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確是一個“大題”，但我卻只能“小做”。佛教對宋代理學有很大的影響，這幾乎已經成了一個公認的事實，現在沒有哪一個哲學史家會再否認了。但一般人注意到的差不多全是思想方面的影響。馮芝生(友蘭)先生在他的《中國哲學史》下冊第十二章(頁800～)裏討論韓愈和李翱的思想，結論說：
由上所言，則宋明道學之基礎及輪廓在唐代已由韓愈李翱確定矣;而李之所貢獻尤較韓為大，其學說所受佛學之影響尤為顯然。
謝無量《中國哲學史》第三編上頁1也說：
宋之大儒，多與禪門往還，其討論性命之說，故宜有相契發者;唯於人事倫理，所持各異耳。
都說的是宋代理學在思想方面受了佛學的影響。蔣維喬、楊大膺《中國哲學史綱要》卷下頁4說：
自來學者都說宋明理學和佛學的深切關系在乎根本思想，我們則認為只在乎方法。由方法的相同，所以外表上彼此有些類似;其實兩家的思想雖有一二相通的地方，而根本上，一是世間法，二是出世間法，實在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不明白，他所謂“方法”究竟是指的什么。此外中外學者討論佛教和理學的關系的還非常多，幾乎都是從大處著眼，研究兩家思想方面的關系。我在這裏不能一一列舉了。
在這篇小文裏，我不能，而且也不敢，討論思想方面的大問題。我只想指出一件過去似乎還沒有人注意到過的小事情，讓大家注意。中國理學家除了討論哲學問題以外，多半還都用一番實踐的工夫，克治私欲就是這實踐的工夫之一。清尹銘綬《學規舉隅》卷上入德之方在叫做“克治”的一段裏引朱子的話說：
朱子曰：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來隨不複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個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
我不知道這方法究竟有多少人實行，只記得在別的書裏也看到過實行這方法的理學家，可見實行這方法的人不在少數。我們初看這方法，恐怕沒有人會想到這不是“國貨”，我最初也以為，只有中國，而且只有中國的理學家，才能發明這一個滑稽而笨拙的“死法”。但我後來竟然在中譯《大藏經》裏找到它的來源。《賢愚經》卷第十三，(六七)優波毱提品第六十講到一個故事，說阿難的弟子耶貰，奉持佛法。他聽說某一個居士生了一個孩子，於是他就去向居士索要，“欲使為道”。居士不肯。後來他又生了一個孩子，仍然不肯讓他當和尚。
此耶貰是阿羅漢，三明具足，能知人根。觀此二兒，與道無緣，亦自息意，不殷勤求。時彼居士複更生男，顏貌端妙，形相殊特。時耶貰複往從索。其父報曰：“兒今猶小，未能奉事，又複家貧，無以餉送。且欲停之，須大當與。”年漸長大，才器益盛。父付財物，居肆販賣。時耶貰往到其邊，而為說法，教使系念。以白黑石子，用當籌算。善念下白，惡念下黑。優波毱提奉受其教，善惡之念，輒投石子。初黑偏多，白者甚少。漸漸修習，白黑正等。系念不止，更無黑石，純有白者。善念已盛，逮得初果。( 4，442b)
這個“系念”的方法，同宋代理學家所用的那個方法，除了黑白豆子和黑白石子一點區別外，完全一樣。倘若宋代理學家根本沒同佛經接觸過的話，我們或者還能說，這是偶合;但事實上他們卻同佛經的關系非常深切，所以我們只能說，這是有意的假借。這個貌似地道中國貨的方法原來也是跟佛教從印度傳過來的。從這個小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來，宋代理學不但在大的思想方面受了佛教的影響，連許多人們平常不注意的末節也居然受到佛教的影響了。
194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