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緣起
天津原為河北省會，後改為直轄市，面積，約五十多方公里，有一百二十多萬人口。地點跨五河注沽河之會口，握北寧津浦兩鐵路之交點，水道有渤海及各大河流，水陸交通，均極方便。商業之繁盛，冠於北部各省，與上海、廣州、漢口、同稱為中國之四大商埠。
天津和上海，為中國最繁華之都市，上海的廟宇和出家人比較多。天津的廟統計起來，大小也有幾十處，在這些廟裏，並沒有正式留單接眾的十方叢林。只有一處清修院，乃李嗣鄉之家廟，請清池和尚住持留單接眾，凡一切朝五臺山僧人，多在此院掛褡，所需經費皆李家擔任。以後因受其法徒宗祥連累，被褚玉璞封閉。後經靳雲鵬改組為佛教居士林，平常住幾位師傅做佛事。有時南北過往僧人，可以在這裏休憩幾天，所以天津的廟，多是小的庵堂，出家人在這裏住，都做應酬，分子很複雜！
宣統元年，政府頒佈廢廟興學令，首以天津為試驗區，當地紳董，出面組織廢廟興學委員會，沒收各處廟產。開會時，以公共錢財，大吃大喝，極盡耗費。還有一些地痞流氓，藉此機會發財。拆廟固屬為不好的事，可是天津一般出家人，也弄得太不像樣，簡直是笑話百出。可是話又說回來，天津過去的佛法，就寄託在他們這些人身上，敗壞佛法的是他們；住持佛法的也是他們，如果沒這一般出家人，天津就沒有佛法，在家人想找出家人念經，也找不到。有人嘗說：「在天津住的出家人，都是大菩薩，行菩薩道，明知在天津趕經懺是走下坡，可是他仍然發心要去。」因此若干年來，讓天津一般人，知道有佛法，有時請出家人念經做佛事，這都是一般趕經懺的好處。其實並不是我袒護趕經懺的，與他們遮醜，實際情形確是這樣。在家人到任何地方都應當讚歎出家人，有居士當我面挖苦天津出家人的，我就這樣答復！
據說：天津在試辦廢廟興學的時候，伽藍菩薩還顯過靈驗。當地人組織廢廟興學委員會，舉出來若干人為委員。在委員之中，又推出來三個主任委員，一個正主任委員，兩個副主任委員。會後決議立學堂，佛像拉倒，僧人趕跑，並借此機會，大設宴席，相對暢飲。有一次開會，席間正主任委員，也是當地有名耆紳，出來小圊，忽然倒地下沒氣了。同人等把他架到屋裏，問他「怎樣？」他說：「不好！我看周倉爺從屋裏出來，氣憤憤的呵聲，『我讓你拆廟！』說著一刀砍在我腰裏，把我吹倒了……」再往下問時，什麼話也不說，像得羊羔瘋一樣，口裏直吐白沫，露兩個大白眼珠子，大夥忙把他抬回家去，夜間不治而死。所有當地紳董和一些拆廟委員們，睹此情形，都很害怕！嚇得打抖擻。接著第二位紳董（副主任委員）夜間也看見關夫子派周倉去了，他正在堂屋門口站著，忽然一聲「哎呀！周倉爺來殺我，我以後不拆廟了……」說著倒地下沒氣了！這是和那位正主任委員同一晚上的事。
第二天，另一位紳董，因他和死去的那兩位是一正兩副，都是主任委員。他看那兩位，因做壞良心違犯因果的事，都遭到現時的報應，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心裏很害怕！於是預備不在家，到天後宮娘娘廟去躲避，免得周倉爺再找來。早晨起來，這位紳董，對家裏人沒言語，悄悄走出來，拐彎抹角，恐怕人看見。可巧走到半道時，對面來一人，這人不是別人，是他們拆廟委員會的一位委員。兩人打對頭越走越近，躲避也來不及。見面後，這位委員首先問道：
「到哪去？副主任！」
「不到哪去，閑來溜達溜達。」面上還佯作很沈靜的樣子。接著那位委員很驚懼的又問：
「你知道吧！」
「不知道！」他又佯問了一句「有什麼事？」
「咳！」委員說：「不幸得很！大概因為做虧心事啦！不然或許為拆廟逐僧辦學堂，觸犯天怒，昨天頭二紳董都被周倉爺顯靈砍死了！」
「真的嗎？」
