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大師回憶起初到台灣時,政治情勢非常嚴峻,風聲鶴淚,黑函滿天飛。有一次,他被黑 函檢舉是匪諜,「白天扮和尚,夜裡為匪宣傳」,被抓去關了一陣子,出來之後,每天有便衣警察跟蹤。大師心想:「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也不理他們,照樣做 自己的弘法工作,沒想到那些便衣跟監久了,都很佩服他為教為法的精神,皈依了佛教。
「當初傳教是很困難的,那時候沒有言論自由,也沒有集會結社的自由。有一次在講經的時 候,跑來一個警察,那時我正在講台上,他站在旁邊叫:『你下來!你下來!』我只好下台問他:『幹什麼?』他說:『你現在立刻宣佈解散!』我說:『這個我辦 不到,這些人來聽講經,而且是我請他們來聽經的,現在我叫他們解散回去,這我做不到。要宣佈解散,你去宣佈!』那個警察怕觸犯眾怒,也不敢宣佈,我就繼續 講經。這就是用智慧轉化困局呀!」
星雲大師不只是用智慧轉化自己的困境,也常為別人解決類似的問題。當時有個林宗心居 士,長得一表人才,又是日本通,很得日本人的敬愛,卻因為政治問題,無法一展長才,星雲大師就為他進言說:「還有誰比林宗心更適合派到日本呢?」最後林宗 心才被派去日本從事外交工作,可惜英年早逝,沒有做多久就過世了。大師不勝唏噓:「有多少人才都是莫名其妙被耽誤了!」
還有一位曾在日月潭電力公司服務的陳秀平先生,因為身上帶有一張匪諜嫌疑犯的名片,被臨檢的警員搜到,從此以後就身負匪諜嫌疑。
他剛到宜蘭的時候,無論走到哪裡,都受到警察嚴密的監視,行動極不自由,連到宜蘭念佛會都會被干涉,縱然有幸能來參加念佛,也免不警察跟蹤盯梢。
掌時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不久,由於局勢不安,到處都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我雖自身難保,但是身為師父,看著皈依弟子有了苦難,內心真是不平與不安,於是自告奮勇、挺身而出,向刑警隊長說:『我要帶陳秀平外出弘揚佛法。』
『不行啊!他有匪諜嫌疑,怎麼可以呢?』刑警隊長大驚。
『匪諜做壞事,破壞國家社會安寧,於法不容,現在我帶他外出弘揚佛法,利益大眾,難道也不可以嗎?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呢?不能勸善做好事,那還是讓他去做壞事好了。』我理直氣壯的說。
『那你要負責喔!』
『當然負責。』
承擔一切的責任,我每次出外弘法時,必定帶著陳秀平先生一起前去,如此過了好幾年。當智光商工學校成立時,我推薦他擔任副校長。」
在五0年代到六0年代,這種弘法的困境真不少,除了政治因素,還有社會因素。佛教的寺廟、法師並不受到社會的重視,也常常成為被壓迫的對象。
「高雄的壽山寺剛蓋7好的時候,還沒落成,突然接到一張高雄要塞司令部的公文,說壽山 寺的高度超過限制,要拆掉第五層。這沒有道理,蓋的時候沒問題,蓋好了怎麼以能拆!我自己已跑到要塞司令部,問:『到底誰決定要拆壽山寺?誰負責的?』有 一位上校出來,態度非常傲慢的說:『是我!是我要拆壽山寺!』
我告訴他:『這樣做可不得了呀!你拆壽山寺等於拆到佛教徒的家,結果會怎麼樣,我也不 敢保證。不久之前,越南的呈延炎總統不准人掛佛教旗,最後被推翻了。這種事如果鬧開會很嚴重。像現在文革時共產生黨毀佛拆廟,你也來拆廟,中外記者一拍照 登上報紙,旁邊寫一行字「中華民國也毀佛拆廟」,這與共產掌有什麼兩樣?到那時候誰來負責呢?』
那個上校聽了大為恐慌,一直問我:『那怎麼辦?』
我說:『你再下一個公文,說不拆不就好了!』
他聽了連聲道謝,送我到門口。
你看,這樣智慧一轉,廟也保住了,又免得上校造惡業,不是兩全其美嗎?」
壽山寺落成之後,因為從壽山公園入壽山寺的路口有幾層階梯,車子無法開到寺門口,星雲 大師就叫人把階梯用水泥補成斜坡,以利信徒進出。過了幾天,管區警員跑來干涉:「誰把階梯填平,立刻敲掉,恢復原狀!」大師聽到信徒報告,立刻跑去找那位 警員,對警員說:「聽說蔣夫人宋美齡過幾天車子還開得過來,現在卻只能爬山,怪罪下來,誰要負責?」警察聽到蔣夫人的名字,嚇得不敢過問,後來就沒有再來 嚕嗦。
大師說:「既然大家都怕政治,就用政治的智慧來轉化,效果特別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