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佛座公元2世紀印度雕塑
懷素狂草《四十二章經》真跡(局部)唐代懷素書作者懷素自幼出家，拜在醉心於書法的惠融禪師門下，刻苦修習成了靈動疾速、忽斷忽連、乍幹乍濕的筆觸和點畫。“我們現在可以大膽地猜想：《四十二章經》有兩個譯本。第一個譯本，就是漢譯本，是直接譯自印度古代俗語。裏面凡是稱‘佛’，都言‘浮屠’。”第五題浮屠與佛佛教十五題
“浮屠”和“佛”都是外來語。對於這兩個詞在中國文獻中出現的先後問題是有過很大的爭論的。如果問題只涉及這兩個詞本身，爭論就沒有什么必要。可是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它涉及中印兩個偉大國家文化交流的問題和《四十二章經》真偽的問題。所以就有進一步加以研究的必要。
我們都知道，釋迦牟尼成了正等覺以後的名號梵文叫做Buddha。這個字是動詞budh(覺)加上語尾ta構成的過去分詞。在中文裏有種種不同的譯名：佛陀、浮陀、浮圖、浮頭、勃陀、勃馱、部多、都陀、毋陀、沒馱、佛馱、步他、浮屠、複豆、毋馱、佛圖、佛、步陀、物他、馞陀、沒陀，等等，都是音譯。我們現在揀出其中最古的四個譯名來討論一下，就是：浮屠、浮圖、複豆和佛。這四個譯名可以分為兩組：前三個是一組，每個都由兩個字組成;第四個自成一組，只有一個字。
我們現在先討論第一組。我先把瑞典學者高本漢(BernhandKarlgren)所構擬的古音寫在下面：
浮*b’i^ g/b’i^e^u /fou(BernhardKarlgren:GrammataSerica，reprintedfromtheBulletinoftheMuseumofFarEasternAntiquities，Stockholm，number12，1940，p 449，1233i)
屠*d’o/d’uo/t’u(同上，pp 136～137，45i′)
圖*d’o/d’uo/t’u(同上，pp 143～144，64a)
複*b’i^ k/b’i^uk/fu(同上，p 398，1034d)
豆魚豢《魏略》作“複立”。《世說新語•文學篇》注作“複豆”。《酉陽雜俎》卷二《玉格》作“複立”。參閱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第49頁。*d’u/d’ ^u/tou(同上，p 158，118a)
“浮屠”同“浮圖”在古代收音都是 o，後來才轉成 u;“複豆”在古代收音是 u，與梵文Buddha的收音 a都不相當。梵文Buddha，只有在體聲，而且後面緊跟著的一個字第一個字母是濁音或元音a的時候，才變成Buddho。但我不相信“浮屠”同“浮圖” 就是從這個體聲的Buddho譯過來的。另外在俗語(Pr kr•ta)和巴利語裏，Buddha的體聲是Buddho。(參閱R Pischel，GrammatikderPrakrit Sprachen，GrundrissderIndo ArischenPhilologieundAltertumsktmde，I Band，8 Heft，Strassburg1900，§363及WilhelmGeiger，P li，LiteraturundSprache同上I Band，7.Heft，Strassburg1916，§78)在Ardham gadh 和M gadh 裏，陽類用 a收尾字的體聲的字尾是 e，但在Ardham gadh 的詩歌裏面有時候也可以是 o。我們現在材料不夠，當然不敢確說“浮屠”同“浮圖”究竟是從哪一種俗語裏譯過來的;但說它們是從俗語裏譯過來的，總不會離事實太遠。
說到“複豆”，這裏面有點問題。“複豆”的古音既然照高本漢的構擬應該是b’i^uk d’ ^u，與這相當的梵文原文似乎應該是*bukdu或*vukdu參閱Pelliot，Meou Tseuoulesdouteslev s,T’oungPao(《通報》)Vol XIX，1920，p.430 。但這樣的字我在任何書籍和碑刻裏還沒見到過。我當然不敢就斷定說沒有，但有的可能總也不太大。只有收音的 u讓我們立刻想到印度俗語之一的Apabhra
As a，因為在Apabhra
As a裏陽類用 a收尾字的體聲和業聲的字尾都是 u。“複豆”的收音雖然是 u，但我不相信它會同Apabhra
As a有什么關系。此外在印度西北部方言裏，語尾 u很多，連梵文業聲的 am有時候都轉成 u〔參閱Hi n linDschi(季羨林)，DieUmwandlungderEndunga
