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題】
佛入涅磐麥積山石窟第133窟第10號造像碑(局部)
大唐西域記唐代玄奘撰“上面我們講了《大唐西域記》幫助我們解決了許多曆史上的疑難問題。比如關於印度當時的政治、經濟情況，關於重大的曆史事件，關於宗教力量的對比，關於佛教的幾次結集，關於大、小乘力量的對比，關於小乘部派的分布情況等等。”此卷為唐寫本，發現於甘肅省敦煌莫高窟，是迄今最早的版本，共有三部殘卷，分別存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和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第十三題關於《大唐西域記》佛教十五題
最後我再談一談有關《大唐西域記》的一些問題。
要想正確評價這樣一部書，我覺得，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要把它放在一定的曆史背景下來考察研究;第二，有比較才能有鑒別，要把它同其他同類的書籍來比較一下;第三，要看它幫助我們解決了多少問題，又提出了多少值得探索的新問題;第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要看它在實踐上究竟有多大用處。
先談第一點。
中華民族不但是一個酷愛曆史的民族，而且也是一個酷愛地理的民族。在曆史方面，除了幾乎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正史以外，還有多得不可勝數的各種“史”。盡管這裏面也難免有些歪曲事實的地方，有些迷信或幻想的成分，但是總的說來，是比較翔實可靠的，實事求是的。這充分顯示了我們民族的特點。在地理方面，我們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有了地理著作，比如《禹貢》、《山海經》、《穆天子傳》之類。這些書盡管不像它們自己聲稱的那樣古老，但總之是很古老的。我們也很早就有了關於外國的地理書，而且有的還附有地圖。到了南北朝時代和以後的時代，由於中外交通頻繁起來了，各種地理書風起雲湧。南齊陸澄曾經把《山海經》以下160家的地理著作，按照地區編成《地理書》149卷，梁任昉又增加84家，編成《地記》252卷。中央政府設有專門機構，了解外國的情況。《唐六典》兵部有職方郎中員外郎，專管天下地圖，包括外國的在內。還有鴻臚，專門招待外國客人，順便詢問外國的情況見《唐六典》卷五《兵部》：“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邇，及四夷之歸化者。凡地圖委州府，三年一造，與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鴻臚訊其本人本國山川風土為圖以奏焉。”。有時候，打了勝仗以後，也派人到外國去調查風俗物產，寫成書，畫上圖，進奉皇帝《唐會要》卷七十三《安西都護府》注：“西域既平，遣使分往康國及吐火羅國，訪其風俗物產，及古今廢置，盡(畫)圖以進。因令史官撰《西域圖志》六十卷。”。甚至有了地形模型。
在唐代，在玄奘以後的相當長的時間內，地理書籍特別繁多，這同當時的政治、經濟情況和文化交流、宗教活動是分不開的。《十道圖》有很多種類。大曆時賈耽著有《隴右山南圖》，貞元十七年又撰《海內華夷圖》，《古今郡國道縣四夷述》40卷。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談到宗教活動對地理學發展的影響，主要指的是佛教。古時候，交通異常困難，除了使臣和商人之外，大概很少有人願意或敢於出國的。獨有和尚懷著一腔宗教熱誠， “輕萬死以涉蔥河，重一言而之柰苑”。他們敢於冒險，敢於出國。從漢代起，中印的僧人就互相往來，傳播佛教。他們傳播的不僅僅是宗教。正如人們所熟知的，中印兩國的文化也隨著宗教的傳播而傳播開來。在長達六七百年的時間內，出國活動的人以和尚為最多。而且中國和尚還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的特點：他們喜愛曆史，也喜愛地理。他們實事求是，很少浮誇。他們寫了不少的書，比如：
晉法顯《佛國記》，今存。
釋道安《西域志》，今佚。見王庸《中國地理學史》。
