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列子》成書時代和著者的一個推測《列子》是一部偽書，自來學者少有異議。自唐柳宗元，宋高似孫、黃震、朱熹、葉大慶，明宋濂，清姚際恒、錢大昕、鈕樹玉、姚鼐、何治運、俞正燮、吳德旋、汪繼培，下至章炳麟、陳三立、梁啟超、顧實、馬敘倫、陳文波、馮友蘭、王德箴柳宗元，見《柳河東集》卷四，《辯列子》。高似孫，見《子略》，顧頡剛校，頁58。黃震，見《慈谿黃氏日抄》卷五十五，《讀諸子》：《列子》。朱熹，見《朱子全書》卷五十八。葉大慶，見《考古質疑》卷三(見《海山仙館叢書》)。宋濂，見《諸子辨》，顧頡剛標點，第三版，頁15～16。姚際恒，見《古今偽書考》，顧頡剛校點，頁 54～56。錢大昕，見《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釋氏輪回之說》。鈕樹玉，見《匪石先生文集》卷下，《列子跋》。姚鼐，見《惜抱軒文後集》卷二，《跋列子》(見《四部備要》)。何治運，見《何氏學》卷四，《書列子後》。俞正燮，見《癸巳存稿》卷十，《火浣布》說。吳德旋，見《初月樓文續鈔》，《辨列子》。汪繼培，見《列子張注》八卷，附《釋文》二卷，汪繼培序(見《湖海樓叢書》)。章炳麟，見《菿漢昌育》卷四。陳三立，見《東方雜志》第十四卷第9 號，《讀列子》。梁啟超、顧實，見霍世休《唐代傳奇文與印度故事》，《文學》中國文學研究專號頁1053注8。馬敘倫，見《國故》第1～3期，《列子偽書考》(又見《天馬山房叢書》)。陳文波，見《清華學報》第一卷第1期，《偽造列子者之一證》(又見《古史辨》第四冊)。馮友蘭，見《中國哲學史》下冊，頁 619。王德箴，見《先秦學術思想史》頁51。，有的認為《列子》本有其書，只是經過了後人的增竄;有的認為全書都是偽造的。懷疑的程度雖然不同，但大家都認為《列子》是一部偽書。只有很少數的人讀到《列子》而沒有懷疑，像梁劉勰，宋洪邁，元劉塤，明王世貞，清褚人獲劉勰，見《文心雕龍》卷四，《諸子》。洪邁，見《容齋續筆》卷十二，《列子書事》。劉塤，見《隱居通議》卷十九，《列子精語》。王世貞，見《讀列子》。褚人獲，見《堅瓠續集》卷四。等。另外還有兩家，雖然也承認《列子》不是出於列禦寇之手，但大體上卻是替《列子》辯護的：一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十八子部道家類;一是日本學者武內義雄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中，《列子冤詞》。。可惜這些替《列子》辯護的學者們的意見都太空虛，不能讓人心服。
替《列子》辯護既然難成立，我們回頭再看懷疑《列子》的學者的意見。統觀這些學者，我覺得他們每個人都舉出了很堅實可靠的證據，但他們卻只證明了一點，就是：《列子》是一部偽書。至於這部書究竟偽到什么程度，換句話說，就是：這部書究竟是在哪一年著成的?著者究竟是誰?雖然他們有的也多少說到過，但我總覺得理由都太空洞，或者只是想像之辭。錢大昕說：“恐即晉人依托。”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說，釋氏輪回之說出於《列子》，非常可笑。姚鼐以為《列子》裏面有漢魏以後人的附益，也許張湛就有所矯入。何治運舉出了許多證據，說《列子》出於《爾雅》、《易緯》，在佛法入中國和兩漢“聖學昌明”之後，沒有確定說什么時候馬敘倫《列子偽書考》說： “何治運以為出郭璞後人所為。”不知何據。。俞正燮說：
“《列子》晉人王浮葛洪以後書也，以《仲尼篇》言聖者，《湯問篇》言火浣布知之。”
這理由似乎不大充足。《仲尼篇》言聖者，最多只能證明《列子》出於佛法入中國之後;《湯問篇》言火浣布也只能證明《列子》出於火浣布輸入以後，都不能證明《列子》是王浮葛洪以後的書。大概王浮葛洪都是制造偽書的專家，所以俞正燮就想到他們身上去了。章炳麟先說《列子》作於佛法初興之世，後來又說：
“《列子》書漢人無引者。王何嵇阮下及樂廣，清談玄義，散在篇籍，亦無有引《列子》者。觀張湛序，殆其所自造。湛謂與佛經相參，實則有取於佛經爾。”
他說《列子》可能是張湛偽造的，實在是一個大膽的假設，發前人所未發;但可惜並沒能舉出具體的證據，只是一個揣測而已梁啟超、顧實，霍世休也有同樣的揣測。見霍世休《唐代傳奇文與印度故事》二。霍氏說，他曾著《〈列子•湯問篇〉質疑》一文，不知寫成了沒有。。陳三立以為季漢魏晉之士，看了佛典以後，就楊朱之徒所依托的，增竄而成《列子》。馬敘倫舉了二十事證明《列子》是偽書，連劉向的《敘錄》也是偽造的。他的結論是：
“魏晉以來，好事之徒，聚斂《管子》、《晏子》、《論語》、《山海經》、《墨子》、《莊子》、《屍佼》、《韓非》、《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說苑》、《新序》、《新論》之言，附益晚說，成此八篇，假為向敘以見重。”
他最後說：
“夫輔嗣為《易》注多取諸老莊，而此書亦出王氏，豈弼之徒所為與?”
