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題】天龍八部護法之一(局部)麥積山石窟第4窟第1龕左北周浮雕天龍八部是以“天”和“龍”為首的八部神眾。
淨飯王宣阿私陀仙瞻太子形儀山西崇善寺明代壁畫“佛教在漢朝傳入中國以後，自附於鬼神方術，這就同道教發生了關系。”壁畫中身著中國官服者為淨飯王，道家打扮者為德高望重的苦修者阿私陀。阿私陀發現新生太子的三十二人相、八十種好，必定得成大智慧。這是唐宋以後“佛道一家，釋老並稱”的見證。第十一題佛教與儒家和道教的關系佛教十五題
在中國思想史上，儒、道、佛三家，一向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其中儒家起源於孔子，這是清清楚楚的。佛教源於釋迦牟尼，這也是毫不含糊的。獨有道教，雖然自稱是老子、莊子的信徒，漢初黃、老之道也曾盛極一時，但是漢以後的道教實際上卻是張道陵創建的。在這三家中，儒道兩家是土生土長的，佛教是從印度傳來的。佛道二者都算是正宗的宗教。儒家一般不被認為是一個宗教。南北朝以來，籠統言之，稱之曰三家或者三教。陶弘景說：“百法紛陵，無越三教之境。”(《茅山長沙館碑》)。他是把三家都稱為“教”的。
我在這裏想談的是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一直到唐代玄奘時期三家的相互關系。
先談佛、道關系。
佛教在漢朝傳入中國以後，自附於鬼神方術，這就同道教發生了關系。當時許多帝王，比如楚王英和桓帝並祭二氏。《後漢書》卷四二《光武十王列傳•楚王英傳》說：“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資治通鑒》卷五五，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襄楷上書說：“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但是佛道二家也有矛盾。從理論基礎來看，佛教有一整套的理論。道教的理論底子就比較薄，最初實在拿不出什么成套的東西來。它同外來的佛教碰頭以後，由於理論方面的矛盾(骨子裏是經濟方面的矛盾)兩者難免磕磕碰碰。道教除了一些服食、煉丹等方術以外，在理論方面根本不是佛教的對手。交手打了幾個回合，就敗下陣來。道教徒於是就施展出以後常常使用的手法：一方面拚命反對佛教;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抄襲佛教的學說。《太平經》就是這種手法的產品。此外，還施展出一種以後也常常被人使用的手法：你說浮屠好，他其實是中國人，老子入夷狄化胡，命令尹喜托生為釋迦牟尼。《老子化胡經》就是這種手法的產品。這一部書傳說是西晉道士王浮所偽造，恐怕也是根據舊聞而加以創造的，是代表一種思潮的。連魚豢《魏略•西戎傳》也說：“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圖屬弟子別號二十有九。”可見魏時老子化胡的故事已經傳播。今天我們有的那一部道藏裏面剽竊佛經的地方，比比皆是，我們在這裏不詳細論述了。
道教在理論上雖然不是佛教的對手;但它是土生土長的，用它來對抗外來的佛教，最容易奏效。因此，它就常為統治者所利用。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佛教的傳入與興隆，道教也許傳播不開。漢族有一整套倫理教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這是統治的基礎。這當然是儒家思想，但道教並不違反它，而佛教卻偏偏破壞這一套。在佛教同道教和儒家的鬥爭中，這是對它很不利的一個方面。
按照世界宗教史上的一般規律，宗教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在這裏，原因並不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樣是由於宗教信仰和學說的不同。如果這樣說，那只是皮毛之論，關鍵是經濟利益。打擊別人，爭取信徒，也就是爭取布施，爭取廟產。佛道鬥爭也不能例外。
我們在這裏講的漢末的佛道鬥爭，只能算是濫觴。這個鬥爭還一直繼續了下去，甚至可以說是與中國古代曆史相始終。南北朝時，北方元魏道教天師寇謙之(公元 365～448年)集道教方術之大成，又兼修儒教。他通過崔浩慫恿元魏太武帝摧毀佛法，教帝立崇虛寺，供養道士。但是道士本身實無方術可言，以後的皇帝又重佛法。至孝明帝時，佛道爭論於殿庭之上，道教幾敗。
周武帝最初也因循事佛，但又想勵精圖治，覺得佛道皆非其選，只有尊崇儒術，最後發展到滅佛的地步。所謂“三武滅佛”，魏太武帝是其一，周武帝也是其一。