支僧載《外國事》，今佚。
智猛《遊行外國傳》，今佚。
釋曇景(勇)《外國傳》，今佚。
竺法維《佛國記》，今佚。
釋法盛《曆國傳》，今佚。
竺枝《扶南記》，今佚。均見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1957年，三聯書店版。
惠生《惠生行傳》(見《洛陽伽藍記》)。
這些書無論如何，總可以說是中國佛教僧侶對中外文化交流曆史的一個重大貢獻。
到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佛教僧侶不但對中國地理學的貢獻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對印度地理學的貢獻也是非常巨大的。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這一部書確實是空前的。這一部傑作之所以能夠產生，除了玄奘本人的天才與努力之外，還有其客觀的需要。由於隋末的統治者濫用民力，對外討伐，對內鎮壓起義軍，殺人盈野，國力虛耗，突厥人乘機而起，不但威脅了隋代的統治基礎，而且連新興起的唐高祖李淵也不得不暫時向突厥低頭稱臣。唐高祖和太宗都深以為恥，必欲雪之而後快。想要進攻突厥或西域其他威脅唐王室的民族，必須了解地理情況，唐太宗之所以一見面即敦促玄奘寫書，其原因就在這裏。玄奘是一個有政治頭腦的和尚，決不會辜負太宗的希望，《大唐西域記》於是就產生了。太宗拒絕經題，但是對於這一部書卻非凡珍惜，他對玄奘說：“又雲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可見他的心情之迫切了。
現在再談第二點。
首先同中國類似的書相比。中國古代關於印度的記載，在漢以前的古書中，可能已經有了。但是神話傳說很多，除了知道我們兩國從遠古起就有了交往以外，具體的事情所知不多。從漢代起數量就多了起來。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兩國間直接的交通日益頻繁，對彼此了解情況，大有幫助。到印度去的僧人寫了不少的書，上面已經列舉了一些。但是所有這些書同《大唐西域記》比較起來，無論是從量的方面比，還是從質的方面比，都如小巫見大巫，不能望其項背。像《大唐西域記》內容這樣豐富，記載的國家這樣多，記載得又這樣翔實，連玄奘以後很長的時間內，也沒有一本書能夠比得上的。因此，從中國方面來說，《大唐西域記》確實算是一個高峰。
其他外國人寫的有關印度的書怎樣呢?
印度民族是一個偉大的非常有智慧的民族，在古代曾創造出燦爛的文化，哲學、自然科學都有很高的造詣，對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印度民族性格中卻有一個特點：不大重視曆史的記述，對時間和空間這兩方面都難免有幻想過多、誇張過甚的傾向，因此馬克思才有“印度沒有曆史”之歎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頁。他的原話是：“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曆史，至少是沒有為人所知的曆史。”。現在要想認真研究印度曆史，特別是古代史，就必須依靠外國人的記載。從古代一直到中世，到過印度的外國人非常多，沒有親身到過但有興趣的也不少。他們留下了很多的記載。這些記載對研究印度曆史來說，都成了稀世之寶。首先必須提出的是古代希臘人的著述。在這方面最早的是一個叫Skylax的人的記錄。傳說他於公元前547年左右泛舟印度河。他的著作已經佚失。其次是克特西亞斯(Ctesias)，他的著作主要是一些寓言。再就是所謂“曆史之父”的希羅多德(Herodotus公元前5世紀，有人說是公元前484～前406年)的記述。可惜他的資料不是根據親身經曆，而是來自波斯人的傳聞，因此多不可靠。最重要的是亞曆山大入侵時或以後的希臘人的著作，這些人親自到過印度。