「這還能說瞎話不成！」說著第三位紳董— 副主任委員，一陣頭昏也倒地下沒氣了。他本來欲到天後宮娘娘廟去躲，不想卻死在半道。這位委員嚇的已是魂不附體，趕緊給他家裏去送訊。以後那些主張拆廟的人，見來頭不好，種種事情不順序，自動把委員會解散了。從此拆廟逐僧之風稍煞，可是天津差不多的廟子都被他們拆掉了。所剩的有城外千佛寺、海光寺、河北天緯路大悲院。千佛寺出家人正派一點，外邊有聯絡，沒被拆掉。海光寺是天津的古蹟，在日租界，沾日本人光，沒被拆掉。大悲院早被法院、消防隊、警察、佔用了，出家人多賃房子住，以買賣式經懺應酬為生活。
一九三四年，甲戌，天津居士們，組織甲戌講經會，請法師講經。那時曾提議請能海老法師在天津住持修廟，後來不知因什麼緣故不成熟，遂作罷論。
一九三五年，我正在青島湛山寺料理修講堂齋堂，天津甲戌講經會，請我去天津，講一部楞嚴經。時李唐民居士等即提議在天津修廟，不過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說完之後，並沒去進行，事情遂擱下了。
一九四0 年，我又去天津講經，有周叔迦、靳雲鵬、龔心湛、王紹賢、劉鶴齡、劉子明、趙化民、張伯齡、李唐民、等諸位居士發起，在天津修廟。原因天津雖是一個人文會萃的大商埠，繝轂南北交通，並沒一個十方叢林，致使十方過往僧人，無一掛單休憩之所，很為遺憾！因此有在天津修廟之議。那時並沒預備修大悲院，居士們領我看好幾處地方，都不相宜。末了經大家商妥，擇定天津河北天緯路大悲院，（原是傳法叢林，荒涼已久，）為復興十方叢林地址。當經諸居士，與大悲院禹山和尚取得同意。以後禹山和尚又在天津給我來一封信，把意思說明，過後，我們在天津見面會談，他很同意把大悲院復興為十方，並言明如果我去復興時，他把廟完全交出來，只要有他當輩的吃住，其他什麼事不再問；可是如果別人去接他不往外交。
關於修廟的事，我在別處已經經過好多次，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已經七十多歲的人，一提到修廟就發怵！當時我曾寫信堅辭，當面也辭過若干次，也曾經介紹過別位大德，去天津經營建修，但都沒獲允許；而且別人去時，禹山和尚的廟不往外交，對人信不極。諸位居士，也激勵我，說天津是你的家鄉，應當在這裏修起個廟來。時周叔迦居士，主持中國佛教學院，屢屢來函邀請，在此盛情難卻之下，我乃答應了。當時我曾這樣想，我已這麼大年紀，窮和尚哪里有錢修廟，反正力量是大家的，不過我做一個撮合人，把各種力量集中起來，把各種因緣和合起來，就算我對大眾的責任盡到了。
（二）經過
大悲院，原是十方傳法叢林，清康熙八年創修，有一百多間房子。裏面住兩位出家人，有禹山和尚的一位同參，另外雇一個老夥計，共三個人，自己住幾間屋子，其餘房子，讓法院占去一部分，消防隊占去一部分，警察所占去一部分；還有一部分在外面被人強佔，亂七八糟一個大雜院。一九四0年修廟事說妥後，一九四一年，讓院裏的人往外遷移。不過他們都在那裏住好多年，馬上讓他們往外搬，事實上很困難。幸而有靳、龔、周、諸居士出面為力，請天津主管當局，各方面想辦法，末了好歹都搬出去了；這也是該當大悲院有復興的機會。
一九四二年春、大家開始湊款，並拆除院內不需要的舊房子。一九四三年，推等慈為大悲院第一任住持，代我在天津監修。利用舊有木料先修後大殿五間（即大悲殿）兩邊配房各九間，共二十三間。那時準備券已很毛，米麵等，約需一元多一斤。後殿修起後，共費二十一萬餘元。末了因物價陡漲，拉五萬元虧空還不上。發起修廟的人，找誰誰不來，年底包工人天天去要帳，今天應到明天，明天應到後天，兩下打支應。本來修廟是大家的事，這一來要陷我窮和尚在裏面作難了。講完經後，去找靳雲鵬居士，他說給想法募化，當時我想如果三千兩千，把這筆款湊起來，也須很多日子，還不知能湊齊湊不齊，仍然應不過這個難關去。以後我把這情形寫一封信，給劉子明和王紹賢兩位居士。劉子明是大康鹽業公司總經理，王紹賢是上海鹽業銀行總經理，他們兩個人對辦善事很發心，而且對錢的方面也很慷慨。
劉子明接到我的信後，和王紹賢商議：「修廟是天津各位居士發起的，修起廟來也是天津的，倓虛法師已竟這麼大年紀，無論如何，為了幾萬元款，不能讓人在這兒作難。」末了他兩個人每人擔任兩萬伍，把這個難關當過去了。
