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項 廟產興學之導火線
滿清政府，每對外戰爭失敗一次，即有一次改革運動。鴉片戰爭後的海防運動，英法聯軍後的自強運動，中日戰爭後的維新運動，莫不皆然。尤以中日甲午之戰，以堂堂天朝，反為小日本所擊敗，割地賠償以外，幾遭瓜分之禍。因此，一般愛國智識份子幾乎異口同聲一致要求救國，非改制變法不可。否則，將有滅亡之禍。而倡導變法維新運動最力者，則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主要人物。
康有為，原名祖貽，字廣廈，號長素。生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廣東南海人，世稱南海先生。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舉人，二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曾聯合公車千餘人上書，請勿簽馬關和約;並力主變法自強，設強學會於北京、上海兩處，旋為御史奏彈封閉。戊戌這一年，他四十一歲，比國父大八歲，比梁啟超大十五歲;他的學術思想，得力於同鄉朱次琦(九江)的教訓最大。因朱氏講學，每以「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為綱，以義理、考據、經世、詞章為目，而其精神所貫，全在「經世」之學。其見解與曾國藩完全相同。及戊戌政變失敗，六君子被戮，康有為逃亡海外十五年，民國二年始返國。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歿於青島，享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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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
梁啟超(一八七二～一九二九)，同治十二年生，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舉人，受業於康有為，稱弟子。光緒二十一年，梁隨康至京會試，不第。翌年，至滬與汪康年、黃遵憲創刊時務報，自任主筆，每期撰論、刪改、編校，純出其手。言論鋒利，倡議變法，風靡當時。及戊戌政變失敗，梁以走避日本使館，得免於難，旋護送至日本。宣統二年復於上海創國風報，後再度東渡。民國元年歸國，先後任司法、財政總長，因袁氏欲稱帝，乃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以反對袁世凱帝制。又曾助段祺瑞討平復辟，不惜與老師康有為分途異趨。其有助於民國共和者，論功殊偉。民國七年，始退出政壇，講學於國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兼研佛學，著有「佛學十八篇」，最為精粹，對啟發青年研究佛學關係頗大。民國十八年卒，年僅五十七歲。
康梁本屬師生關係，又是力主變法維新的主腦人物。要倣日本君主立憲，改革政治，亦即摹仿西方科學，創辦實業，興辦學校，造育人材，庶可達到國富民強的目的。無如當時教育經費無著，於是有主張把寺廟祠堂，改為學校者。及至戊戌變法失敗，停止變法。未幾，光諸二十六年拳匪亂起，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簽訂庚子條約，賠償鉅額款子。自此，慈禧太后亦覺非改革圖強不足以自立生存，故要求改革圖強風聲再起。
第二項 張之洞之「勸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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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廣總督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在戊戌變法那一年，即著「勸學篇」上奏朝廷，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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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和新舊思想，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在湖廣總督任內二十年，手創兩湖書院、文武普通學堂、陸軍中小學堂，訓練新軍，並派遣東西洋留學生，其於孕育革命種子及裨益於武昌起義之關係至大，固非他初始所料及者，並且力主動用全國寺廟財產為興學經費。佛教首挫於變法維新，亦復為廟產興學之起源，也是長期困擾佛教主要課題。
所謂廟產，即指寺廟一切財產，寺田、寺屋及附屬的法物而言。據民國二十五年「申報年鑑」所刊中國佛教會調查發表，全國寺廟數目(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四川五省除外)，約十六萬餘所，僧尼約七十四萬，佛寺僧尼如此之多。(註一)由於寺產如此之多，不特引起社會人士的覬覦野心，同時，也給社會經濟上帶來重大的影響。
清光緒年間，全國佛教寺廟究竟有多少，據張之洞在「勸學篇」上說：都會百餘萬，大縣數十，小縣十餘，皆有田產。其財物由布施而來，主張改作學堂，充作教育經費。其實施辦法，據「勸學篇」謂：
一、以寺廟十分之七為校舍，餘作僧道之居處。
二、以寺廟寺田等財產中十分之七供學堂之用，餘供僧道膳食之用。
三、將使用廟產之總額明奏朝廷，旌獎該僧道。對不願旌獎僧道，可移獎其俗親並與定職。
四、各省荐紳，有在其興學堂者，在觀察其夥寺觀之上，如連名申請，概予許可。