記述亞曆山大入侵的有希臘作家，也有羅馬作家，比如：阿裏安(Arrian，約公元96～180年)的《亞曆山大遠征記》中文有李活譯本，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四卷;CurtiusRufusQuintus(約公元 41～54年)的DeRebusGestisAlexandriMagni，第五卷;DiodorusSiculus(公元前1世紀後半葉)的 BibliothecoHistorica第十七卷;Justin(公元2世紀)的EpitomaHistoriarumPh ppicarum第十二卷;普魯塔克(Plutarch約公元46～120年)的《希臘羅馬名人傳》;無名氏的《亞曆山大大帝的曆程》等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麥伽塞因斯 (Megasthenes)。他曾到孔雀王朝朝廷上當過大使，在華氏城住過幾年(約元公前303～前292年)，親眼見過印度，所記當然翔實。但他那名叫《印度記》(Indika)的書已佚，僅見於其他書籍中，例如：1 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3～公元19年)的著作《地理學》(《Geographica》共17卷)，取材龐雜。2 底奧多魯斯(Diodorus，公元前1世紀，生活在亞曆山大城和羅馬)的《曆史書庫》(《HistorischeBibliothek》原書40卷，現存1至5卷，11至20卷)。3 阿裏安(Arrian)的《亞曆山大遠征記》等等。一鱗半爪，難窺全豹。在地理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阿裏安的《印度記》(Indica)，斯特拉波 Pliny和Ptolemy的地理書。更重要更確切的地理書是PeriplusMaisErythraei，時間約在公元1世紀，著者是一個住在埃及的希臘人，他曾航海至印度海岸。這些都是在玄奘之前的。晚於玄奘的還有不少，比如馬可波羅《遊記》有馮承鈞譯本《馬可波羅行紀》，1937年，商務印書館。，伊本•白圖泰(Ibn Batuta)的《遊記》馬金鵬已譯為漢文，正准備出版。。這都是人所熟知的。還有貝魯尼。貝魯尼全名是Abu r RaihanMohammedibnAchmedal Beruni，是伊斯蘭教最偉大的學者之一。生於花拉子模(Choresm)，死於伽色(Ghasni阿富汗)。生活時間從公元973年到1050年以後。自公元1018年起作為天文學家生活在SultanMachmudvonGhazni和他的繼承人的朝廷上。他精通地理、天文、數學、年代學、礦物學、宗教學、史學等等。他的著作非常多。其中關於印度的有《印度》，英譯書名是AlberunisIndia，譯者是薩豪(E C.Sachau)。還有《古代民族編年史》，英譯書名是TheChronologyofAncientNations，1879，譯者也是薩豪。其他天文著作有《占星學引論》(TheBookofInstructionintheElementsoftheArtofAstrology，1934)，英譯者是萊特(R R Wright)。貝魯尼有關印度的著作，不像以上兩種那樣著名。實際上價值決不下於以上兩種，現已引起歐洲和全世界各國學者的注意。
比較更晚一點的還有：托馬斯•羅歐(ThomasRoe)的著作。他是英國國王詹謨斯一世派往印度莫臥兒皇帝紮亨吉朝廷上的大使，寫了一部書，叫做：《托馬斯•羅歐爵士使印度記1615～1619》 ThomasRoe，TheEmbassyofSirThomasRoetoIndia1615～1619，ed.W.Forsten(London，1926).。此外還有法國人弗朗索瓦•泊尼爾(Fran oisBernier)的著作，他於公元1668年訪印，寫了一本《旅行記》VoyagesdeF.Bernier(Amsterdam，1699).。根據印度史學家羅米拉•塔帕(RomilaThapar)的意見，這兩本書成為歐洲了解17世紀至18世紀的印度的主要依據。其中有些記載是相當可靠的，其他一些則是觀察與幻想的混合物RomilaThapar《古代印度社會史》(AncientIndiaSocialHistory)NewDelhi，1978，p.1～2.。
以上這些書都各有其特點，都各有其可取之處。我們從這裏可以學習到不少的有用的東西，對於研究古代中世紀和17、18世紀印度的曆史有很大的幫助。但是在玄奘以前的那一些著作都比較簡略，不能幫助我們全面了解印度。在玄奘以後的那一些著作，當然都詳細多了。但是它們都無法代替《大唐西域記》，要想了解古代和7世紀以前的印度，仍然只能依靠這一部書。
《大唐西域記》的功績究竟表現在什么地方呢?
