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談到的那種社會經濟和政治情況必然會反映到思想領域中來。
梨俱吠陀時代(公元前第二千紀中葉)，雅利安人是樂觀的，總是向前看的。當時他們侵入印度為時不久，經常同本地居民戰鬥。在許多頌神的歌中，他們呼籲神靈協助，祈求勝利。他們並不怕死，認為戰死可以升天。後來的閻羅王已經有了，但是他的王國並不陰森可怕，裏面充滿了永恒的幸福。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東進的過程中，他們遇到的困難，自然的和人為的，越來越多了起來。那種天真粗獷的樂觀情緒逐漸染上了一些悲觀的色彩，但是基本調子仍然是樂觀的。
代表這種思想的是婆羅門。
與此同時，還有另外一種人代表另外一種思想。這就是婆羅門教、佛教以及當時其他教派所謂的沙門。
沙門是什么樣的人呢?在《梨俱吠陀》的一首詩中，曾描繪了一種叫做“牟尼”的人，蓄長發，著髒衣，外衣是褐色的，飛行空中，喝飲毒汁。顯然，對吠陀時代的雅利安人來說，這樣的人是十分陌生的，他們同婆羅門是完全不一樣的。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這是土著居民的宗教的代表，也就是行苦行的所謂沙門。
在佛典裏，經常是沙門、婆羅門並提。希臘人梅伽斯提尼斯記述他在公元前第3、4世紀在印度親身經曆的時候，談到印度有兩種哲學家，一種叫婆羅門，一種叫沙門。沙門不住在城中，甚至也不住在屋中，穿樹皮衣，吃橡子，用手捧水喝，不結婚，不生子，行苦行，枯坐終日不動。根據我們目前能夠得到的資料來看，這些描繪是忠實的。
這些沙門的哲學思想和宗教信仰是同婆羅門不一樣的。他們根本不相信婆羅門相信的那一些吠陀裏面的大神。他們相信輪回轉生，作為輪回轉生說基礎的業說是他們宗教信仰的核心。所謂業說就是，今生所作所為的好壞決定來世轉生的好壞。無論做好事做壞事，有因必有果，反正總是要轉生的。可是他們又厭惡生，不想再轉生。於是就想盡了種種辦法，希望能跳出輪回。他們認為，苦行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
顯而易見，所有這一切想法的基礎是悲觀主義。有這種主義的人決不會是征服者、勝利者、日子過得很舒服的人，而是被征服者、失敗者、日子過得很不舒服的印度原來的居民。他們處在雅利安人的奴役下，生活只給他們帶來痛苦。因此，他們不但對今生沒有任何興趣，而且也不希望有什么來世。有的人就想用苦行來幫助自己跳出輪回。而苦行主義本身也說明了被壓迫者被奴役者那種得不到任何人世間享樂的無可奈何的心情。
沙門所代表的思想正是這些被征服了的原始居民的思想。婆羅門思想與沙門思想是根本對立的。婆羅門主張膜拜神靈，祭祀祈福，而沙門則不供養什么神靈，主張業(行為)可以決定禍福，人們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他們甚至主張，連神仙也受業的支配。這簡直是挖婆羅門的牆腳。這可以說是政治經濟方面的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反映。
但是，到了公元前第7、8世紀奧義書興起的時候，在正統的婆羅門教的經典中逐漸出現了輪回業報這樣帶悲觀主義色彩的學說(可能在梵書中已有萌芽)。在婆羅門六派哲學中，數論和瑜伽的主要學說基本上同沙門是一致的。據婆羅門經典的記載，在雅利安人中首先宣傳這種新學說的是刹帝利，而不是婆羅門。奧義書中屢次提到，輪回業報說是秘密學說，是刹帝利所專有而婆羅門所未聞的。這情況一方面說明了婆羅門和刹帝利在思想領域內的鬥爭;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從現在開始婆羅門的哲學思想和宗教信仰逐漸接受一些本地居民的東西，吠陀思想與非吠陀思想開始彙流了。
比奧義書稍後一點，到了公元前第5、6世紀，也就是佛教興起的時候，印度思想界呈現出空前的活躍。根據耆那教經典的記載，當時有三百六十三個哲學派別，其中六十二派屬於佛教。佛教經典《長阿含經》、《梵動經》列舉六十二見(學說)。佛教還經常談到外道六師。可見當時學派之繁多，爭鳴之劇烈。但是，歸納起來，總超不出上面談到的那兩大系統：婆羅門和沙門。屬於婆羅門系統的各學派主張梵我一體，宣揚祭祀祈福;屬於沙門系統的各學派則主張輪回業報，宣揚苦行解脫，認為一切存在都是苦難。如果從地區上來看，前者流行於西方雅利安人聚居和統治的地方，後者流行於東方婆羅門文化圈外印度原始居民聚居的地方。這種情況是從《梨俱吠陀》以來逐漸發展演變的結果。
在這時候，屬於沙門系統的各學派竭力宣傳“非殺”。這顯然是代表原始居民的農民的利益的，是與婆羅門殺牲祭神、雅利安遊牧人民殺牲為生針鋒相對的。
佛教興起時思想界情況大體就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