在南朝，則有葛洪(公元284～364年)、陶弘景(公元456～536年)等重要道教代表人物。葛洪著有《抱樸子》一書，提出了“玄”這一個概念作為天地萬物的根源。他大力提倡服食丹藥、求神仙等方術。陶弘景著有《真誥》一書。他也是一個著名的煉丹家，又是一個政客，號曰“山中宰相”。葛、陶都大肆宣揚白日飛升，得道成仙，長生不老。這種幻想恰恰投合了統治者的心意。在表面上與佛教的基本思想形同水火。佛教主張生為空幻，要追求解脫，追求涅槃，想要跳出 “輪回”，主張“無生”。因而引起了激烈的論爭。梁僧祐《弘明集》和唐道宣《廣弘明集》所載諸文與道家抗辯者幾占三分之一。可見二者矛盾之尖銳。但是在骨子裏，二者差別並不大。它們同世界上一切宗教一樣，都是兜售天國的入門券，不過方式不同而已。因此，它們就有了互相學習，互相影響的餘地，能夠為同一個封建統治者服務。李老君誕生的奇跡，完全是從釋迦誕生的故事抄來的。道教的戒律也完全是模仿的佛教。佛教天台宗二祖南嶽慧思(公元515～577年)的《誓願文》又抄襲了道家，反複提到神仙、芝草、內丹，想借外丹力修內丹，祈求長生。陶弘景的三傳弟子司馬承禎(公元647～735年，貞觀二十一年至開元二十三年)，吸收了北朝的精神，不重視煉丹、服食、法術變化的神仙方術，而偏重道教的理論研究，主張摒見聞，去知識，修心，主靜。在這裏，他顯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響。上面這幾個簡單的例子，就充分能夠說明佛、道兩家是如何互相學習、互相影響了。
但是佛道的矛盾並沒有減少。到了唐初，這個矛盾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道教是民族形式的宗教，又得到唐初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因此在兩教鬥爭中顯然占了上風。在這時期，最突出的事件是所謂“傅奕辟佛”。傅奕生於梁敬宗紹泰元年(公元555年)，死於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他是隋與初唐的著名的無神論者、自然科學家。他作太史令，主管天文和曆算。也許因為他作過《老子注》，佛教徒就稱他為道士。唐彥琮《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說：“有前道士太史令傅奕，先是黃巾，黨其所習，遂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 50，198c。其中可能有誣蔑的意思，是“人身攻擊”。對我們來說，這無關重要。《舊唐書》卷七九《傅奕傳》說，武德七年，奕上疏，請除去釋教，“故使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短短幾句話，卻說出反佛的根本原因。前兩句講的是維護封建社會秩序，後兩句講的是佛教破壞生產，逃避租賦。這二者都是封建統治者的命根子，是碰不得的。傅奕又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這是從理論上駁斥佛教的。唐道宣選集的《廣弘明集》中選了傅奕許多奏折。這些奏本說：“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 52，160b。又說：“不事二親，專行十惡。” 52，160c。他又說：“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內生邪見;剪剃發膚，回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 52，161c～162a。他又說：“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猶毛臊，人面而獸心，土梟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 52，163b。這簡直是破口大罵，“人身攻擊”達到了極點。不過論點還是不出上面說的兩點：一是維持封建倫理道德，維護封建秩序;一是保護生產力，保護國家財賦。傅奕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汝宜習之。”《舊唐書》卷七九。可見他是站在道家和儒家的立場上向佛教猛烈開火，大有不共戴天之勢。
現在再談一談儒道關系。
上面已經談到，儒道兩家都是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因此，即使有時也難免有點矛盾，但是總起來看，二者的關系是比較融洽的。中國曆來傳說，孔子是老子的學生。不管這是否是事實，它至少反映出二者關系的密切。中國古代有幾個皇帝兼奉儒道。比如漢武帝是古代的明君，為了鞏固封建統治，他尊崇儒術，罷黜百家;但晚年卻求神仙，信方士，這就接近了道家。夏曾佑在所著《中國古代史》(第256頁)中評論秦始皇與漢武帝說：“綜兩君生平而論之，其行事皆可分為三大端。一曰尊儒術，二曰信方士，三曰好用兵。此三者，就其表而觀之，則互相抵牾，理不可解。既尊儒，何以又慕神仙?既慕神仙，何以又嗜殺戮?此後人所以有狂悖之疑也。”不管怎樣，這些例子都說明儒道兩家是可以並存、可以共處的。在以後漫長的曆史上，儒道兩家之間的關系，都不像它們同佛教的關系之緊張。長久的曆史事實證明了同一個道理。