研究印度曆史的中外學者都承認，古代印度的曆史幾乎全部都隱沒在一團迷霧中，只有神話，只有傳說，也有一些人物，但是對曆史科學來說最重要的年代，卻無從確定。有的史學家形象地說，在古代印度沒有年代的一片黑暗中，有一根閃光的柱子，這就是釋迦牟尼的生卒年代。確定了這個年代，以前以後的幾件大事的年代的確定就都有了可靠的依據，因而才真正能談到曆史。而釋迦牟尼年代的確定，中國載籍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唐西域記》對於確定佛陀生卒年月也起過作用。古希臘亞曆山大的東征，曾起了幫助確定年代的作用，這次東征對理解阿育王碑有很大好處。我們在這裏暫不詳細討論。
除了釋迦牟尼的年代以外，《大唐西域記》對印度古代和中世紀的曆史上的許多大事件都有所記述。比如關於偉大的語法學家波你尼，關於毗盧擇迦王伐諸釋，關於阿育王與太子拘浪拿的故事等等。迦膩色迦王的問題多少年來在世界許多國家的曆史學家中已經成為一個熱門，《大唐西域記》有四五處講到迦膩色迦，給這個問題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至於在玄奘時代，印度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民族關系，等等方面，《大唐西域記》都有非常翔實的論述。我們在上面講到這些方面的時候，主要依據就是這些論述。如果再談到佛教史，這書裏的材料就更多。幾次結集的記載，除了南傳佛教承認的阿育王的集結外，這裏都有。關於大乘與小乘，大乘的許多大師，馬鳴、龍猛(樹)與提婆，無著與世親，他們的活動的情況，這裏也都有。我並不是說，這些記載都是百分之百的真實，那是不可能的，在玄奘那樣一個時代，又加上他是一個虔誠的佛徒，有些神話迷信的色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容易理解的，不過這些都只能算是白玉中的微瑕，決不能掩蓋這一部奇書的光輝。而且這種情況僅僅限於宗教方面，一講到地理、曆史，就仿佛從神話世界回到現實世界，記載都比較翔實可靠了。
統觀全書，包括了100多個“國”，玄奘的記述有長有短，但是不管多么短，他的記述似乎有一個比較固定的全面的章法：幅員大小、都城大小、地理形勢、農業、商業、風俗、文藝、語言、文字、貨幣、國王、宗教等等。這些方面幾乎都要涉及到。當時和今天要想了解這個 “國”，除了以上這些方面，還要了解些什么呢?他能用極其簡潔的語言描繪大量的事實，不但確切，而且生動。所以，我們可以說，玄奘是一個運用語言的大師，描繪曆史和地理的能手，而《大唐西域記》是一部稀世奇書，其他外國人的著作是很難同這一部書相比的。
現在談第三點。
上面我們講了《大唐西域記》幫助我們解決了許多曆史上的疑難問題。比如關於印度當時的政治、經濟情況，關於重大的曆史事件，關於宗教力量的對比，關於佛教的幾次結集，關於大、小乘力量的對比，關於小乘部派的分布情況等等。離開了《大唐西域記》，這些問題幾乎都是無法解答的。但是我個人有一個想法：比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些還沒有解決的問題，這就啟發我們進一步去思考問題、研究問題，幫助我們把研究工作更向前推進。
這樣的地方是非常多的，幾乎在每一卷裏都可以找到一些，我在這裏只能舉出幾個來當做例子。首先我想舉玄奘所經各“國”的語言問題。玄奘是一個非常細致的觀察家，對語言似乎是特別留心。他所到之處，不管停留多么短暫，他總要對當地語言、文字的情況寫上幾句，比如：
阿耆尼國
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
屈支國
文學取則印度，粗有改變。
跋祿迦國
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
窣利地區
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豎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
捍國
語異諸國。
睹貨邏國
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廣窣利。
因為日本學者水穀真成對於這個問題已有比較詳細的論證，我在這裏不再引用原文，請參閱水穀真成《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22。
