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的傳入和經典的翻譯
1．問：佛教是什麼時候傳入中國的？
答：佛教傳入中國的具體時間和年代，現在很難考定。最初傳入時，不過在少數人中奉行，未必為上層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西元前二年，大月支國（原居我國甘肅的一個強盛的少數民族西遷中亞後建立的國家）國王的使者伊存到了當時中國的首都長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經給一個名叫景盧的博士弟子。這是中國史書上關於佛教傳入中國的最早的記錄。我們可推斷，由於在此一百二十年前漢武帝開闢西域交通的結果，當時由印度傳佈到中亞細亞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過行旅往來而向東方漸進。也有傳說：在與印度阿育王（約西元前272—226在位）同時的秦始皇（西元前246-210在位）時代，已有印度的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來到我國咸陽。阿育王時舉行第三次結集約在西元前250年，會後派大德赴各國傳教，前來中國很有可能。另外，也有認為宋玉《高唐賦》和《史記始皇本紀》中的「羨門」即沙門的，但因無譯述學說傳世，無從確考。
2．問：佛教最初傳入的年代既是傳說紛紜，很難考定，為什麼一般公認是開始於漢明帝的求法呢？
答：史籍記載，漢明帝永平七年（西元64）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訪求佛法。西元67年他們同了兩位印度的僧人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回到洛陽，帶回經書和佛像，開始翻譯了一部分佛經，相傳就是現存的《四十二章經》，是《阿含經》的節要譯本。同時在首都建造了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就是今天還存在的白馬寺。這個寺據說也是以當時馱載經書佛像的白馬而得名。根據這個傳說來看，佛教的傳入中國雖不始於漢明帝，而佛教作為一個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認崇信，在中國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礎和規模，可以說是始於漢明帝年代。西元73年班超使西域，以後三十六國內屬，西域道路暢通，當時著名科學家和文學家張衡（78-139）寫的《西京賦》就提到「桑門」（即沙門），可見那時佛教僧徒的存在已開始成為引起文人學士注意的社會現象了。
3．問：佛教入中國的途徑除了最初由陸路從西域而到關中之中，有無經由海路到達吳楚的可能？根據漢明帝的弟弟楚王劉英信奉佛教的情況來看，可以證明這一點。
答：我同意這個看法。據史籍的記載看來，當時楚地佛教的傳播比起中原，似乎更盛一些。
4．問：中國佛教什麼時候開始有自己的出家佛教徒的？
答：中國很早就有了本國出家佛教徒，漢明帝聽許陽成侯劉峻出家是最早的記載。但最初那些僧人僅是從師出家，剃除鬚髮，照戒律生活，還沒有受戒的制度；到西元250年來自中印度的曇柯迦羅在洛陽白馬寺正式建立戒壇傳戒，中國才開始有了如法的比丘。由於沒有外國比丘尼到來，最初女人出家為尼的也只是剃髮罷了；稍後從大僧受戒，還不具備完全的受戒制度。到西元429年，由斯里蘭卡先後來了以鐵薩羅為首的十九位比丘尼，才使她們的受戒具備完全的條件；從此，中國才有了如法如律的比丘尼。
5．問：佛經的翻譯始於何時？
答：佛教在中國的弘傳是和佛經的翻譯事業分不開的。最早的翻譯，前面已經提到，摩騰、竺法蘭在漢明帝時開始翻譯過《四十二章經》，據說還有一些別的經。這就是最早的翻譯。