Ain ound uimMittelindischen，Nachrichtenvonder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inG ttingen，Philolog Hist Kl.1944，Nr 6 〕(《印度古代語言論集》)，“複豆”很可能是從印度西北部方言譯過去的。
現在再來看“佛”字。高本漢曾把“佛”字的古音構擬如下：
*b’i^w t/b’i^u t/fu(GrammataSerica，p 252，5001)
一般的意見都認為“佛”就是“佛陀”的省略。《宗輪論述記》說：“‘佛陀’，梵音，此雲覺者。隨舊略語，但稱曰‘佛’。”佛教字典也都這樣寫，譬如說織田得能《佛教大辭典》頁一五五一上;望月信亨《佛教大辭典》頁四四三六上。這仿佛已經成了定說，似乎從來沒有人懷疑過。這說法當然也似乎有道理，因為名詞略寫在中文裏確是常見的，譬如把司馬長卿省成馬卿，司馬遷省成馬遷，諸葛亮省成葛亮。尤其是外國譯名更容易有這現象。英格蘭省為英國，德意志省為德國，法蘭西省為法國，美利堅省為美國，這都是大家知道的。
但倘若仔細一想，我們就會覺得這裏面還有問題，事情還不會就這樣簡單。我們觀察世界任何語言裏面外來的假借字(Loanwords，Lehnw rter)，都可以看出一個共同的現象：一個字，尤其是音譯的，初借過來的時候，大半都多少還保留了原來的音形，同本地土產的字在一塊總是格格不入。誰看了也立刻就可以知道這是“外來戶”。以後時間久了，才漸漸改變了原來的形式，同本地的字同化起來，終於讓人忘記了它本來不是“國貨”。這裏面人們主觀的感覺當然也有作用，因為無論什么東西，看久了慣了，就不會再覺得生疏。但假借字本身的改變卻仍然是主要原因。“佛”這一個名詞是隨了佛教從印度流傳到中國來的。初到中國的時候，譯經的佛教信徒們一定想法完全保留原字的音調，不會就想到按了中國的老規矩把一個有兩個音節的字縮成一個音節，用一個中國字表示出來。況且Buddha這一個字對佛教信徒是何等尊嚴神聖，他們未必在初期就有勇氣來把它腰斬。
所以我們只是揣情度理也可以想到“佛”這一個字不會是略寫。現在我們還有事實的證明。我因為想研究另外一個問題，把後漢三國時代所有的譯過來的佛經裏面的音譯名詞都搜集在一起，其中有許多名詞以前都認為是省略的。但現在據我個人的看法，這種意見是不對的。以前人們都認為這些佛經的原本就是梵文。他們拿梵文來同這些音譯名詞一對，發現它們不相當，於是就只好說，這是省略。連玄奘在《大唐西域記》裏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說這個是“訛也”，那個是“訛也”，其實都不見得真是“訛也”。現在我們知道，初期中譯佛經大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譯過來的，拿梵文作標准來衡量這裏面的音譯名詞當然不適合了。這問題我想另寫一篇文章討論，這裏不再贅述。我現在只把“佛”字選出來討論一下。
“佛”字梵文原文是Buddha，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在焉耆文(吐火羅文A)裏Buddha變成Pt k t。這個字有好幾種不同的寫法：Pt k t，Pt kte，Pt
A kte，Pt kte，Pt ikte，Pt kte，P tt kte，P tt kte，P tt kte，P tt
A kte，P tt
A kte。(參閱EmilSieg，Wil helmSiegingundWilhelmSchulze，TocharischeGr mmatik，G ttingen1931，§76，116，122a，123，152b，192，206，207，363c。)這個字是兩個字組成的，第一部分是pt ，第二部分是 k t。pt 相當梵文的Buddha，可以說是Buddha的變形。因為吐火羅文裏面濁音的b很少，所以開頭的b就變成了p。第二部分的 k t是“神”的意思，古人譯為“天”，相當梵文的deva。這個組合字全譯應該是“佛天”。“天”是用來形容“佛”的，說了“佛”還不夠，再給它加上一個尊銜。在焉耆文裏，只要是梵文Buddha，就譯為Pt k t。在中文《大藏經》裏，雖然也有時候稱佛為“天中天(或王)”(dev tideva)參閱《釋氏要覽》中， 54,284b～c。，譬如《妙法蓮華經》卷三，《化城喻品》七：
聖主天中王
迦陵頻伽聲
哀湣眾生者
我等今敬禮( 9，23c)
與這相當的梵文是：
namo’stuteapratim mahars•edev tidev kalav n•kasusvar |
vin yak lokisadevakasminvand mitelokahit nu kamp ‖