在 19世紀末20世紀初年以前，學者們對玄奘的記載只能從字面上接受，他講到的這些語言，他們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但是從那個時期開始的在中國新疆一帶進行的考古發掘工作，卻用地下出土的實物、古代語言文字的殘卷證實了玄奘的記載。是不是全部都證實了呢?也不是的。一方面現在還有一些出土的殘卷，我們還沒能讀通。另一方面，考古發掘工作還要進行下去，將來一定還有更多、更驚人的發現，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可以說是剛剛開始。就以水穀真成的文章而論，他引證了大量的文獻，論述了新疆、中亞一帶(古代所謂“西域”)和印度本土的語言文字。但是對捍國的語言文字還沒有論述。玄奘《大唐西域記》說這裏：“語異諸國。”同其他國都不一樣，究竟是一種什么語言呢?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探討研究。
守護神夫婦公元2～3世紀印度雕塑大英博物館藏傳說佛在修行過程中拯救了很多凶神，如哈裏第和她的丈夫帕恩西卡，前者被點化後成為“鬼子母神”。
除了語言文字以外，還有宗教方面的問題。玄奘談到了許多佛教和印度教常見的神，他也談到了許多別的教派和印度教不大常見的神，比如卷二健馱羅國，跋虜沙城講到的毗魔天女，梵文是Bh m ，是大神濕婆的老婆，一名難近母(Durg );卷七吠舍厘國講到“露形之徒，實繁其黨”，所謂“露形之徒”指的是印度教苦行者，也可能指的是耆那教的所謂“天衣派”，二者都是赤身露體的;卷一三摩吒國講到“異道雜居，露形尼乾，其徒特盛”，這裏明說的是耆那教(尼乾);卷一○羯伽國講到“天祠百餘所，異道甚眾，多是尼乾之徒也”;卷一○珠利耶國講到“天祠數十所，多露形外道也”;卷一○達羅毗荼國講到“天祠八十餘所，多露形外道也”。卷三僧訶補羅國談到耆那教“本師所說文法，多竊佛經之義”，“威儀律行，頗同僧法”。
書中有一些關於提婆達多的記載，其中有的非常重要、有啟發性。劫比羅伐窣堵國講到提婆達多打死大象堵塞佛走的道路。婆羅 斯國講到在過去生中如來與提婆達多俱為鹿王，菩薩鹿王仁愛慈悲，提婆達多鹿王則正相反。菩薩鹿王想代懷孕母鹿到宮中去供膳，結果感動了國王，釋放群鹿。摩揭陀國講到：
屍毗王本生圖公元2世紀浮雕大英博物館藏傳說釋迦牟尼有許多前生，有屍毗王、有鹿、有猴等等。浮雕再現了屍毗王為救出帝釋天化身的老鷹爪下的鴿子而一片片割下自己的肉，直到感動帝釋天。
宮城北門外有窣堵波，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共為親友，乃放護財醉象，欲害如來，如來指端出五師子，醉象於此馴伏而前。
這裏說到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的密切關系。摩揭陀國還講到，提婆達多用石遙擲向佛。講到提婆達多入定的地方。最有趣的是室羅伐悉底國的那一段記載：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欲以毒藥害佛，生身陷入地獄處。提婆達多，斛飯王之子也。精勤十二年，已誦持八萬法藏。後為利故，求學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議曰：“我相三十，減佛未幾，大眾圍繞，何異如來?”思惟是已，即事破僧。舍利子、沒特伽羅子奉佛指告，承佛威神，說法誨喻，僧複和合。提婆達多惡心不舍，以惡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以傷害佛。方行此謀，自遠而來，至於此也，地遂坼焉，生陷地獄。
很多佛典上把提婆達多說成是一個單純的壞家夥，什么都不懂。這裏講到提婆達多並不是一個無能之輩，他“精勤十二年，已誦持八萬法藏”，而且身上還有三十大人相。羯羅拿蘇伐刺那國講到：
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遵提婆達多遺訓也。
短短幾句話很有啟發。提婆達多是佛的死敵，佛教徒把他恨得咬牙切齒，把他說得一無是處。說根本沒有幾個人聽他的話，然而，到了玄奘時期，離開佛與提婆達多已經1000多年了。在東印度居然還有提婆達多的信徒，而且又是這樣忠誠於他。實在值得深思。關於這個問題，法顯《佛國記》中已有記載。講到拘薩羅國舍衛城時，法顯寫道：