最後再談一談儒佛關系。
佛教初傳入時，儒佛沒有什么矛盾。後漢牟融作《理惑論》，以通兩家之義。三國時代，康僧會本身是一個佛徒，卻力主調和兩家之論。據《梁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康僧會回答孫皓說：“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 50，325c。
兩晉南北朝時，儒者或兼采佛教名理以自怡悅，或漠然置之，好像世間根本沒有這種學說。東晉時流行的玄學是儒家封建思想的表現。這時佛、儒兩家思想互相結合，互相補充，更看不出什么矛盾。孫綽本是儒家，曾撰《論語注記》。又與名僧支遁遊，作《喻道論》，闡明孔釋本是一家。他說：“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內外名之耳。”此時儒門之士，多歸心佛法，而緇門佛徒，亦不廢儒學。所謂廬山十八高賢中的雷次宗、宗炳等都以儒者而修持淨土。慧遠以高僧而深研儒學，這是最典型的例子。蕭梁時，兩教並重。這也是大家熟知的事實。北齊顏之推，儒釋並重。隋王通以儒者而推崇釋、道，大有融合三教之勢。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許多義學高僧都出身於儒家士族，這些家族成員一旦失勢，又往往寄情於佛學。其中消息，耐人尋味。這些人在轉入釋教以前，已有儒學和玄學的修養。儒、佛二者關系之密切也概可想見了。玄奘本人就出身於儒家，這個問題以後再談詳見本書第十二題《關於玄奘》。。
在這時候，佛教主要攻擊的對象是道教，對於儒家則很少敢於非議。因為儒家是欽定的，非議儒家就等於非議朝廷。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只要有機會，佛家總對儒家射上幾支冷箭的。比如華嚴宗判教：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四，大乘破相教;五，一乘顯性教。五教之外，還有最低的教：道、儒參閱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天台宗哲學思想略論》第67頁。。在這裏佛家把儒家放在最低的地位上。有點諷刺意味的是，盡管華嚴宗判教，把儒家判到最低級，但是，宋朝的理學家程、朱之流則拼命抄襲佛家學說，特別是華嚴宗的學說。程、朱宣揚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實際上就是華嚴宗“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思想的翻版。
唐朝儒生反對佛教，態度比較一致，理論比較膚淺。最著名的辟佛者是韓愈，他就是膚淺的典型。從他的名著《原道》來看，他大概並不大通佛理。他只是從保護民族文化，堅持中國的學術傳統，就是所謂道統，維護儒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套修養經來反對佛教。佛家只講個人修行，不關心國家大事。這一點使儒者韓愈很不滿。一個人一出家就不再從事生產，統治階級的剝削和經濟利益就會受到損害。這一點更使韓愈不滿。他因此就辟佛。他是以唯心主義來反對唯心主義的。他的辟佛實與哲學體系無關。柳宗元和劉禹錫情況差不多。他們基本上都是唯物主義者，但是都尊崇佛教。柳宗元說：“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送巽上人序》)可見其愛佛之深。劉禹錫也把儒、佛並提，毫無辟佛之意。他又認為儒家“罕言性命”，適合於治世;佛家講心性，大悲救諸苦，是有神論，適合於亂世。總之，他們倆以唯物主義者而崇信佛教教義，可見也與理論體系無關。看來，他們不過是想在彼岸世界(涅槃)尋求精神安慰而已。
唐代的儒佛關系，當然不限於上面講的這些情況，也不限於韓愈、柳宗元和劉禹錫幾個人。在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在整個的中國思想史上，儒、佛的關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其間的關系，也是很錯綜複雜的。因為與我們現在講的關系不大，我們也就不再細談了。關於唐代以前的情況，可參閱高觀如《唐代以前儒佛兩家之關系》，見《微妙聲》第1期，1926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