個忌諱的話題。由於真實的殘酷性，瀕死的病人常常被告以“善意的謊言”，醫生盡量讓病人有信心繼續接受治療。盡管如此，社會學家的記錄表明，大部分垂死的病人都知道自己來日無多。所謂善意的謊言，往往只是醫學界無力阻擋死亡腳步時最後一道隔離門。
庫伯勒•羅斯博士勇敢地與瀕死的病人交談，詢問他們的感受。在那家芝加哥醫院裏，這一行為不可避免地招致了醫生們普遍的敵對情緒。一個憤怒的護士直接叱問她，在她告訴病人只有幾個禮拜活頭時，是不是有惡作劇的快感。實際上，庫伯勒•羅斯博士發現那些病人已經知道自己身體不行了，反倒是社會上對瀕死之人的孤立態度讓他們更加受傷。雖然庫伯勒 •羅斯博士對瀕死時刻的研究非常深入，不過她的第一本書還只是停留在情感層面，包括拒絕交流、孤立、憤怒、斤斤計較、沮喪和寬容。但是，即使只是這些常識性的結論，都讓我們的社會大驚失色。如果瀕死的病人確實在死亡前有了某種感覺，那我們的醫療人員應該如何應對?該是挽救他的生命，還是讓他永遠安睡?在 60年代，美國社會正經曆一場劇烈的性革命和政治革命，但是死亡仍然是不受歡迎的話題，瀕死幻象和臨終感悟都被認為是禁忌話題。
20年過後，《死亡回憶》出版了。庫伯勒•羅斯博士強烈推薦了書中的一個“震撼性”的理論———瀕死之人可以預見死亡，甚至有時候欣然接受這種安排。10年之後，穆迪博士進一步論證了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死亡不僅僅是生命現象，同時也是精神形態的變化。他的這一領悟使世人對死亡的看法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繼《死亡回憶》之後，許多類似的書籍先後出版，其中包括《生命之前的生命》、《死亡時刻的生命》、《生命之中的生命》和我最愛的《死亡精靈》。《死亡回憶》之所以能成為一種風靡全球的時尚，是因為它為人類生命中最神秘的課題提供了很好的解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因為醫療技術的提高，使更多的人從生死邊緣覓得一線生機，正是他們帶來了第一手的材料。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臨床上已經可以成功地重新激活已停跳的心髒了。盡管在現代社會之前，就廣泛流傳著各種死而複生的故事，但是，真正從臨床死亡中複活的例子少之又少。現代的強心劑和快速救護車使以前所說的假死現象近乎絕跡。而穆迪博士敏銳地認識到，這些病人可以給我們提供瀕死三五分鍾的信息。
穆迪博士本人對第一、二代瀕死研究學學者的影響，絲毫不亞於這本書。1000年以前，《死亡回憶》這樣的書並不重要，因為大家都認同死亡是精神層面的。不過，到了1975年，推廣這種觀念就沒那么簡單了，你必須提供大量的證據，才能讓人相信那些是真實看到、聽到、感受到的，而不是大腦垂死前的幻覺。25年之後，幾乎所有這個領域的心理學家和醫學家都認同了瀕死體驗的真實性，認為它是死亡過程的一個自然階段。
第一代研究瀕死體驗的學者包括林肯•瑞博士(康涅狄格大學心理學教授)、布魯斯•格雷森博士(弗吉尼亞大學精神病學教授)、皮特•芬尼克(大英皇家精神病醫學院神經精神醫學專家)。他們通過嚴謹的科學研究得到了和穆迪博士同樣的結論，他們的研究成果和其他人付出的大量的研究工作都證明了瀕死體驗的真實性，而不是腦神經紊亂產生的幻象。
繼他們之後，第二代研究人員也迅速成長起來，我也有幸成為其中的一員。在西雅圖兒童醫院，我們對孩子們進行了大量臨床觀察和嚴格受控的臨床試驗。實驗結果是，瀕死體驗的確是死亡過程中真實存在的一個環節，而非由攝入藥物或者大腦缺氧引起的。這些孩子尚未完全接觸社會，他們甚至不害怕死亡，也不了解瀕死體驗到底是什么，但是，他們的的確確告訴了我們和《死亡回憶》中成年人提供的相同的故事。
國家戰爭研究中心的詹姆斯•維利瑞博士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例證，他的實驗可以讓一個人在受控環境下進入瀕死狀態。他發現，當飛行員進入一台巨大的離心機中並開始試驗後，那名飛行員將有可能進入瀕死狀態。當然，他的實驗本意只是研究高空中高速飛行時人體的反應。就這樣，穆迪博士———一名喬治亞州的精神病醫學家，維利瑞博士———美國空軍飛行員的醫護專家，還有我———來自西雅圖的兒科醫師，在三個不同的領域從事完全獨立的研究，卻得到了一致的結論。
當穆迪博士的書剛剛出版時，所謂的醫學專家對此不屑一顧，甚至大肆嘲笑，他們認為所謂瀕死體驗只是簡單的幻覺而已。25年之後，科學證明了穆迪博士是正確的，我所了解的所有相關主流學科都已得出了與穆迪博士相似的結論。在過去的7年裏，在瀕死體驗方面，有三種主要觀點，但無論是哪一種都與穆迪博士最初的發現不謀而合。先行者雷蒙德•穆迪、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從前所面對的懷疑和敵對的氣氛現在已經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主流科學期刊上發表的關於瀕死體驗的大量文章。所有用瀕死體驗作為畢業論文的主題，並成功拿到高等學位的後來者，都應該感謝穆迪博士奮力開創的局面———他們的數目已經達到數百名。在美國，超過一半的醫學院都已在課程中引入“精神死亡”的概念。