調達亦有眾在，供養過去三佛，唯不供養釋迦文佛。
“調達”就是提婆達多的另一個譯法。舍衛城是在中印度。玄奘講到的羯羅拿蘇伐剌那國是在東印度，可見提婆達多的信徒不但存在，而且地方還相當廣。
此外，玄奘講到提婆達多的信徒“不食乳酪”。對於研究印度佛教史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唐義淨譯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
於是提婆達多，謗毀聖說，決生耶(邪)見，定斷善根。但有此生，更無後世。作是知己，於其徒眾別立五法。便告之曰：“爾等應知，沙門喬答摩及諸徒眾，鹹食乳酪。我等從今更不應食。何緣由此?令彼犢兒鎮嬰饑苦。又沙門喬答摩聽食魚肉，我等從今更不應食。何緣由此?於諸眾生為斷命事。” 24，149b。
可見這種習慣來源已久。《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講的只是書本上的記載。能否相信，還值得考慮。玄奘講的卻是活生生的事實。它證明《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講的不是向壁虛構。
但是這件看來似乎是小事情的事實還有更深的意義。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說：
律雲：半者蒲膳尼，半者珂但尼。蒲膳尼以含啖為義，珂但尼即齧嚼受名。半者謂五也。半者蒲膳尼，應譯為五啖食，舊雲五正者，准義翻也。一飯二麥豆飯三四肉五餅。半者珂但尼，應譯為五嚼食。一根二莖三葉四花五果。其無緣者若食初五，後五必不合飡。若先食後五，前五啖便隨意。准知乳酪等非二五所收。律文更無別號，明非正食所攝。 54，210b。
學者們的意見是，這裏講的是大乘和尚，他們都不許吃奶制品。此外，上面引用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中還談到吃魚、肉的問題。這也是佛教史上一個有趣的問題。看來小乘基本上是允許吃肉的，至少對有病的和尚是允許的。佛本人在死前可能就吃過豬肉。在這一段引文中，提婆達多拿吃肉這件事當做武器同釋迦牟尼鬥爭。這很值得我們注意，當另文討論參閱章炳麟《大乘佛教緣起考》，《章氏叢書•太炎文錄• 別錄》。。從時間上來看，大乘的起源距提婆達多至少已有幾百年的曆史，為什么飲食的禁忌竟如此之相似呢?我們都知道，大乘是對小乘的發展與反動，而提婆達多則是釋迦牟尼的對手。二者間難道還有什么聯系嗎?我覺得，這是個非常值得思考探索的問題。
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大唐西域記》卷十一信度國有一段話：
信度河側千餘裏陂澤間，有數百千戶，於此宅居，其性剛烈，唯殺是務，牧牛自活，無所系命。若男若女，無貴無賤，剃須發，服袈裟，像類苾芻，而行俗事，專執小見，非斥大乘。聞之耆舊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事凶殘，時有羅漢湣其顛墜，為化彼故，乘虛而來，現大神通，示稀有事，令眾信受，漸導言教，諸人敬悅，願奉指誨，羅漢知眾心順，為授三歸，息其凶暴，悉斷殺生，剃發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移，守善既虧，餘風不殄，雖服法衣，嘗無戒善，子孫奕世，習以成俗。
這段話引起了許多學者的注意。印度學者高善必寫道：
最後這一段引文非常有趣，因為它告訴我們，雅利安人的仍然從事畜牧業的部落的後裔在這條河邊上繼續幹些什么，這一條河是因陀羅“解放”出來的。他們這服裝是否是佛教的做法或者是更早時候形成的習慣，這種習慣通過東方的雅利安人而影響了佛陀對服裝的選擇，這都不清楚;可能是前者。其餘的記載則告訴人們，佛教如何已逐漸向著喇嘛教發展，或者已變成一個神學的遊戲，這種遊戲只限於獲得極大利益的野心家。《印度史研究導論》，第293頁。
無論如何，這一段短短的記載提出了許多問題，也可以說是提供了一些線索，我們應該進一步加以研究。
上面是宗教方面的問題。在社會制度方面，玄奘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情況。比如在第二卷裏他寫道：
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咒、醫方。
這同我們平常的說法不同，怎樣解釋呢?