(Saddharmapu
Bd•ar ka，editedbyH KernandBunyiuNanjio，BibliothecaBuddhicaX，St Ptersbourg，1912，p 169，L 12、13)
但 “佛”同“天”連在一起用似乎還沒見過。在梵文原文的佛經裏面，也沒有找到Buddhadeva這樣的名詞。但是吐火羅文究竟從哪裏取來的呢?我現在還不能回答這問題，我只知道，在回紇文(Uigurisch)的佛經裏也有類似的名詞，譬如說在回紇文譯的《金光明最勝王經》(Suvar
Baprabh sottamar jas ra)裏，我們常遇到tngritngrisiburxan幾個字，意思就是“神中之神的佛”，與這相當的中譯本裏在這地方只有一個“佛” 字。(參閱F W K M ler，Uigurica，Abhandlungenderk nigl Preuss 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1908，p.28、29等;UiguricaⅡ，Berlin1911，p 16等。)兩者之間一定有密切的關系，也許是抄襲假借，也許二者同出一源;至於究竟怎樣，目前還不敢說。
我們現在再回到本題。在pt k t這個組合字裏，表面上看起來，第一部分似乎應該就是pt -，但實際上卻不然。在焉耆文裏，只要兩個字組合成一個新字的時候，倘若第一個字的最後一個字母不是a，就往往有一個a加進來，加到兩個字中間。譬如 atr 同tampe合起來就成了atra tampe，k su同ortum合起來就成了k swaortum，k lp同p lsk
A合起來就成了k lpap lsk
A，p r同krase合起來就成了p rvakrase，p lts k同p s•e合起來就成了p lskapas•e，pr k r同pratim合起來就成了pr kra pratim，br hma
A同purohitune合起來就成了br hmna purohitune，s•p t同ko
A 合起來就成了s pta ko i。(參閱 EmilSieg，WilhelmSieglingundWilhelmSchulze，TocharischeGrammatik，§363，a)中間這個a有時候可以變長。譬如w s同yok合起來就成了ws yok，w l同 k t合起來就成了wl k t。(同上§363，c)依此類推，我們可以知道pt 的原字應該是p t;據我的意思，這個p t還清清楚楚地保留在pt k t的另一個寫法p tt k t裏。就現在所發掘出來的殘卷來看，p t這個字似乎沒有單獨用過。但是就上面所舉出的那些例子來看，我們毫無可疑地可以構擬出這樣一個字來的。我還疑心，這裏這個元音沒有什么作用，它只是代表一個更古的元音u。
說 代表一個更古的元音u，不是一個毫無依據的假設，我們有事實證明。在龜茲文(吐火羅文B)，與焉耆文Pt k t相當的字是P d kte。〔Pud kte，pud ikte，見SylvainL vi，FragmentsdesTextesKoutch ens，Paris1933：Ud navarga，(5)a2;Ud n a
Akara，(1)a3;b1，4;(4)a4;b1，3;Karmavibhaga，(3)b1;(8)a2，3;(9)a4;b1，4;(10)a1;(11)b3〕我們毫無疑問地可以把這個組合字分拆開來，第一個字是p d或pud，第二個字是 kte。p d或pud就正相當焉耆文的p t。在許多地方吐火羅文B(龜茲文)都顯出比吐火羅文A(焉耆文)老，所以由p d或pud變成p t，再由p t演變成pt ，這個過程雖然是我們構擬的，但一點也不牽強，我相信，這不會離事實太遠。
上面繞的彎子似乎有點太大了，但實際上卻一步也沒有離開本題。我只是想證明：梵文的Buddha，到了龜茲文變成了p d或pud，到了焉耆文變成了p t，而我們中文裏面的“佛”字就是從p d、pud(或p t)譯過來的。“佛”並不是像一般人相信的是“佛陀”的省略。再就後漢三國時的文獻來看，“佛”這個名詞的成立，實在先於“佛陀”。在“佛”這一名詞出現以前，我們沒找到“佛陀”這個名詞。所以我們毋寧說，“佛陀”是“佛”的加長，不能說“佛”是“佛陀”的省略。