陳文波在他的論文《偽造列子者之一證》裏舉出了幾個前人沒有注意到的證據，他先說《列子》“頗似魏晉時之出產品”，又說“晉人或有見於《莊子》之寓言，於是雜湊群書，以成《列子》”。以上這些說法都太籠統。
我們上面談到，學者們對於《列子》成書年代的意見既然都未免有點空泛，那么我們是不是還有辦法把這部書著成的年代更精密的確定一下呢?我覺得我們還有辦法，而且辦法也許還不止一個。我現在只根據中譯的佛典來試一試。
張湛在《列子序》裏說：
“然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
章炳麟已經懷疑到，並不是《列子》與佛經相參，而是《列子》鈔佛經。我也有同樣的感覺，我覺得張湛在這序裏不打自招的說出了《列子》一部分取材的來源。關於《列子》與佛典的關系，以前有許多學者談到過。高似孫說：
“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固(故)有及於佛，而世猶疑之。”黃震、沈濂(《懷小編》卷三，“西方之人”)、王世貞、顧頡剛都懷疑“西方之人”不是指的佛。
朱熹說：
“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及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尚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眾，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雲。”
葉石林說：
“《列子》《天瑞》《黃帝》兩篇皆其至理之極盡言之而不隱，故與佛書直相表裏。”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一，《經籍考》三十八，子，道家引葉氏語。
王應麟說：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已聞於中國矣。”《困學紀聞》卷十。
明宋濂舉出許多《列子》與佛典相合的例子。清何治運以為《周穆王篇》的西極化人和《仲尼篇》的西方聖人就是指的佛，龔自珍《定庵文集補編》卷二，撮錄《列子》。和楊文會《沖虛經發隱》。也有同樣的意見。章炳麟和陳三立都指出《列子》與佛典的關系。馬敘倫說的尤其詳盡。他先指出西方之入就是佛，最後又說：
“又如《天瑞篇》言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周穆王篇》言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湯問篇》言其山高下周旋三萬裏，其頂平處九千裏，山之中間相去七萬裏，以為鄰居焉。其上台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 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之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此並取資於浮屠之書，尤其較著者也。”
這些意見有的很中肯;但類似上面舉出的這些記載散見佛典，我們雖然可以說，《列子》剽掠了佛典，我們卻不能確切的指出剽掠的究竟是哪一部，因而也就不能根據上面這些證據推測出《列子》成書的年代。反過來說，倘若我們能夠在《列子》裏找出與佛典相當的一段，而且能夠指出鈔襲的來源，我們也就能夠推測《列子》成書的時代。這種例子，在《列子》裏並不是沒有，下面我就舉出一個來。
《列子•湯問篇》第五有這樣一段：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侖，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俱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禦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發，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複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厘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在西晉竺法護譯的《生經》(Ja-taka nida-na)卷第三《佛說國王五人經》第二十四裏有一個相同的故事：