6．問：以後，漢代還有哪些著名的翻譯家？
答：在初期（西元二、三世紀）的譯師中，我們不能不提到安息國（在今伊朗一帶地方）的安世高，月支國的支婁迦讖，康居國（在今蘇聯吉爾吉斯地區）的康僧鎧、康僧會，和一位有月支人血統的最早西行求法之一的中國僧人竺法護，同時還有朱士行於西元260年西行求法。由於他們的努力，不少聲聞乘的和大乘的經藉被翻譯為漢文。
7．問：這些譯師所傳譯的經典有什麼不同？
答：他們中間主要有兩個系統：一是小乘學派，以《阿含經》和「禪數」之學為主，可以安世高為代表；二是大乘學派，以《般若經》和淨土信仰為主，可以支婁迦讖為代表。兩派同時並行。
8．問：那時的翻譯對後來的佛教有什麼影響或作用？
答：當時翻譯事業還在初創時期，限於各種條件，還未能進行有計劃有系統的翻譯，所譯的經書很少是全譯本，而翻譯文體也還沒有能夠確立，但是他們已經出色地做到了開闢園地的工作，為佛教在中國思想界樹立了地位，並且擴大了影響。
9．問：佛教傳入後有不少人研習弘傳，中國僧界出現過什麼樣的重要人物曾促進佛教的發展？
答：佛教在中國的廣大流行，開始於四世紀，當時中國僧界道安法師是一位重要人物，是起了很大積極作用的佛教領袖。他是我國最早的熱心傳教者，曾經派遣徒眾到各地大弘佛教。他又是我國第一個僧伽制度建立者。他努力尋求戒律，以補當時律藏不齊全的缺陷，並制定了當時全國風從的僧尼軌範（中國僧人出家後，廢除原有姓氏，一律以「釋」為姓，是由道安提倡並從他開始的）。他整理了已譯出的經典，撰成了中國第一部「經錄」；他極力獎勵翻譯事業，並第一次總結了翻譯的經驗。在他的主持下，翻出了許多重要經論，集中和培養了許多學者和翻譯人才，為後來鳩摩羅什的大規模翻譯事業準備了有利條件。
10．問：佛教的確立，首先在於戒律，經過道安的努力，以後還有哪些律部的傳譯？
答：道安和他的弟子們尋求戒律的熱心，對於律藏的充實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道安在世時，已經得到大量的戒本，並且翻譯了其中的一部分，可惜那些書已經失傳了。之後不久，來自喀什米爾的弗若多羅和曇摩流支，先後幫助鳩摩羅什譯出了薩婆多部《十誦律》，這部律得到鳩摩羅什的老師卑摩羅叉在江西大為弘揚；佛陀耶舍（也是克米爾人）在西元410年又譯出了曇無德部《四分律》；奉佛音尊者之命，由斯里蘭卡來到中國的僧伽跋陀羅譯出了《善見律毗婆沙》。五世紀初法顯法師遊歷天竺，主要也是為尋求戒律而去的。法顯法師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國古代偉大的求法者和旅行家，他的不朽的「遊記」和其他方面的成就，可能容易令人忽視他最初求律的動機和這方面的成就。他除帶回許多書籍外，並且帶回了《摩訶僧祇律》和彌沙塞部《五分律》，前者已由他自己和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的佛馱跋陀羅譯為漢文，後者則在他逝世後由佛陀什（喀什米爾人）翻譯了出來。另一位偉大的求法者，七世紀的義淨，也是抱著學律的志願而遠遊的。他帶回了而且譯出了一切有部的十一種著作，從而使律藏大為完備。因此漢文譯出的律藏有《四分律》六十一卷，《一切有部律》一百五十七卷，《十誦律》六十一卷，連同各部的羯磨文和戒本及解釋律文的諸論，先後譯出而現存的約五百卷。後世中國高僧們關於律部的著作，現存的也有五百卷以上。至於中國比丘戒的傳承，在南北朝時代，北方傳《四分律》，南朝是《十誦律》。及隋朝統一中國，政治上以北統南，佛教戒律也是這樣，從隋代起，一直只傳北方曇無德部的《四分律》。藏語系佛教地區向來是傳一切有部律，傣族地區則流傳著與斯里蘭卡、緬甸等國相同的上座部律，與《四分律》（法藏部律）同一源流。
11．問：關於律藏翻譯流傳的歷史和情況，聽到上面所談，已經知道大概了，請再談一談經藏和論藏大規模有系統的翻譯是從什麼時代什麼人開始的？
答：佛教經論大規模有系統的翻譯，應該說是開始於五世紀初的鳩摩羅什。