但這裏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佛”字古音but是濁音，吐火羅文的p d、pud或p t都是清音。為什么中文佛典的譯者會用一個濁音來譯一個外來的清音?這個問題倘不能解決，似乎就要影響到我們整個的論斷。有的人或者會說：“佛”這個名詞的來源大概不是吐火羅文，而是另外一種濁音較多的古代西域語言。我以為，這懷疑根本不能成立。在我們截止到現在所發現的古代西域語言裏，與梵文 Buddha相當的字沒有一個可以是中文“佛”字的來源的。在康居語裏，梵文Buddha變成pwty或pwtty(見 RobertGauthiot，LeS radureligieuxOngles Longs，Paris1912，p 3)。在於闐語裏，早期的經典用balysa來譯梵文的Buddha和Bhagavat，較晚的經典裏，用b∨aysa，或b∨eysa(見 StenKonow，SakaStudies，OsloEtno grafiskeMuseumBulletin5，Oslo1932，p.121;A F。 RudolfHoernle，ManuscriptRemainsofBuddhistLiteratureFoundinEasternTurkestan，Vol 1，Oxford1916，p 239、242)。至於組合字(sam sa)像buddhaks•etra則往往保留原字。只有回紇文的佛經曾借用過一個梵文字bud，似乎與我們的“佛”字有關。在回紇文裏，通常是用 burxan這個字來譯梵文的Buddha。但在《金光明最勝王經》的譯本裏，在本文上面有一行梵文：
Namobudoonamodrmoonamosang
(F W K M ller，Uigurica，1908，p 11)
正式的梵文應該是：
Namobuddh yaoonamodharm yaoonamah•sagh ya。
在這部譯經裏常有taising和sivsing的字樣。taising就是中文的“大乘”，sivsing就是中文的“小乘”。所以這部經大概是從中文譯過去的。但namobudoonamodrmoonamosang這一行卻確是梵文，而且像是經過俗語借過去的。為什么梵文的Buddha會變成bud，這我有點說不上來。無論如何，這個bud似乎可能就是中文“佛”字的來源。但這部回紇文的佛經譯成的時代無論怎樣不會早於唐代，與“佛”這個名詞成立的時代相差太遠，“佛”字絕沒有從這個bud譯過來的可能。我們只能推測，bud這樣一個字大概很早很早的時候就流行在從印度傳到中亞去的俗語裏和古西域語言裏。它同焉耆文的p t，龜茲文的p d和pud，可能有點關系。至於什么樣的關系，目前文獻不足，只有闕疑了。
除了以上說到的以外，我們還可以找出許多例證，證明最初的中譯佛經裏面有許多音譯和意譯的字都是從吐火羅文譯過來的。所以，“佛”這一個名詞的來源也只有到吐火羅文的p t、p d和pud裏面去找。
寫到這裏，只說明了“佛”這名詞的來源一定是吐火羅文。但問題並沒有解決。為什么吐火羅文裏面的清音，到了中文裏會變成濁音?我們可以懷疑吐火羅文裏輔音p 的音值。我們知道，吐火羅文的殘卷是用Br hm 字母寫的。Br hm 字母到了中亞在發音上多少有點改變。但只就p說，它仍然是純粹的清音。它的音值不容我們懷疑。要解決這問題，只有從中文“佛”字下手。我們現在應該拋開高本漢構擬的“佛”字的古音，另外再到古書裏去找材料，看看“佛”字的古音還有別的可能沒有：
《毛詩•周頌•敬之》：“佛時仔肩。”《釋文》：“佛，毛符弗反(b’i^w t)鄭音弼。”
《禮記•曲禮》上：“獻鳥者佛其首。”《釋文》佛作拂，雲：“本又作佛，扶弗反，戾也。”
《禮記•學記》：“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釋文》：“悖，布內反;佛，本又作拂，扶弗反。”
〔案《廣韻》，佛，符弗切(b’i^w t)，拂，敷勿切(p’i^w t)。〕
上面舉的例子都同高本漢所構擬的古音一致。但除了那些例子以外，還有另外一個“佛”：
《儀禮•既夕禮》鄭注：“執之以接神，為有所拂。”《釋文》：“拂，本又作佛仿;上芳味反;下芳丈反。”
《禮記•祭義》鄭注：“言想見其仿佛來。”《釋文》：“仿，孚往反;佛，孚味反(p’i^w d)。”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漢書》、《文選》改為髣髴)
《漢書•揚雄傳》：“猶仿佛其若夢。”注：“仿佛即髣髴字也。”
《漢書•李尋傳》：“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師古曰：“仿讀曰髣，佛與髴同。”
《後漢書•仲長統傳》：“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
《淮南子•原道》：“叫呼仿佛，默然自得。”
《文選》潘嶽《寡婦賦》：“目仿佛乎平素。”李善引《字林》曰：“仿，相似也;佛，不審也。”