一九四四年，又修起前殿、（即天王殿）三門。所用的磚瓦木料，都是趙化民居士自捐；並外募十數萬元早買下的。臨時由劉元忠、閻棟臣、兩位居士湊十幾萬工錢，很順利的就修起來了。
自一九四二年起，我常鬧腸胃病，拉痢疾。四三年時病的很厲害！自己開藥方吃藥，亦時愈時發，往往耽誤的連課也不能上。四四年冬，腸胃病復發，直至四五年冬，病的差不多要死。幸得林耕宇居士，介紹一日本醫生尾河，給診治。每天吃六次藥，打一次針，禁語，拒見賓客，養了半年多，才漸漸的恢復；因此把修大悲院的事都耽誤下了。
四五年，我因鬧病，耽誤了一年。四六年春天，我病雖愈仍未復元，本來不能再出門。但天津諸位居士，屢次來信催促，似乎大悲院之成與不成，全繫在我身上，大家拿高帽子來給我帶；當時我也因天津還有諸多事情未了，帶半身病就去了。
七月十九，乘飛機（因當時別的交通已斷絕）到天津和各位居士接見，預備修大悲院大殿。當時和周叔迦、劉子明、王紹賢、等幾位居士商談進行辦法，我把動工的情形，也大致計劃了一下。不過在天津辦事，事實上很困難，因那裏情形很複雜，諸多意見分歧，很難把各方意見溶冶到一塊去。往往為了進行某種事情，這個人著手辦理，那個人就在一邊袖手旁觀，這樣只有苦了當中辦事人。
修大殿的原來計劃，是把各項捐款湊起再動工，可是，時局一天一天的演變，物價一天一天的上漲，如果等十萬二十萬的零碎捐款捐起之後再動工，照原來計劃，恐怕連一根木頭也買不到了。
當時我勸他們各功德主，既然想做功德，就不要先害怕，不要怕吃虧，所需要買材料的各項款，可以事先墊出，以免受物價影響。時有劉子明、王紹賢、兩位居士很發心，每人認捐一千萬，周叔迦居士擔任一千萬，十二月十二日批合同，找人畫大殿圖。
四七年春天開工，到六月底竣工，當時有天津劉世銘居士；和由青島我請去的張傑臣居士兩個人監工。在他們認捐的款尚未交到時，正月初三，未等開工，我便冒著風雪，滿街跑，走了二十幾家大木廠，末了在一家長春木廠裏，買五條大美國松；及一切檁木等，言明兩天交款，共費三千萬元。當時木料未運走，第二天物價就漲了一倍。第三天下午，居士們認捐的三千萬塊錢才交到，到了給木廠送款時，木廠主人不願意，因晚交一天，賠本很大！結果少賣給一根美國松。可巧有一位無名氏聽說要修廟，又差人送去兩千萬，共買六條大美國松木，這也是感應。以後我在啟新洋灰公司又費了許多手續化得六百袋洋灰，零碎進的捐款，陸續早買幾千塊大方磚，又買一部分舊琉璃瓦，這樣把所需材料，都預備得差不多，到開工時，就比較容易了。
那時法幣貶值，物價暴漲，到了開工時候，物價又漲了好幾倍，照原來計劃數目已經又不夠了。幸而天津一般人心好勝，從各方面又湊了湊，並警局督察長孫翼侯幫忙，才將工程修得告一段落。總計修大殿共費一億掛零。這都是天津一般居士的力量，關於每次捐款，都有名單，將來大悲院立復興十方叢林碑時，可以流芳後世，現在我一時也想不起來，故說不出。
那年，長春般若寺預備傳戒，閏二月中旬，善果由長春到天津，請我去為得戒師。本來天津正包工修大殿，有諸多事情未了，我不能離開那裏；可是在我心裏還另有一種希望，或者到東北時，能募得一部分款，來補助大悲院之不足，因此答應去傳戒。閏二月底離天津，經興城、瀋陽、講幾天心經。三月初二日抵長春般若寺，四月底傳具足戒圓滿，改選住持妙禪。那時本擬急速回天津，因鐵路不通，致在長春逗留，將近一年光景。到了三十七年，舊曆二月二十八，從長春往回走，同行者共六人，有四個出家人，兩個在家人，中間經過十三天，三月初十到瀋陽，在那裏住二十幾天，四月初六，和定西法師一同乘平沈班機到北平，初七日到天津。那時大殿已經修起，並且在六月十九已經開光。我看看心裏很歡喜，遂與各居士接見，道謝他們維護佛法的盛意！過幾天，善波和尚去天津接我，舊曆四月二十五日回青島。這是我經手復興大悲院的大概的經過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