12．問：鳩摩羅什的翻譯事業比以前有哪些特點？對後來的佛教和中國思想文化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答：鳩摩羅什的翻譯事業，有著前人所未有的優越條件，那就是當時政府（姚秦）的大力支持和有在道安影響下產生的具有高度文化修養的一大批義學僧人的輔助。但是他的偉大成就是由於他有豐富的學識和持久的努力，這一位有印度血統在今天中國西北（新疆庫車）出生的智慧卓越的大師，是中印兩大民族共同的光榮。他和後來的玄奘法師是翻譯事業中兩大巨匠，他所譯出的三百多卷典籍，不僅是佛教的寶藏，而且也是文學的重要遺產，它對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文學上的影響非常巨大。在他的講授和指導下，造就了成千的人才，使當時的佛教得到大大的提高和發展。
13．問：前面說過，羅什的翻譯是有系統的，不知是屬於哪一個系統？
答：就佛學方面來說，鳩摩羅什最重要的貢獻是在於對由龍樹創立的中觀系統典籍的介紹。由於他的努力，這一系的經論著作，如《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維摩經》、《法華經》、《大品般若經》、《小品般若經》、《金剛經》等，以及《大品般若經》的解釋—《大智度論》，都傳到中國來，為中國法性宗開闢了廣大的基地。其次，鳩摩羅什還譯有聲聞乘中的一部重要論著—《成實論》，起初與中觀三論（或「四論」，加《大智度論》）相輔流行，之後逐漸形成了獨立學派，在南北朝期間盛極一時，後人稱為成實師。這一學派在聲聞乘中是比較接近大乘的一系。
14．問：鳩摩羅什之後還有哪些著名的翻譯大家，又是屬於什麼系統？
答：鳩摩羅什的譯業進行於西元401—413年間，主要是全面系統地介紹了大乘空宗龍樹、提婆的學說。羅什之後，重要譯師來者相繼，主要經論不斷譯出。如覺賢於西元418-421年譯出《華嚴經》，曇無讖於421年譯出《大般涅槃經》，求那跋陀羅於443年譯出《楞伽經》等。這些經典的譯出對中國佛教義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西元六世紀初菩提流支來華（508）創譯大乘有宗無著、世親一系的論典，其中《十地經論》影響尤大，傳習者形成地論師一派（分南北兩道）。以後真諦三藏（498-569）於西元546年來華，563年譯出無著的《攝大乘論》和世親的《釋論》，564年譯出世親的《俱舍論》，566年到567年又重譯《俱舍論》。真諦不僅是翻譯大家，而且是也是一位義學大師，來華日久，擅長中國語言，所譯經論，隨翻隨講，弟子記述成為義疏，傳習之者稱為攝論師及俱舍師。真諦到中國後二十餘年遭逢兵亂，於顛沛流離中仍能譯出一百數十卷重要經論，形成中國佛教的重要義學派別，是羅什以後玄奘以前二百餘年中貢獻最大的譯師。
15．問：唐代玄奘是傳譯瑜伽學派的，真諦也是傳譯瑜伽學派的，對比之下，他們譯傳瑜伽學有什麼不同？
答：據玄奘所傳，戒賢生於西元528年，可以推定護法約生於530年。而真諦生於498年，故真諦長於護法三十餘歲。又真諦譯有陳那著的《無相思塵論》（即玄奘譯的《觀所緣緣論》）和《解拳論》（即義淨譯的《掌中論》），陳那是世親的弟子而為護法之師，可見真諦是介於陳那、護法之間的佛教有宗大師。玄奘所傳以護法的學說為正義，其門下傳述以真諦之學及地論師之說為舊說或舊譯，而稱玄奘所傳為新譯，古人（唐靈潤）歸納有十四義不同。如舊譯認為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新譯則認為有一分無性（佛性）有情；舊譯認為佛果理智不二，新譯則認為理智各別（即分斷、智二果）；舊譯於三性中遍計所執及依他起二性俱遮，新譯唯遮遍計所執；舊譯以緣起之本唯在第八識，新譯則八個識及相應心所皆為緣起之本。又真諦譯之《轉識論》以阿陀那為第七識，新譯則以為第八識。真諦所傳之攝論宗更立第九識，新譯則無此說。總之，新舊兩譯同屬有宗，宗旨相同，因時代先後，各成一家之言，義解稍有差異，也很自然。但真諦所譯傳之學在隋唐之際的中國佛教界曾激起很大波瀾，因而引起了後來玄奘法師到印度去深入研究的動機。真諦來華後至玄奘赴印前的八十餘年中（546-627），印度佛學也經歷了劇烈的變化。最初護法和清辨興起了空有之爭，接著月稱和清辨又同室操戈而使空宗分成為自續、應成兩派，月稱又和月宮進行了長期的論戰，護法的弟子法稱也對祖師陳那的因明進行新的改革。學說總歸是辨析日精後勝於前的，玄奘所承之學大體說來是較舊譯更為精審的。
