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任何人都可以讀經，也應該讀經。
不過，在讀的心態和方式上，成人和兒童有些不同。本書雖旨在提倡兒童讀經，但成人其實也可以讀，如成人能認同而開始讀經，對兒童讀經亦將有更深切的體認。故先說成人如何讀經：
由於時代風氣的影響，一個現代人已很難興起「讀經」的念頭了。即使真的有意願想去讀，也跨不過第一道難關：即：連文字都不懂，怎麼「讀起」？這一困結關涉重大，若不詳為解說，以先解除其心理的障礙，則一個人將永不能讀經，茲請解說如下：
胡適之曾寫了一篇文章阻止吾人讀經，題為「我們不配讀經」。他舉王國維為例說：王國維是國學大師，自己終身研究典籍，都承認書經還有十分之四、五不懂，詩經還有十分之一、二不懂。你是何許人，你懂多少？居然膽敢說要「讀經」！
這篇文章的殺傷力很大，直到現在，我們社會中，如有人想「讀經」，一定會有旁人恥笑：你不懂，怎敢讀！甚至連讀的人自己都會暗示自己，不懂是不能讀的，於是他就不敢嚐試了。
其實，胡適之混淆了學術規格。王國維的不懂是指「文字訓詁」上的疑難，而自古以來，讀書人所說的「讀經」，其主要用意是為了要承接文化，開啟生命，而不是在於文字訓詁的斤斤計較，所以經典上縱使有些文字是千古之謎，也不礙代代賢哲輩出，為什麼一些字句不懂就不能讀呢？再進一步說，胡適之的邏輯是不通的，如果按照他的說法，不懂就不可以讀，那麼我們應該問他：如不去讀，何時才會懂？也就是要問他，到底我要懂了才讀，還是讀了才懂？如不懂就不要讀，剛好一輩子不能懂，於是就一輩子不可以讀，整個社會愈不懂愈不讀，愈不讀愈不懂，致使經典淪落，傳統解體。而這正是胡適之的希望，他的希望在今日完全實現了！
五四，不只要使中國人不敢「讀經」。胡適之等人過分提倡白話文的結果，甚至使全民子孫連「讀文言文」的能力也一齊喪失。
自古以來，中國讀書人都是文言、白話兼擅的。正式書面文章用文言，遊戲之作用白話。以文言為主，白話為輔，所以不僅文言文寫得好，要寫白話文更是得心應手。舉例而言，胡適之所特別推崇的白話文泰斗施耐庵、曹雪芹，他們本來就是飽讀詩書的古文高手！再如胡適之本人，他自以為他的白話文寫得好，學問廣博，好像是天生的，其實，他忘了他是從四歲開始就讀文言文了，他十一歲就讀資治通鑑，十三歲就讀左傳了！其他那些五四時代自以為白話文寫得好的人，無不是個個經典滿腹的。
但是，胡適之等人並不管文言白話本來可以並存的事實，也忘了文言是白話的基礎，他更沒考慮到千古以來，經史子集，幾乎所有書籍都是文言文。本來古人只要以三五年時間學會讀文言文，則上下三千年的一切書籍，皆可優遊其中，「文言文」不只不是文化傳播的障礙，反而是一種使文化承繼可大可久的設計。不能讀文言文，就等於不能讀古典書籍，就永遠得不到傳統文化的薰習。這必使此一民族的文化傳承產生斷層，甚至消亡。而喪失其傳統文化教養的人，很容易同時喪失其理性的反省力與創造力，而這種效應已明顯見於今日。如不及時解救，我們的社會將漸漸成為「沒有文化而不適合人居住的社會」。只憑短短的白話文歷史而立教，是把自己簡化為淺陋，只憑學習西方，是文化的自我矮化，從此中國將永遠培養不出大人才來。
須知，五四一貫的文化心態，就是「偏狹」兩字。偏狹則不能容物，偏狹而過份即成「霸道」。「霸道」就是魯莽滅裂，凡不合己見者，一律「打倒」，完全失去理性的涵容性和開展性。於是喊著要「現代」，就必須打倒「傳統」；喊著要「西化」，就必須打倒「中國」；喊著要「科學」，就必須打倒「玄學」。這些都和喊著要「白話」，就必須打倒「文言」同樣一個心態下的不正常心理。這種必須「打倒」而後甘心的心態，就成為近五六十年來中國社會的根本亂源！君不見到現在我們的社會還是一片互相「打倒」之聲！
現在，我們在此摧殘殆盡的情況下，提倡「讀經」，首先就要改正這種偏狹心態。我們當發揮涵容的精神，當確信：不只是文言白話不相妨害，擴而廣之，文化素養與科學也不相妨害，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也不相妨害，傳統智慧與現代生活也不相妨害。不僅不相妨害，這些同樣是人類理性中的價值，一個有理性者，都該加以尊重，加以學習，加以發揚，加以融會。
而經典的研讀正是一面提昇語文能力，一面啟發理性開拓胸懷的最直截有效的教育。因為從語文方面說，「經典」正是最優美的文言文，所謂「大文皆自六經來」，有了經典的語文訓練，看其他的古文書籍就不在話下了，能讀古文，對白話文之欣賞寫作必多有幫助。「經典」也是文化的根源所在，有了根源性的文化教養，很容易開發一個人的理性，而涵養出廣闊的心胸和互敬互重的美德。我們深信一個有自我傳統底子的中國人，反而才是西方人所歡迎的，反而會得到西方人的敬重，而如果一位中國的作家、律師、醫生、鋼琴家或科學家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素養，應該不會妨礙其專業成就，反而將因此而更富有創造的心靈。眾所週知，牛頓、愛因斯坦也是有相當文化素養的人，胡適之所崇拜的羅素，也是自小背古詩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