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語錄
南懷瑾說：只是人有人心，以人心自我的私識，認為天地有好生之德，因此發出天心仁愛的贊譽。如果天地有知，豈不大笑我輩癡兒癡女的癡言癡語嗎?明白了這個原理，便可了知真正有道的聖人，心如天地，明比日月，一切的所做所為，自視為理所當為，義所當為的事，便自然而然地做了。並不一定因為我要仁愛於世人，或我要愛護於你，才肯去做。
經典回放
選自《道德經》
【原文】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譯文】天地沒有仁愛之心，把萬物當成芻狗，既不珍惜也不輕視;聖人沒有仁愛之心，把百姓當成芻狗，既不親近也不歧視。天地之間，不正像一個大風箱嗎?不去拉它，什么事也沒有。一拉就有風了，越拉風就越大。世事也是如此，說得越多，麻煩越多。不如順其自然。
大師釋疑
芻狗：草紮的狗，用於祭祀，用了就丟棄。用時不是因為珍惜它，丟棄不是因為輕視它，皆無心而作。
橐龠：風箱，一拉就有風。
屈：竭盡，窮盡。
學道一得：把好心收起，按制度辦事
《道德經》和孔子的《論語》一樣，都是寫給統治者看的，或者說，是培養優秀領導的教材。在古代，統治者一“說話”，就是法律、政策，會對國計民生產生影響。所以該怎么“說話”，自然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孔子講仁道，“仁者愛人”，巴不得當官的將心掏給百姓才好。老子正好相反，“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建議當權者將好心揣進自己肚子裏，不要隨便掏出來。老子認為，讓百姓自然生活，他們的日子會過得很好;若是有人跟他們講什么仁啊義啊，他們反而要倒黴了。春秋之間，戰亂不絕，伏屍遺野，每一場戰爭，無不以 “仁義”作為旗號，可是最後審視，卻是“春秋無義戰”。
“芻狗”是一種比較便宜的東西，祭祀時用真狗比較破費，人們就變通一下，用草紮的狗擺上去，哄祖宗們高興。“以百姓為芻狗”，好像輕視百姓似的，所以老子這句話曆來頗引人爭議。其實老子的意思是，當權者要公平，對百姓心態放平，既不重視也不輕視，讓他們自然生活。
無論哪朝哪代，無論明主昏君，都高喊“公平公正”，做法卻大相徑庭，有的造福天下，有的欺世盜名。但不管哪種做法，都不是老子提倡的公平。老子所說的公平，有兩個要點：
第一，順從自然之道，引導“無為”的公平。
老子對道德意義上的公平不感興趣，他提倡合乎自然之道的公平。道德意義上的公平是：“非患貧，而患不均”——大家都是爹媽生的，有的人真窮，有的人真富，太不公平了!你手裏端著一碗肉湯，我手裏端著一碗白菜湯，沒餓死我先氣死了!所以，有些人的政治理想是“等富貴，均貧賤”。有的人幹脆打出“替天行道”的旗號，劫富濟貧。其實，強行把富人的錢搶過來分給窮人，並不符合天道。
政府過於講仁義，對百姓生活幹預過多，也很有問題。即使在一戶人口較多的家庭，也很難一碗水端平，國家這么大，所謂講仁義，肯定會傾向於少部分人——從曆史事實看，主要傾向自己親近的人，這就造成了人為的不公平。人們為了在統治者的“仁義”中分一杯羹，會想方設法向統治者身邊靠攏，於是，各種烏煙瘴氣的事情就發生了。
合乎自然之道的公平是：你勤快一點、能力強一點，生活就富裕一點;相反，你沒有能力又不愛幹活，那就多吃白菜少吃肉——反正不幹活的人用不著那么多營養!
老子的“以百姓為芻狗”，絕非對百姓漠然視之、不理不睬、不聞不問，而是讓百姓自己調節生存狀態，不要過多幹預。這樣做，統治者似乎沒有為老百姓做多少事，所以，百姓富足了，也不認為是靠當權者幫忙，“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我是靠自己努力致富的，跟你當官的沒有關系。
有趣的是，西方國家搞自由競爭，政府不過多幹預民間事務，人們也不認為自己致富是靠政府幫忙，這跟老子“以百姓為芻狗”的政治理念倒有一點相似呢!