16．問：你說到印度去深入研究法相瑜伽學的玄奘法師，是不是為大家所知道的那位到西天取經的「唐僧」或「唐三藏」 ？
答：是的。但「唐僧」、「唐三藏」用在一個人身上卻是錯誤的。唐是當時我國的國號，這兩個名詞現代語來說就是中國僧人，中國的三藏法師。對佛教中人，這本來是常識問題，但社會上誤解的人太多了，不能不解釋一下。
17．問：那麼他的大概事蹟請介紹一下好嗎？
答：對於人人都知道的玄奘法師，是用不著詳細介紹的了。這一位孤征十七載、獨行五萬里、足跡遍於西域、印度百三十國而且留下一部不朽的遊記—《大唐西域記》的偉大旅行家；這一位元通達中印文字、洞曉三藏教理、由留學僧而最後主持當時印度最高學府—那爛陀寺的講席，受到了印度及西域各國國王和僧俗人民歡迎敬重的偉大的佛教學者；他以畢生精力致力於中印文化交流事業，譯出經論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約五十萬頌）；他的系統的翻譯規模、嚴謹的翻譯作風和巨大的翻譯成果，在中國翻譯史上留下了超前絕後的光輝典範。他的成就和貢獻不僅在佛教方面，而且在學術方面，都是非常重大的。他不僅比較全面地系統地譯傳了大乘瑜伽有宗一系的經論，而且把空宗的根本大經—《大般若經》二十萬頌也完全翻譯過來；又把小乘說一切有部的重要論典幾乎全譯過來。另外，他又獨得印度一位罕有的佛教天才大師護法菩薩的秘傳之作，如和會空有兩宗的《廣百論釋》和編入《成唯識論》的護法正義，印度都無傳本。由此可見，他實際上已成為印度佛學發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故在戒日王為他舉行的十八日無遮大會上，他高踞獅座，陳義立宗，無人敢出而與他對揚爭鋒。因此，大乘學者共尊他為「大乘天」（Mahayanadeva，即「大乘的神」），為祖國贏得了當時兩大文明古國間學術上最高的榮譽。百餘年後，日本僧人金剛三昧（西元818年前後在華）游印時看見中印的僧寺中都畫有玄奘所著的麻履（即麻鞋）及所用的匙、筋，以彩雲烘托，「每至齋日輒膜拜焉」（見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三及《續集》卷二）。可知印度當時佛教界已把玄奘的麻鞋當作佛的足跡一樣敬重、供養了。一個學者在外國享到這樣高的尊敬，除了各大宗教的教主，歷史上尚無第二人。直到現在日本佛教學者仍然認為玄奘法師這樣的人才，只有中國這個偉大民族才能產生出來，玄奘法師確實是我們民族的光榮和驕傲。
18．問：歷史上像玄奘法師這類人物，可否再介紹一、二？
答：再舉法顯和義淨法師。前面提到，法顯法師於西元399年，以六十五歲高齡發跡長安，涉流沙、逾蔥嶺，徒步數萬里，遍游北印，廣參聖跡，學習梵文，抄錄經典，歷時多年，復泛海至師子國（今斯里蘭卡），經耶婆提（今印尼）而後返國。時年已八十歲，仍從事佛經翻譯。他著有《佛國記》，成為重要的歷史文獻。義淨法師稍晚於玄奘，取道南海去印度求法，經時二十五載，凡歷三十餘國，尋求律藏，遍禮聖跡。回國後翻譯經律五十多部二百多卷，撰有《南海寄歸傳》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法顯、義淨和玄奘法師一樣，都是以大無畏的精神，為法忘身，冒九死一生的艱險，為求真理而百折不撓，魯迅稱讚他們為中華民族的脊樑確非過譽。他們為我們偉大民族爭得了榮譽，為燦爛的東方文化增添了異彩，為佛教的發揚光大建立了不世出的奇勳。他們是不朽的翻譯家、思想家和旅行家，他們對祖國文化的發展和提高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19．問：除前面所講的幾點之外，歷史上曾有許多人從事佛典的翻譯弘傳，還有哪些著名的代表人物？