玄應《一切經音義》：“仿佛，聲類作髣髴同。芳往敷物二反。”
《玉篇》：“佛，孚勿切。”《萬象名義》：“佛，芳未反。”
從上面引的例子看起來，“佛”字有兩讀。“佛”古韻為脂部字，脂部的入聲韻尾收t，其與入聲發生關系之去聲，則收d。“佛”字讀音，一讀入聲，一讀去聲：(一)扶弗反(b’i^w t);(二)芳味反或孚味反(p’i^w d)。現在吐火羅文的p d或pud與芳味反或孚味反正相當。然則，以“佛”譯p d正取其去聲一讀，聲與韻無不吻合。
把上面寫的歸納起來，我們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浮屠”、“浮圖”、“複豆”和“佛”不是一個來源。“浮屠”、“浮圖”、“複豆”的來源是一種印度古代方言。“佛”的來源是吐火羅文。這結論看來很簡單;但倘若由此推論下去，對佛教入華的過程，我們可以得到一點新啟示。
在中國史上，佛教輸入中國可以說是一件很有影響的事情。中國過去的曆史書裏關於這方面的記載雖然很不少，但牴牾的地方也很多(參閱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第1～15頁)，我們讀了，很難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自從19世紀末年20世紀初年歐洲學者在中亞探險發掘以後，對這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的進步，簡直可以說是開了一個新紀元。根據他們發掘出來的古代文獻器物，他們向許多方面作了新的探討，范圍之大，史無前例。對中國曆史和佛教入華的過程，他們也有了很大的貢獻。法國學者烈維(SylvainL vi)發現最早漢澤佛經所用的術語多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譯過來的，而是間接經過一個媒介。他因而推論到佛教最初不是直接由印度傳到中國來的，而是間接由西域傳來。(參閱SylvainL vi，Le《TokharienB》 LanguedeKoutcha，JournalAsiatique1913，Sept Oct.pp 311～38。此文馮承鈞譯為中文：《所謂乙種吐火羅語即龜茲國語考》，載《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同期方壯猷《三種古西域語之發見及其考釋》，有的地方也取材於此文。)這種記載，中國書裏當然也有;但沒有說得這樣清楚。他這樣一說，我們對佛教入華的過程最少得到一個清楚的概念。一直到現在，學者也都承認這說法，沒有人說過反對或修正的話。
我們上面說到“佛”這名詞不是由梵文譯來的，而是間接經過龜茲文的p d或 pud(或焉耆文的p t)。這當然更可以助成烈維的說法，但比“佛”更古的“浮屠”卻沒有經過古西域語言的媒介，而是直接由印度方言譯過來的。這應該怎樣解釋呢?烈維的說法似乎有修正的必要了。
根據上面這些事實，我覺得，我們可以作下面的推測：中國同佛教最初發生關系，我們雖然不能確定究竟在什么時候，但一定很早《魏書•釋老志》說：“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屠之教。”據湯先生的意思，這最後一句，是魏收臆測之辭;因為《後漢書•西域傳》說：“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據我看，張騫大概沒有聞浮屠之教。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仔細研究魏收處置史料的方法，我們就可以看出，只要原來史料裏用“浮屠”，他就用“浮屠”;原來是“佛”，他也用“佛”;自敘則純用“佛”。根據這原則，我們再看關於張騫那一段，就覺得裏面還有問題。倘若是魏收臆測之辭，他不應該用“浮屠”兩字，應該用“佛”。所以我們雖然不能知道他根據的是什么材料，但他一定有所本的。(參閱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第22頁)，而且據我的看法，還是直接的;換句話說，就是還沒經過西域小國的媒介。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佛教從印度飛到中國來的。它可能是先從海道來的，也可能是從陸路來的。即便從陸路經過中亞小國而到中國，這些小國最初還沒有什么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國來的過路而已。