此外，《大唐西域記》還記了一些當時印度社會裏發生的看來不是很重大的事件，但是今天的曆史學家看了以後，從中可以看出重大的意義。比如缽邏耶伽國大施場東合流口一天有數百人自沉。高善必認為，當時社會上必然有一部分人甚至是上流社會的人感到不滿意，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么這些老一點的人不死在聖河恒河的岸上而死在水中同上書，第284頁。。第二卷關於當時印度刑法的敘述，關於賦稅、王田、分地和封邑的敘述，甚至關於蔬菜的敘述：
蔬菜則有薑、芥、瓜、瓠、葷陀菜等，蔥、蒜雖少，啖食亦希，家有食者，驅令出郭。
高善必都能從裏面得出相應的結論。他講到，當時北印度有許多飲食方面的禁忌(塔布)，比如不吃牛肉等，不吃蔥蒜等，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多少改變《印度史研究導論》，第286～289頁。。
總之，正如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的那樣，《大唐西域記》提出來的新問題，比已經解決的問題還更要重要，還更有意義。我上面舉的僅僅不過只是幾個例子而已。
我最近偶爾讀到幾本關於中世紀印度的書籍，作者都是印度學者。一本是古普塔的《檀丁時代的社會與文化》(DharmendraKumarGupta：SocietyandCultureintheTimeofDandin，新德裏，1972年)。他大量地引證了《大唐西域記》的材料。第二章叫做：《當時的曆史透視》，基本上是根據《大唐西域記》的材料寫成的。除了這一章以外，在其他章節裏，比如《政治理論與國家管理》《社會和經濟生活》等等，也經常引用這本書的材料。另一本是喬希的《印度佛教文化之研究》(LalmaniJoshi：StudiesintheBuddhisticCultureofIndiaduringthe7thand8thCenturiesA.D Delhi，Varanasi，Patna，1977)。書中也大量地引用了《大唐西域記》的材料。我相信，讀這兩本比較新的書的人，都會自然而然地就得到一個印象：如果沒有《大唐西域記》，這兩本書恐怕是難以寫成的。像這兩部書的書還多得很，這也不過是幾個例子而已。
最後一點談一談實踐的問題。
這一點同上面談的問題是有聯系的。經過了1000多年實踐的考驗，特別是在最近100多年內的考驗，充分證明《大唐西域記》是有其偉大的意義的。玄奘這個人和他這一部書，對加強中印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和互相學習、互相了解已經起了而且還將繼續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玄奘的大名，在印度幾乎是婦孺皆知，家喻戶曉。正如我們在本文開始時寫到的：他已經成了中印友好的化身。至於《大唐西域記》這一部書，早已經成了研究印度曆史、哲學史、宗教史、文學史等等的瑰寶。我們幾乎找不到一本講印度古代問題而不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記》的書。不管作者的觀點如何，不管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都或多或少地引用《大唐西域記》。這部書中有一些資料，是任何其他書中都找不到的。從上個世紀後半葉開始，國外學者就開始注意《大唐西域記》，開始有外文譯本出現。現在先將歐洲的譯本條列如下：
法文譯本：
Julien，S.：M moiressurlescontr esoccidentales，traduitsduSanscritenChinois，enI'An648，parHiouen Thsang，etduChinoisenFran ais.2tomes，1857～8，Paris.