第二，讓人們自由選擇他們想過的生活。
如何實現“以百姓為芻狗”的公平理論呢?老子沒有說。毫無疑問需要借助法令制度。但不必“多言”，政令越簡單、明確、穩定，越有可能如實兌現。在公平而穩定的制度下，讓百姓各求所需、各盡所能，過他們想過的生活。這比在有限范圍內施行仁義要優越得多。
戰國時的秦襄王，在管理國家方面，頗有一點“以百姓為芻狗”的味道。他不偏愛百姓，一視同仁;百姓偏愛他，他也很反感。有一次，秦國郎中閻遏、公孫衍外出辦事，在一座廟前看見一些人正在殺牛。他們感到十分奇怪，心想：現在不是祭祖的時節，他們為什么殺牛呢?於是，兩人上前詢問原因。他們回答說：“殺牛祭祀老天爺，是為了還願。”
“還什么願?”
“前些日子，聽說襄王病了，我們就買了這頭牛，來廟裏向老天爺許願：如果襄王病好了，我們就殺這頭牛祭天。現在大王的病幸而已經痊愈，我們就來向老天爺還願了。”
兩位郎中聽了，心裏很高興，回宮後，興沖沖地向襄王道賀：“大王的功德已經超過堯、舜了!”
秦襄王吃驚地問：“這是怎么回事呀?”
兩位郎中回答：“堯、舜雖是聖人，他們的百姓還不至於為他們祈禱。現在，大王病了，百姓自動買牛為您祈禱;您的病好了，百姓就殺牛還願。所以，我們私下認為，大王的功德已經超過堯、舜了!”
秦襄王忙派人調查，發現果有此事，就罰當地的裏正和伍老各出兩副銷甲。閻遏、公孫衍驚訝地問襄王：“沒有獎勵也就算了，大王為什么反倒懲罰他們呢?”
襄王解釋說：“老百姓之所以為我所用，不是因為我愛他們，而是因為我有權勢，他們才為我所用。現在，老百姓沒有接到命令，就擅自為我祈禱，這是他們熱愛我的表現。他們熱愛我，我該如何回報呢?如果我偏愛他們，就不能嚴格執法了。不能嚴格執法，就做不到令行禁止，這是亡國之道。所以，我懲罰裏正與伍老，使百姓不能偏愛我，我也不必示愛於他們。這樣，才能嚴明治國啊!”
秦襄王不偏愛百姓也不讓百姓偏愛自己，實行的是法家的“霸道”，跟老子的“自然之道”還是有所不同。霸道實行嚴刑峻法，而老子提倡法令簡明。但兩者“以百姓為芻狗”的宗旨卻是相通的。
不偏愛百姓，是否對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或遭受災變的人們不需要救濟呢?當然不是。真正的救濟是用法令規定哪些人、哪些情況屬於救濟范圍，然後一切按制度辦事，沒有任何偏心，也用不著一對一的慈善之舉。令人奇怪的是，中國是一個講了兩千多年仁義道德的國家，慈善法規卻從來沒有完善過，需要救濟的人經常得不到救濟;反而是不講仁義道德的西方國家，他們卻在這方面做得很優秀。這豈非具有諷刺意味?
無論古今中外，無數曆史事實證明，當權者的仁愛對國家、對百姓帶來的好處遠遠沒有弊端多，要想國家富強、百姓安樂，最好的辦法是制訂公平的法令，然後一視同仁地執行;要想國家混亂、百姓怨聲載道，最簡便的方法就是今天出一條善政、明天搞一項利民措施。因為所謂善政、利民，說明當權者還是在為老百姓辦事，而不是幹自己的本職工作。說明法令還沒有把當權者的職責規定清楚，他們還處於特權階級，有權進行管理，無須接受監督，辦事就有功，敗事也無過，遠未達到公平的境地。這樣哪能不混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