“時第二工巧者轉行至他國。應時國王喜諸技術。即以材木作機關木人，形貌端正，生人無異，衣服顏色，黠慧無比，能工歌舞，舉動如人。辭言：‘我子生若幹年，國中恭敬，多所饋遺。’國王聞之，命使作技。王及夫人，升閣而觀。作伎歌舞，若幹方便。跪拜進止，勝於生人。王及夫人，歡喜無量。便角(宋元明本作眨)眼，色視夫人。王遙見之，心懷忿怒。促敕侍者，斬其頭來：‘何以眼，視吾夫人?’謂有惡意，色視不疑。其父啼泣，淚出五(宋元明本作數)行。長跪請命：‘吾有一子，皆重愛之。坐起進退，以解憂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殺者，我共當死。唯以加哀，原其罪亹。’時王恚甚，不肯聽之。複白王言：‘若不活者，願自手殺，勿使餘人。’王便可之。則拔一肩榍，機關解落，碎散在地。王乃驚愕：‘吾身雲何嗔於材木?此人工巧，天下無雙，作此機關，三百六十節，勝於生人。’ 即以賞賜億萬兩金。即持金出，與諸兄弟，令飲食之，以偈頌曰：
觀此工巧者多所而成就
機關為木人過逾於生者
歌舞現伎樂令尊者歡喜
得賞若幹金誰為最第一 卷3，頁88，上，左起第13行至中，右起第11行。E.Chavannes法譯文見 CinqCentsContesetApologues，TomeIII.p.166～175。季羨林德譯文見 ZeitschriftderDeutschenMorgenl ndischenGesellschaftH.2，1943。
我們比較這兩個故事，內容幾乎完全相同。甚至在極細微的地方都可以看出兩者間密切的關系，譬如《列子》裏說：“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生經》裏就說： “便角眼，色視夫人。”但這兩個故事間的關系究竟應該怎樣去解釋呢?看了這兩個故事這樣相似，我想無論誰也不會相信這兩個故事是各不相謀的獨立產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個鈔襲的另外一個。現在我們就看，究竟哪一個是鈔襲者。
首先我們要追究，這個故事的老家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是印度呢?還是中國?在中文譯本裏，整個故事叫做《國王五人經》，這個機關木人的故事只是其中一部分。《國王五人經》講的是五個王子的故事：第一個智慧(Prajn～a- vanta)，第二個工巧(S′ilpavanta)，第三個端正(Ru-pavanta)，第四個精進(Viryavanta)，第五個福德(Pun•yavanta)。每個王子各有所長，正如他的名字所表示的。每個王子都找到機會顯他的本領，結果還是福德王子占了第一。這五個王子顯本領就用五個故事來敘述，我們上面鈔的機關木人的故事是屬於第二個工巧王子的。這五個小故事合起來成了一個大故事，就是《國王五人經》。這個大故事在印度很流行。除了《國王五人經》以外，保存在中文《大藏經》裏的還有《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
(Buddhabha-s•itapun•yabala-vada-na，《大正大藏經》第173號，南條文雄《目錄》第953號)。在用混合方言寫成的 Maha-vastu裏也有這個故事(ed.Senart第三本頁33～41)。不但在印度，在中亞也可以找到這故事，譬如在吐火羅文A方言(焉耆文)的殘卷裏就可以找到(SiegundSiegling，TocharischeSprachreste，I.Band，BerlinundLeipzig1921，pp.1～14)。有一點我在這裏先要聲明：整個大故事的內容和結構雖然差不多都一樣，但每個王子的故事有時候卻多少有點差別。屬於第二個工巧王子的機關木人的故事，我一直到現在除了在《生經》《國王五人經》裏找到以外，在別的地方還沒有發現類似的故事。但這個小故事既然嵌在那個大故事裏面，所以我相信，它的老家也一定就是印度關於機關木人的傳說清參閱C.H.Tawney和N.M.Penzer，TheOceanof.Storyvol.III，p.56ff.。。
我們上面已經說到，《列子》與《生經》裏機關木人的故事絕不會是各不相謀的獨立產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個鈔襲的另外一個。現在我們既然確定了印度是這個故事的老家，那么，《列子》鈔襲佛典恐怕也就沒有什么疑問了。
我們現在再看，在中文《大藏經》裏除了竺法護的譯文以外，是不是還可以找到別的與《生經》機關木人的故事相類似的故事。倘若有的話，《列子》也許並不是鈔襲竺法護。但據我淺見所及，在竺法護以前並沒有任何相同或相似的譯文。所以我們現在還可以再進一步說，《列子》裏這個故事不但是從佛典裏鈔來的，而且來源就正是竺法護譯的《生經》。
這一點弄清楚，我們再來看竺法護的譯本。在所有古代的經錄裏面，竺法護譯的《生經》都有著錄。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第二：
《生經》五卷或四卷 卷55，頁7中。
