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九九七夏 陳伉
愛讀中國歷史的人，一開始都會被帝王將相們的文韜武略所吸引。台前幕後的經國大計，莽原沙場的刀光劍影，舞榭歌台的杯盤交錯，孤城遠鎮的陰謀策劃，英雄末路，美人遲暮，壯士悲歌，忠臣飲恨......無不讓人或擊節噓唏，或扼腕長嘆。然而，看得多了，慢慢就會發覺浩翰的史籍應該記載卻有意無意遺漏忽略的人事委實不少。
對「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人物看多了，目光會不經意地投向唯獨中國歷史才有的一個特殊的人群——隱士。
說它特殊，首先是其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性。二十五史每一部都專闢一章曰：「隱逸」。然而，除個別人的生平較詳，大多不知其從何而來，老於何鄉。有的乾脆只聞其聲，未見其人。如朱元璋當了皇帝後，立法十分嚴酷。有一天他要到寺廟裡走走，他從前窮得活不下去，也當過幾天和尚，想必是戀舊情結使然，但他禁止隨從人員進去，獨自一人踱到寺院的山牆下，看見上面畫了一個布袋和尚，墨跡未乾，旁邊題有一首詩偈：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裝。
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
他轉頭立即命從人進廟搜索，裡裡外外無一人，只是一座荒蕪已久的古寺而已。
有的隱士人物是半入世態。
這類人物雖名為隱士，深居山林，彷彿不食人間煙火，其實非常關心天下大事，但又從不直接出面干預，只是從旁或通過朋友，或派出學生，幫助別人成功後，就再也找不到他們的蹤影了。後世比較熟悉的，一個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鬼谷子，他只打發出五個學生——蘇秦、張儀、孫臏、龐涓、尉繚，就把天下諸侯玩得團團轉，最後還是採用了張儀的策略，秦始皇才得以統一天下。還有隋唐之際的文中子王通，他以儒佛道三家通才的學養，講學河汾，培訓了一批開創盛唐的文臣武將，如魏徵、李靖、房玄齡等人都是他的學生。而他作為隱身幕後的曠世奇人，正史中卻不載一字；幫助朱元璋打天下的也是幾個始終不肯站出來的裝瘋賣傻的道人，推到台前的只有一個劉伯溫。雖然朱元璋都親自為他們寫過傳記，但編正史的儒家不予錄用，因為不合他們的口味。
將《素書》傳給張良的黃石公，也是這樣一個取「猶抱琵琶半遮面」態的神秘人物。他在圯橋授書張良後，相約十三年濟北相見，不過他說穀城山下有塊黃石，那就是他。不早不晚，十三年後漢高祖率軍路經穀城山下，張良果見山腳下有一黃石，於是取回家供了起來。
黃石公很有點像鬼谷子，他預見到秦將亡，漢將興，想物色一個代理人，替他出山輔佐劉邦打天下。但何以偏偏找的是張良呢？圯橋相遇，初看似乎純屬偶然，細思卻不盡然。圯橋授書，其實是黃石公早已安排停當了的。
張良作為韓國一風度翩翩、美若好女的佳公子，因在博浪沙狙擊秦始皇，始皇大怒，通緝全國大肆追捕，這一爆炸性的新聞肯定被傳得沸沸揚揚，無人不曉。正在留心天下大勢的黃石公焉能不知？他想，一個纖弱如女子的青年，敢於狙擊一跺腳地動山搖的秦始皇，勇則勇矣，但此乃匹夫之勇，還不足以成大事。亡秦需要這些熱血壯士，然而必須具備以柔克剛、以弱制強的大勇，那就得看他能否學會「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忍勁了。
因有此背景，有此思慮，黃石公肯定把張良作為首選人物，暗中跟蹤、觀察他有好久了。圯橋相遇，在張良是邂逅，在黃石公卻是預謀；接著而來的一系列折辱，既是考驗，也是上課。直到張良考試過關，才將《素書》給了他，也等於在傳給他「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法寶的同時，告訴他：忍點著，才有好處！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張良靠這部《素書》興劉滅項，功成身退，完全得益於一個「忍」字。即使縱觀中外成功的政治家，除開客觀因素不說，自身必須具備「三忍」的素養：一曰容忍，二曰隱忍，三曰不忍。