張之洞以為「如此則萬學可一朝而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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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學篇」奏上之後，德宗批示：「持論平，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由軍機處對各省督撫學正各頒「勸學篇」一部。
同年，六月十一日開始，所謂百日維新，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都作了劃時代的改革。教育方面，廢止了八股文的考試;在各省縣設立高中初各等學堂，京師設大學堂，上海設編譯館，廟產興學亦立即付諸實施。
戊戌政變，終因袁世凱的告密，不特使康梁一派失敗，而德宗皇帝遭受幽禁。而廟產興學亦由西太后命令而止。
第三項 上海縣實施廟產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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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維新，雖經失敗，但給佛教帶來廟產興學的威脅，始終未除。光緒二十七年八月，政府命各省州縣設置學堂，佛教寺產開始遭受侵害。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奏準「奏定勸學所章程，責成各村學堂董事查明本地不在祀典廟宇鄉社，可租賃為學堂之用。」(註二)。因之，引起各省土豪劣紳公然兼併寺田。民國以後此種情形已成為公認之事實。據「上海縣續誌」(民國七年刊)中可以窺見一斑矣。
一、栗庵 光緒三十二年，邑人葉佳堂與學董顧言之定議。給住持僧雪峯銀元七百二十圓為營業資。改庵為上海縣勸學所，而遷佛像於閔行。(其地十一畝八分一釐九毫)
二、小天竺寺 光緒二十七年冬，設中西啟蒙學堂，二十八年秋，改為養正，遷佛像於浦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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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寺宇悉歸學堂。
三、法華庵 今廟產歸振南學校。
四、韋天廟(法華寺僧管理) 今設正蒙小學。光緒乙巳(三十一年)，里人李鴻模、張光豫…，修葺後殿，設正蒙小學，禀准以廟屋為校舍。…於是廟業悉歸學堂管理。
五、長生庵 有四十畝，東南屋三楹，光緒三十一年設曹渡初等小學。
六、第二義務小學堂，在送子庵，光緒三十一年創設。
七、安國小學堂，在虹橋鎮東安國寺，光緒三十一年，邑人王豐玉、顧鏡清、蔣家鳳創辨。
八、官立養正小學堂(參閱小天竺寺項)，在縣署西北張家衖小天竺，光緒二十七年九月，邑人王琪錢……二十四人發起，擔任義務夜課。中西並授，初假亭橋西葉達宅，旋禀准。知縣王懋琨將發封之小天竺僧寺充用，二十八年由張軾葉達捐貲，添設日課，名中西啟蒙學堂。經常費取諸邑廟豫圓茶捐。又贖回錢糧廳，抵出房屋十四間，取租充用，二十九年改為官立，更為養正。(註三)
以上所舉，僅為上海縣一部分而已，其他各省州縣侵佔寺產興學，實不勝枚舉。西太后雖曾禁令，但各省州縣地方士紳仍以興學為名侵奪寺產，無法統計。自此以後，地方軍隊、警察及各種團體循風佔據寺廟，從未停止。由於佛教領導階級素質低落，使佛教在社會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已無法維護佛教權益。但佛教對中國歷史文化自有其悠久的關係，於是引起社會名流學者重視。章太炎先生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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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光緒三十一年)發表告「佛子書」，一面喚醒僧徒認清時代，要急起直追自辦學校，一面忠告士大夫們，不應該對佛教有此種荒謬的舉動，應對此世界最高尚的佛法加以發揚。東隣日本凈土真宗早於光緒初年，即於上海南京剏立本願寺，以及杭州、蘇州設立本願寺，光緒二十五年復於金陵「日本淨土宗本願寺」特設東文學堂，以教華人(見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一、二十三頁)。這時，日僧水野梅曉、伊藤賢道，因見滿清政府壓迫佛教，便乘機來華，乃效法西方基督教徒來華傳教的方法，引誘我國佛教僧徒受其保護。猶如咸同年間，西方教士保護教民一樣，分化教民與政府間的感情。當時日本在杭州傳教的代表為伊藤賢道，乃屬真宗派，意欲離間僧徒與政府感情，引誘杭州三十多寺廟投入日本真宗懷抱，求其保護。凡遇佔用寺廟，搶奪寺產，就由日本領事出面保護;中國佛教寺廟財產，中國政府不能保護，要賴外國人來保護，可見滿清政府軟弱無能到如何程度!這與日後國人每遇政治上壓迫，便逃入各國租界，要求外人保護，如同一轍。因此，引起中日兩國外交上的風波，地方政府既無能解決此一涉及國際糾紛，逕呈報中央政府，經中日雙方交涉的結果，先由日本真宗取銷對中國寺廟保護事情，滿清政府始允下詔保護佛教，並令佛教僧徒自動興學，自護寺產，各省遂相繼組織僧教育會。全國各省縣紛起成立僧教育會，而與各省縣普通教育會成了對立的形勢。這說明了滿清政府已無能保護佛教，要僧徒自己來保護寺產。其實，國內有識之士，早已經有此感覺，欲求振興佛法，唯有開設釋氏學堂，始有轉機。當時楊仁山居士即有此剏議，只以時節因緣猶未成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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