隋法經《眾經目錄》卷第三：
《生經》五卷 卷55，頁128上。
隋彥悰《眾經目錄》卷第一：
《生經》五卷或四卷 卷55，頁154上。
唐靜泰《眾經目錄》卷第一：
《生經》五卷或四卷一百七紙 卷55，頁186下。
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卷第二：
《生經》五卷太康六年正月十九日譯，或四卷見《聶道真錄》 卷55，頁233上。。
從上面的著錄來看，譯者毫無問題。至於譯出的時間據道宣《大唐內典錄》是太康六年，相當於公元285年。我們也沒有理由懷疑這個記載。
寫到這裏，我覺得我們對《列子》成書的時代可以作一個比較確切的推測了：《列子》既然鈔襲了太康六年譯出的《生經》，這部書的纂成一定不會早於太康六年(公元285年)。陳文波曾指出《列子》鈔《靈樞經》。《靈樞經》據說是鈔自皇甫謐所集的《內經倉公篇》。陳文波就認為《靈樞經》之出世當在皇甫謐時。據《晉書》五十一《皇甫謐傳》，皇甫謐死在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所以，就我們現在所發現的材料來說，《列子》鈔的最晚的一部書就是《生經》。
關於《列子》注者張湛的身世，我們知道的極少。唐殷敬順《列子釋文》也只說：
“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真經》。”
《晉書》又沒有傳，生卒年月不詳。我們唯一可根據的就是他的《列子序》。我現在鈔一段：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並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齎其祖玄父鹹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複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
這序裏面提到的人名，在正史裏面大半都可以找得到。傅穎根就是傅敷，《晉書》卷四十七《傅玄傳》附有他的傳，說他：
“永嘉之亂，避地會稽。”
與張湛序相合。又據《三國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傳》：
“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三國志•魏志》卷二十八《鍾會傳》附《王弼傳》裴注：
“《博物記》曰：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仆射。子宏，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
《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誅粲二子，以業嗣粲。”
也與張湛序相合。以上兩件事都證明他的序與史實相符。但我們卻不能因為他說到的幾件事都可靠，就認為序裏所有的話全可信。關於鈔錄《列子》一段，我覺得就絕不可信。張湛的序要我們相信，《列子》這部書是他祖父在永嘉之亂逃難時鈔錄下來的，原本當然更早。永嘉之亂大概是指的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晉懷帝的被虜。我們上面已經說到，《列子》的成書不會早於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永嘉五年上距太康六年只有二十六年。我們絕對不能相信，在《生經》譯出後短短二十幾年內，在當時書籍傳播困難的情況下，竟然有人從裏面鈔出了一段湊成一部《列子》。而且據張湛的暗示，這書藏在王家不知已經藏了多少年，這更是絕不可能的。我以為，這都是張湛在搗鬼。但他為什么這樣做呢?最合理的推測就是，《列子》本文完全是張湛偽造的。為了滅跡起見。他寫了這篇序，以史實為根據，加入一段童話般的故事，目的在惑亂讀者。
歸納起上面所說的來看，我們可以立一個假設：《列子》這部書是徹頭徹尾一部偽書這並不是一個新意見，參閱本書第220頁注④。但真正找到確鑿的證據恐怕還是第一次。，劉向的《敘錄》僧徒也有偽造劉向文的，參閱俞正燮《癸巳類稿》，《僧徒偽造劉向文考》。，《列子》本文，《列子序》和《列子》注都出於張湛一人之手，都是他一個人包辦的。我希望將來能夠找到更多的材料證成這一個假設《民彝》雜志第一卷第3期有一篇文章《讀〈列子•湯問篇〉》，我還沒能看到。。
附記：此文初稿曾送湯用彤先生審閱，湯先生供給了我很多寶貴的意見，同時又因為發現了點新材料，所以就從頭改作了一遍。在搜尋參考書方面，有幾個地方極得王利器先生之助，謹記於此，以志心感。
二月五日羨林記於北京大學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