現在，不會再有人因為經曆過瀕死體驗而被認為是精神失常或者病態。《死亡回憶》認為瀕死體驗會給人帶來一定的正面影響，而不是相反。當你看到過生命離逝前那一道柔和的白光後，內心的憤怒與焦躁會得到很大的安撫。
國際瀕死研究學會(IANDS)自成立伊始，就致力於幫助有瀕死經曆的人們，記錄他們的體驗，並向整個社會宣傳，以破除以往一些錯誤的看法。IANDS對科學實驗更是大力支持。IANDS在美國境內有數百家分會，在世界其他國家也有百餘家分會，而正是雷蒙德•穆迪和《死亡回憶》促進了這一組織的創建。
作為那本曠世奇作的作者———雷蒙德•穆迪，並沒有因此駐足於已得到的殊榮，而是在過去的25年裏始終保持著先行者的姿態。他因為《死亡回憶》開始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但他此後在人類意識方面的研究同樣出色。他所進行的尖端研究比我們整整領先了25年，甚至更多。
在 1995年，他發明了一項技術，可以誘使實驗對象不必在瀕死狀態就進入瀕死體驗。他利用該項技術使得實驗對象可以與死去的親人和愛人取得聯系。當對古希臘最早的一些瀕死體驗進行研究時，穆迪博士發現古希臘醫師采用過一種叫做“沉思密室”的治療手段來進行治療。他反複推究之後，建立了一間現代的“沉思密室”，他將之稱作為“精神手術室”，並在上百次臨床試驗中得到成功應用。如今，在美國已經建立了數十家類似的“精神手術室”。後來，俄羅斯醫學家 IvanDmitriev也獨立地開發出“精神手術室”。
自從重新發現了“沉思密室”的新用途之後，穆迪博士就一直在尋求更多的途徑，以將瀕死體驗的力量引入我們的日常生活。有一次，他這樣問我：“為什么我們偏要等到臨死前的一刻才接受如此震撼的體驗呢?”
現在，他正致力於通過各種特殊的精神學技術來誘導瀕死體驗的出現，而非僅僅依賴於精神手術室。
從我個人的角度而言，我在瀕死研究上取得的所有進展都離不開穆迪博士的諄諄教導。我第一次遇到穆迪博士，是在華盛頓大學從事一項大腦研究的時候。起初，我只是對放射性元素和抗癌藥物對大腦的影響深感興趣，至於我發表的那篇關於兒童瀕死研究的論文，它的靈感僅僅來自於一次緊急救助的過程中，那並不是我的主業。
我們在西雅圖兒童醫院的研究小組曾經習慣於把對瀕死體驗的研究看作緊張、令人窒息的醫療工作中有趣的小插曲。以前我對這方面並沒有太大的興趣，那篇論文的發表也不過是為了在自己的簡曆上添加一條核心期刊的索引。我也曾經說過，這種體驗是“魔幻”的———它很有趣，但是終究無關緊要。
但是，我與穆迪博士的會面改變了一切。他首先看到了關於兒童瀕死研究的那篇論文，並要求與我見面。我們用了三整天的時間促膝而談，滔滔不絕地討論有關瀕死體驗的一切話題。我還清晰地記得，在討論期間，醫院打來電話，讓我去參與對一名重傷病人的急救。穆迪博士為了不放過任何討論的機會，毅然和我一同前往醫院，直到進入手術室的前一刻都沒有停止交談，回來的路上同樣如此。
他引導我用鑽研的眼光來看待瀕死體驗，探尋瀕死體驗對人類意識的啟示意義。雖是瀕死的大腦，卻有一定的意識，而且對周圍發生的事情有所知覺，同時還能夠和其他的精神存在交流，這對研究人類大腦的工作機理有深刻的暗示。他說我在瀕死體驗方面的研究將使得我以神經學家的身份獲得聲譽，而非現在從事的癌症研究。
約瑟夫•坎貝爾曾寫到，死亡的畫面是神話的開始。我們通過死亡感受到生命的意義，自從生命之初，我們就接受了死者的遺產，而直到生命消逝的那一刻，它還在那裏。人類的神話給每個人的生命賦予了意義，它幫助我們重新審視一些用平常的眼光無法看清的事情，比如死亡。
千百年來死亡和社會的傳統聯系，到了現代社會卻被割斷了。不過，即便是現代的葬禮也多少反映了這種割舍不斷的聯系，比如，最近一百年才出現的、用香油塗抹死者身體保持不朽的方法。我們的社會已經被人與人之間日漸淡薄的聯系以及貧乏的生活目的拖累良久。缺乏家庭感、絕望感、濫用毒品、酗酒、暴力行車和槍支泛濫，歸根結底都是源於精神智慧的缺乏。
雷蒙德•穆迪的《死亡回憶》一書用生與死的永恒智慧將我們重新連接在一起。我們並不是孤獨地來到世上、孤獨地死去;死亡遠遠比想象中的複雜。通過理解瀕死現象，我們把世界上一切關於生與死的睿智聯系了起來。雷蒙德•穆迪博士的《死亡回憶》喚醒了我們沉睡已久的靈魂，將我們重新連接在一起，並提供給我們一種理解自己生命的精神工具。這注定是一本不朽的著作。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