英文譯本：
Beal，S.：Si yu ki，BuddhistRecordsoftheWesternWorld.translatedfromtheChineseofHiuenTsiang(A.D.629).2.Vols.1884，London.
Watters，Th.：OnYuanChwang’sTravecsinlndia(629～645A.D.)，editedafterhisdeath，byT.W.RhysDavidsandS.W.Bushell.2Vols.1904～5，London.
日文翻譯和注釋本：
堀謙德《解說西域記》，1912年，東京。
小野玄妙譯《大唐西域記》，《國譯一切經》史僧部一六，1936年。
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記の研究》，二冊1942年～1943年，東京。
水穀真成《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22，平凡社，東京，1972年。
至於研究印度的學者對本書的評價，那簡直就是車載鬥量，無法一一抄錄。我在這裏想從代表各種類型、各種流派的曆史學家中各選一個代表，談一談他們對《大唐西域記》的評價，這也就算是一種“優選法”吧。印度史學家羅米拉•塔巴(RomilaThapar)見所著《古代印度社會史》(AncientIndianSocialHistory)，新德裏，1978 年。把研究印度史的學者分為許多類型。我就是根據她的類型說來選擇的。首先我想選擇20世紀早期的英國印度史學家斯密士(VincentSmith)，他是代表英國的利益、崇拜英國又崇拜偉大人物的。他的曆史觀是英雄史觀。他對《大唐西域記》的意見是：
印度曆史對玄奘欠下的債是決不會估價過高的。意思就是：“無論怎樣評價也不會過分。”見所著《牛津印度史》(TheOxfordHistoryofIndia)，牛津大學，1928年，第169頁。
這是一種類型。
到了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印度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運動影響了史學界。這時有一大批印度曆史學者出現，他們一反前一階段的做法，把反對帝國主義、要求民族解放和提高民族自尊心的思想貫穿在史學著作中。最著名的代表之一就是著名曆史學家馬宗達(R.C.Majumdar)，他在《古代印度》(Ancientlndia)中說：
我們記述的有關曷利沙伐彈那的絕大部分事實都來自一個遊方僧的驚人的記載，此外，這些記載還給我們描繪了一幅印度當時情況的圖畫，這種圖畫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
馬宗達還在孟買印度科學院出版的《印度人民的曆史和文化》(TheHistoryandCultureofthelndianPeople)第一卷《吠陀時期》對中國赴印留學的幾位高僧法顯、玄奘、義淨評論說：
(他們)把自己的經曆寫成了相當厚的書，這些書有幸都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並且譯成了英文。三個人都在印度呆了許多年，學習了印度語言，法顯和玄奘廣泛遊覽，幾乎遊遍全印。在這些方面，他們比希臘旅行家有無可懷疑的有利之處。
1978年，印度著名曆史學家阿裏(Ali)教授的來信中說：
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這又是一個類型。
至於用馬列主義觀點研究印度曆史的學者，前面引的高善必就是其中的先驅者和傑出的代表，他應用《大唐西域記》來研究印度曆史，上面已經有了足夠的例子，這裏不再談了。
這又是一個類型。
總之，研究印度曆史的學者，不管他是哪一國人，不管他代表哪一種觀點，他們都給予《大唐西域記》以極高的評價。上面幾個例子充分可以證明，在上百年的研究印度史的實踐中，《大唐西域記》已經表現出了自己的價值。再引更多的例子完全沒有必要了。
對於玄奘的研究，對於《大唐西域記》的研究，盡管在中國和全世界范圍內已經進行了很多年，也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我總感覺到，好像方才開始。要想用科學的觀點實事求是地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系史，首先必須占有資料，像《大唐西域記》這樣的資料堪稱其中瑰寶。正如我上面已經說到的那樣，書中有許多問題還沒有解決。我上面這些不成熟的意見，只能看作是初步嘗試。引玉拋磚，敢請以我為始;發揚光大，尚有待於來者。
1980年4月27日校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