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我被提名為國大代表候選人
在這一次的行程中，我接到兩次由紐約東初禪寺打來的電話，那是十一月一日和二日，正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紐奧良。果元比丘告訴我︰臺灣的農禪寺有越洋電話，希望能找到我直接通話，說是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社工會的主任委員鍾榮吉，希望跟我直接通話。可是我正在距離臺灣半個地球之外的美國南方做演講旅行，從果元師轉達的緊急通知，是要我立即返回臺北，安排我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參加第二屆中華民國不分區國大代表的候選事宜。並且說明，這是指定，不需要有激烈競選的活動。當時我既感到意外，也對中國國民黨的中央非常感激。因我經常想到，中國佛教徒在各級的議會一向沒有建言的影響，對政府的各部會也一向沒有反應意見的有力管道。所以，我也常常想到多使政府重視佛教，必須在各級議會的代議士之中，有足夠人數的佛教徒參與。所以去（一九九○）年立法委員選舉之時，我就贊成能有法師和居士參選。結果沒有見到政黨的提名。這一次，我人在海外，卻不遠千里的追踪徵召，實在是國民黨的一項進步和突破。
因為這項消息來得過分突然，而且催得很緊，幾乎沒有讓我思考的餘地，所以就直覺地回說︰「不，謝謝，我不能。」請果元師代我傳真回臺灣，表達我感謝和婉拒的誠意，並說我是絕對擁護執政黨的。遺憾是我的時間、我的年齡、我的健康，都不許我接受這項徵召。
我以為做了這樣的回答之後，事情就過去了。想不到當我十一月六日，回到紐約，剛跨進東初禪寺的大門，果元師見到我時的第一句話沒問︰「師父您這趟太累了？」而是說要我趕快傳真告訴臺灣我已回到紐約的消息，因為國民黨中央社工會的總幹事蔡坤榮先生，堅持要跟我親自通話，而且非常的急，要我立即直撥臺灣的電話，目的還是需要我答應參與第二屆不分區國大代表的候選。當時我即給臺北農禪寺的都監果暉比丘傳真了幾句話，請他跟蔡總幹事婉謝中央對我的德意，我還是沒有辦法應徵。但是，這樣的處理，在我內心亦感覺到非常的遺憾。如果我不是年老體弱，我會一口答應。記得，民國三十五年（西元一九四六年）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在南京選出之時，天主教的于斌主教，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建議，佛教的太虛法師應該要被遴選為代表，結果被陳果夫一語否決了說︰「出家的和尚，怎麼可以來做國大代表！」而當時的于斌，也是出家的身分，這分明是對於佛教的歧視和排斥。經過四十五年，國民黨才會考慮到佛教的和尚來作為他們遴選的對象，這種信息，為什麼來得那樣的慢？當然，政治是非常現實的，那時我們尚無堅實的信眾基礎，也無國際的合作關係。
一九八八年春和今（一九九一）年春，我兩度訪問中國大陸，都遇到他們舉行全國性及地區性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會議，發現中國佛教協會的趙樸初和西藏的班禪喇嘛，都是人大的副主席，上海龍華寺的住持明暘法師及上海玉佛寺的住持真禪法師，都是全國政協的委員，各省縣巿佛教協會的會長也都是當然的各縣巿政協委員。我在北京和上海，都有人私下告訴我，如果我回大陸，分配給我的職位應該是全國政協的副主席，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對我而言，就算是真也是虛名，不會考慮，也不可能考慮。如果說，我是一條魚，大陸沒有我生活的水池；因為我對共產的中國社會毫無貢獻，就算是當了大陸政權下的政協副主席，又能為佛教做什麼呢？對佛法的弘揚，會比我在臺灣、美國和世界各地的貢獻更多嗎？
就在第二天的報紙新聞中，見到國民黨已經內定全國不分區的候選人之中有現任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悟明法師及佛光山的星雲法師。我也覺得非常的好，一個是代表全體中國佛教會，一個是代表佛光山及星雲法師個人的影響力。但是，最後公布的名單之中，這兩位法師的名字都不見了，而是換成了本省籍的青年法師明光。我也沒有感到意外，而且認為恰當。只是預定既有兩位法師只剩了一位，未免有點遺憾。因為，本省籍的法師之中，有能力和聲望來擔當國大代表候選人的至少可以數出五位以上。
近年來，中華民國的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經濟自由化，帶來許多的空間，佛教關心社會，正是時機。我是一個出家人，只要是造福人群的團體和個人，我都應該擁護讚歎，在沒有參與政黨選舉候選的我，已經在臺灣的地區付出了數十年的努力和時間，一旦參與了政黨政治的議會之後，將會受到正反面人士怎麼樣的侮辱和攻擊，很難預料。這對於弘揚佛法的事業，淨化社會的工作，都會帶來負面的影響，所以在相當的審慎之中做了這樣的決定。但這絕不表示，我討厭政治，而不關心國家社會的大局。所以我在臺灣投票選舉國大代表的前一天，十二月二十日的凌晨，給農禪寺發了一紙傳真，其內容如下︰
請通知和勸導本寺常住大眾及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山相關的三會（護法會、念佛會、禪坐會）會員，為了關心國家社會的安和樂利與淨化繁榮，應盡國民之責，盡量前往投票，選舉第二屆修憲國大代表。否則我們不關心國家前途的話，社會也將不重視我們佛教徒的存在。南無阿彌陀佛！
十二月二十日凌晨 聖嚴手啟
因為我個人還在美國，正在主持預先排定的各項弘法活動，雖然已經過了午夜十二點，我還是提筆發出了這樣的一紙傳真。因為近兩、三世紀來，佛教徒對於社會和政治的關懷總是比較消極，沒有想到釋迦世尊在世時就是關心政治和社會的。出家的僧侶不應該擔任政府行政官員的職務，但是對於政府應該擔起監督和建議的責任。佛教徒中的在家居士能夠參與各級政府的工作和代議士的選舉，應該積極參與。在君主的社會，佛法付託於仁王，如今處身於民主的社會，佛法的弘揚和傳播，應該倚重於各級議會的議員和各級政府的官員護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