當時很可能已經有了直接從印度俗語譯過來的經典。《四十二章經》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這一名詞的形成一定就在這時候。這問題我們留到下面再討論。到了漢末三國時候，西域許多小國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國來傳教，像安士商、支謙、支婁迦讖、安玄、支曜、康巨、康孟祥等是其中最有名的。到了這時候，西域小國對佛教入華才真正有了影響。這些高僧居士譯出的經很多。現在推測起來，他們根據的本子一定不會是梵文原文，而是他們本國的語言。“佛”這一名詞的成立一定就在這時期。
現在我們再回到在篇首所提到的《四十二章經》真偽的問題。關於《四十二章經》，湯用彤先生已經論得很精到詳明，用不著我再來作蛇足了。我在這裏只想提出一點來討論一下，就是湯先生所推測的《四十二章經》有前後兩個譯本的問題。湯先生說：
現存經本，文辭優美，不似漢譯人所能。則疑舊日此經，固有二譯。其一漢譯，文極樸質，早已亡失。其一吳支謙譯，行文優美，因得流傳。(《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第36頁)
據我自己的看法，也覺得這個解釋很合理。不過其中有一個問題，以前我們沒法解決，現在我們最少可以有一個合理的推測了。襄楷上桓帝疏說：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後漢書》卷六十下)
《四十二章經》裏面也有差不多相同的句子：
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不再矣。使人愚蔽者，愛與欲也。( 17，722b)
天神獻玉女於佛，欲以試佛意、觀佛道。佛言：“革囊眾穢，爾來何為?以可誑俗，難動六通。去，我不用爾!”( 17，723b)
我們一比較，就可以看出來，襄楷所引很可能即出於《四十二章經》。湯用彤先生(《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第33～34頁)就這樣主張。陳援庵先生卻懷疑這說法。他說：
樹下一宿，革囊盛穢，本佛家之常談。襄楷所引，未必即出於《四十二章經》。
他還引了一個看起來很堅實的證據，就是襄楷上疏用“浮屠”兩字，而《四十二章經》卻用“佛”。這證據，初看起來，當然很有力。湯先生也說：
舊日典籍，唯借鈔傳。“浮屠”等名，或嫌失真，或含貶辭。後世展轉相錄，漸易舊名為新語。(《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第36頁)
我們現在既然知道了“浮屠”的來源是印度古代俗語，而“佛”的來源是吐火羅文，對這問題也可以有一個新看法了。我們現在可以大膽地猜想：《四十二章經》有兩個譯本。第一個譯本，就是漢譯本，是直接譯自印度古代俗語。裏面凡是稱“佛”，都言“浮屠”。襄楷所引的就是這個譯本。但這裏有一個問題。中國曆史書裏關於佛教入華的記載雖然有不少牴牾的地方，但是《理惑論》裏的“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的記載卻大概是很可靠的。既然這部《四十二章經》是在大月支寫的，而且後來從大月支傳到中國來的佛經原文都不是印度梵文或俗語，為什么這書的原文獨獨會是印度俗語呢?據我的推測，這部書從印度傳到大月支，他們還沒來得及譯成自己的語言，就給中國使者寫了來。100多年以後，從印度來的佛經都已經譯成了本國的語言，那些高僧們才把這些譯本轉譯成中文。第二個譯本就是支謙的譯本，也就是現存的。這譯本據猜想應該是譯自某一種中亞語言。至於究竟是哪一種，現在還不能說。無論如何，這個譯文的原文同第一個譯本不同;所以在第一個譯本裏稱“浮屠”，第二個譯本裏稱“佛”，不一定就是改易的。
根據上面的論述，對於“佛”與“浮屠”這兩個詞，我們可以作以下的推測： “浮屠”這名稱從印度譯過來以後，大概就為一般人所采用。當時中國史家記載多半都用“浮屠”。其後西域高僧到中國來譯經，才把“佛”這個名詞帶進來。范蔚宗搜集的史料內所以沒有“佛”字，就因為這些史料都是外書。“佛”這名詞在那時候還只限於由吐火羅文譯過來的經典中。以後才漸漸傳播開來，為一般佛徒，或與佛教接近的學者所采用。最後終於因為它本身有優越的條件，戰勝了“浮屠”，並取而代之。
1947年10月9日
附記
寫此文時，承周燕孫先生幫助我解決了“佛”字古音的問題。我在這裏謹向周先生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