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興起於公元前第5、6世紀。這時印度情況是怎樣的呢?
雅利安人從大約公元前2000年左右起從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帶侵入印度。他們先在西北部旁遮普一帶立定了腳跟，然後逐漸向東擴展。到了公元前第5、6世紀的時候，他們已經達到了孟加拉或者更東的地方，他們的勢力遍布整個北印度，恒河和朱木拿河彙流的地方成了婆羅門教的文化中心。印度原有的土著居民有的被迫南遷，或者向北方和東方撤退;有的還留在原住的地方，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忍受著外來侵略者的奴役和壓迫。當時印度正處在奴隸社會，這些人就是奴隸或者接近奴隸的人。
從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來看，雅利安人顯然低於本土居民。最近幾十年來的發掘工作，證明了本土居民創造的所謂“印度河流域的文化”水平是相當高的。雅利安人繼承了這種文化，與本土居民共同努力，加以發展。到了佛教興起的時候，北印度早已由青銅器時代轉入鐵器時代了。
生產工具的改進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原始居民多從事農業，而雅利安人則本是遊牧民族，到了這時候，農業的地位也漸趨重要。農村的基本組織形式是農村公社，土地是公有的，農業與手工業直接結合。手工業的分工已經比較精細，有各種不同的手工藝人。而且農村公社也似乎在手工業方面有了一些分工，有專門從事一個行業的村社。這就證明，商品經濟已經很發達了。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各生產部門之間的分工日益擴大。居民依其職業結成了集團，不同民族相互雜居，階級矛盾和階級分化日益加強。原有的氏族部落機構逐漸變成了鎮壓人民的國家機器。根據佛典的記載，當時在北印度出現了十六個國家，其中最重要的是摩揭陀(約當今天的比哈爾邦)、薩羅(約當今天的烏德)、阿槃提(約當今天的摩臘婆)和跋蹉(今阿拉哈巴德一帶)。這些國家的都城都是寶貨充盈，富庶繁華。這時候印度的許多產品，像細布和鋼，都已名揚海外。古代希臘的許多曆史學家都有所記載。海外貿易早已開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利安人統治比較集中的地方，新興的國家都是君主制。在婆羅門文化圈外，也就是在雅利安人統治薄弱或者還沒有達到的地方，政治制度則迥乎不同。在這裏沒有世襲的君主，執政者名曰羅闍，是定期選舉的，有點像古代羅馬的執政。漢譯佛典雖稱之為“王”，實際上與王是不一樣的。西方學者一般把它叫做“共和國”，也只是說明與世襲君主制不同而已。這可能是氏族公社的殘餘，不過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探討。佛教的創始者釋迦牟尼出生的釋迦族就屬於這個類型。
在這些國家中，階級關系是什么樣子呢?階級關系表現形態之一就是所謂種姓制度。種姓共有四種：婆羅門(祭司、知識的壟斷者)、刹帝利(武士)、吠舍(農民、牧民、商人)和首陀羅(工匠等)。這種制度萌芽極早，但是最初並不十分嚴格。到了公元前5、6世紀的時候，由於統治的需要，逐漸嚴格起來。在這方面，婆羅門賣了大力氣，他們大肆宣揚，想把這種制度神聖化，加以鞏固。他們把社會上不同階級不同階層人民的權利、義務，甚至生活細節，都刻板地規定下來，不得逾越。四姓間不能通婚，甚至不能共食。把一個統一的社會拆得支離破碎。
婆羅門和刹帝利雖然是兩個種姓，卻是一個階級，他們都是奴隸主。他們之間也有矛盾，但是一般說來是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吠舍名義上與婆羅門和刹帝利同屬所謂再生族，都是雅利安人。但是他們中間不斷產生階級分化的現象。少數人經濟地位提高，變成了中小奴隸主，或者成為大商人，甚至官吏。絕大多數經濟地位下降，淪為同首陀羅類似的人，處於奴隸邊緣。如果從地域方面來看的話，西部是婆羅門當權，東部則是刹帝利當權。吠舍的地位在西部和東部都差不多。
至於首陀羅究竟是什么樣的人，人們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有的人說，他們是等級制的最下層，但畢竟還是自由民，與奴隸有所不同。這種說法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法經裏面用種種方式強調前三個種姓與首陀羅的不同，可見首陀羅是不屬於雅利安族的。在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以後，原始居民一部分變為奴隸，從事家務勞動;一部分仍從事原來的工作，絕大多數是手工業者，以後又隨著手工業的發展，變為各種工師。首陀羅就是這一部分人，他們實際上是種族奴隸。
總起來，我們可以說，種姓制度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混合產物。
既然有階級，就有階級鬥爭。但是根據各種文獻記載來看，我們看不出這個時期的階級鬥爭特別激烈。說生產方式方面有什么根本的改變，也是沒有根據的。據婆羅門經典和佛教經典的記述，在這時期人民的生活中，當然並不是沒有鬥爭和矛盾的，但是總起來說還是比較平靜的、安定的。在許多國家裏，政治秩序比較穩定。在城市裏，商業和手工業都比較發達;在鄉村裏，農業和牧業都相當繁榮。要說許多地方有變亂，國與國之間有時也有戰爭，那么在印度整個曆史上什么時候又沒有這種情況呢?
總之，據我自己的看法，佛教興起時的印度，同基督教興起時的羅馬是不一樣的。在羅馬當時是一個“經濟、政治、精神和道德普遍瓦解的時代”(恩格斯語)，而印度則不是這樣。
但是，在這裏，我們必須有階級觀點和民族觀點。在不同的民族居住的地區內，在不同的階級裏，生活情況就決不會一樣。這種觀點，其他時候也要有，在論述公元前第5、6世紀印度情況時，更是絕對不能離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