怎麼理解？
容忍者，胸懷氣量也。海納百川，沒有海洋般的胸懷，怎能擁有天下！
隱忍者，隱而不發也。越是偉大的政治家，所遭遇的兇險艱難也越多。在時不至、運不到的時候，必須有足夠的耐性忍下去，再忍下去；同時積蓄力量，修德聚賢，像周文王在羑（音 友）里獄中那樣。
不忍者，非常人之所忍也，大義滅親之忍也，消滅政敵絕不手軟之忍也......如李世民之於胞兄李建成，諸葛亮之於馬謖等等。
由此可知，《素書》是為從政者就如何加強自身的政治素養，如何把握道德與謀略的關係而寫的，但又不僅僅局限於此。書中這些效法天道地道，以格言形式表述的最高智慧，用之修身，可以明志益壽；用之治國，可以位極人臣；用之經商，可以富埒王侯；用之軍事，可以百戰百勝。
《素書》原文並不長，只有六章一百三十二句。詞句也不十分難懂，但每句話的內蘊卻異常豐富、深邃。鑒於此，我們在整理這部古籍時，沒有採取逐字逐句翻譯的方式，而是從讀者的角度出發，用「釋評」的辦法，盡量挖掘、剖析每一段話的內涵。估計讀者自己明白的地方，就一帶而過；涉及到古代哲學或用典比較生僻之處，則力所能及給予較詳盡的闡述，有時適當結合現代觀念予以評析，對於其中已經過時的一些觀點，則以當代先進思想觀念為準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為了加深對原文的理解，我們為《素書》的每一個觀點都撰寫了具體的歷史事例，並對每一章摘精采、簡要加以歸納，作為「導讀」置於章首。這無非是想盡編者的一片拋磚引玉、錦上添花的美意罷了。但如讀者只想獨立自主地玩味原作的精神要意，這些都可以不看，只看原著全文（第二十一頁《素書白文》）即可。
《素書》的校勘，是以《百子全書》為底本，參照《四庫全書》和台灣南懷瑾先生的《歷史的經驗》完成的。張商英對《素書》的注，置於〔〕內，以別於正文。
最後，我們覺得有必要對張商英其人簡略地說幾句。
張商英字天覺，四川人。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期間都在中央政府作官，後位至宰相。《宋史》說他「為政持平」，「立同異」，「寬民力」，能力諫徽宗禁絕豪華奢侈、大興土木的惡習，徽宗對他頗為敬畏。可惜他所處的那個歷史時期正是以王安石為首的革新派和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反反覆覆鬥得不可開交的時期，加之他又是由神宗時的奸相章惇舉薦，兩派的人際關係極其複雜，連蘇軾這樣的人都無法擺脫黨爭的牽連，更不要說別人了。而且兩黨的宗派鬥爭到了十分愚蠢可笑的地步。比如，宋朝皇權有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由於趙匡胤之後即位的不是他的兒子，而是他的弟弟趙光義，後來皇權的交替幾乎都是叔姪之間交叉傳遞。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做姪子的當了皇帝後，對上一任皇帝也就是他的叔叔該如何稱呼的難題：是叫「父皇」呢？還是叫叔父？為此兩派在金鑾殿上吵得箭拔弩張，磕頭出血。王安石一派說，國之存亡就在這一叫上；司馬光一派說，不認生身之父，而將叔父叫「父皇」，這是大不孝，孔孟再世也不會答應的。這兩個人都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可是一旦被偏見蒙了心後，竟會愚昧無聊到這種地步！張商英在這樣一種政治氛圍中，能得善終，實為不易。環境雖然烏煙瘴氣，但張商英學佛、為政又悟道，他臥病時，突然有一天對兒子和女婿說：「我告訴你們《法華經》上所說的地上湧出多寶如來寶塔，確有其事，不是比喻。我現在就要走了。」他說完此話，把枕頭隨手向窗戶扔去，只聽空中一聲雷響，再回頭看他，已闔然而逝。
《素書》由這樣一位人物來注釋，必然融會了他對政界風浪、世態炎涼以及人生素養的深刻認識，自當不會辱沒那位世外奇人黃石公的一片苦心了。
原作微言大義，編者才疏學淺，不當缺憾之處，在所難免，懇請方家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