答：中國漢語系佛教翻譯事業持續了十個世紀（二至十一世紀），翻譯過來的經律論三藏共有一千六百九十餘部，六千四百二十餘卷，著名的本國和外國來的譯師不下二百人。除前面提到的諸人之外，如印度的曇無讖、佛馱跋陀羅、菩提流支，巴基斯坦的鮏那崛多和施護，阿富汗的般若，柬埔寨的曼陀羅仙和僧伽婆羅，以及斯里蘭卡的弘傳密教的不空三藏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通過這樣多的人持久不懈的辛勤努力，把佛教的聲聞乘、性、相、顯、密各系統的學說都介紹到中國來，從而形成了中國佛教的巨大寶藏。1954年中國全國文學翻譯工作者會議上，作家協會主席茅盾在他的報告中說：「我國的翻譯事業，是有悠久歷史和光榮傳統的。我們的先輩在翻譯佛經方面所樹立嚴謹的科學翻譯方法，及其所達到的卓越成就，值得我們引以為驕傲，並且奉以為典範」。毫無疑問，中國古代的翻譯事業，給燦爛的漢民族文化創造了巨大的精神財富，在世界上是無可匹敵的。它是我們足以自豪的優秀文化傳統之一。但是，我們還必須指出常常容易忽略然而非常重要的另外一面。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各個兄弟民族在創造全民族的文化中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和出色的成績，在佛教方面尤其如此。西藏在吐番王朝時期，由於文成和金城兩公主的下嫁，引進了盛唐文化和佛教的信仰，並創制了通用至今的文字。到持松德贊時期，迎請了印度當時最著名的顯教學者寂護、蓮花戒和密宗大師蓮華生等建寺立僧，從事系統的翻譯；同時又由沙州和向唐朝請去漢僧傳授禪宗，講經說法；到赤熱巴中（即巴黎可足或彝泰贊普，815-836在位）時，又迎請印度大德多人和西藏學者一起厘定譯名，校正舊有譯文，補譯大量經論。西元十世紀以後西藏開始了佛教後弘期。直到1203年印度超巖寺及各大寺被入侵軍破壞，三四百年間印度和西藏兩地傳法求法的大德往來不斷。舉其最著名者，如出生於孟加拉的阿底峽尊者（982-1053），是印度當時學德最高的大師，於1042年應請至藏，創立迦當派。其學說為後來宗喀巴大師（1357-1419）所繼承，創立了格魯派（即黃教），遍傳藏、漢、蒙廣大地區。又西藏的瑪爾巴曾三度赴印學法，創立了迦舉派（即白教），此派在明代曾長期掌握西藏地方政權。世界知名的西藏聖人彌拉日巴即此派的第二代祖師。其餘譯經傳法的大德難以備舉。自西元八世紀中葉至十三世紀中葉五百年間，西藏譯出的三藏經籍就已收入甘珠、丹珠兩藏計算，部數五千九百餘種，分量約合三百萬頌，約當漢譯一萬卷。在藏譯藏經中重譯甚少，故實際內容大大超過漢譯藏經。其中尤以空有兩宗的論典以及因明、醫方、聲明的著作和印度晚期流行的密教經論，數量龐大，為漢譯所未有。由於藏文翻譯照顧到梵語語法的詞尾變化和句法結構，因而極易還原為梵語原文，所以受到現代佛學研究者的高度重視。另外，在清代曾進行滿文大藏經的翻譯。近代還發現西夏文大藏經以及回鶻文佛經的殘卷。還有，我國的傣族文化一向不為人所知，解放後才發現傣族有非常豐富的傣文著作，其中即包含有南傳巴厘三藏的傣文譯本。由此可見，我國各族文字的大藏經是人類文化史上極為罕有的巍峨豐碑，其中凝聚了多少世代人的聰明智慧和辛勤勞動，體現了我們民族的堅韌精神和偉大氣魄，這是我們可引以自豪的無價的精神寶藏。現在我國決定校勘出版《大藏經》作為整理古籍的重要項目之一。這是我們佛教界值得引以為慶的大喜事，也是國際文化學術界所衷心仰望、企盼已久的大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