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環保的創新作為—台灣青年領袖促進和平論壇

  　現場問答
　　
　　問：台灣有很多大型的開發案，大家明明知道這對環境有破壞性，可是想到對經濟成長有利，就直接捨棄了「環保」。對於這種現象，請問諸位的看法。
　　
　　朱：針對這個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比較正確的環境評估，要看這個案子它的效應和成本比較起來，哪一個較大？而環境評估的效應必然是社會效應，不是個 別效應，否則就不用做環境評估了。這個效應，包括：建廠的公司能不能賺錢？該公司會不會雇用人？但是也要考慮它的社會成本，包括對於後代子孫的成本。
　　
　　我比較擔心的是，沒有一個理性思考的過程，最後就沒有辦法對話；若是沒有辦法對話，任何一個案子最後的解決方式就會訴諸政治。如果能用科學的方法來做 決策，就能增加社會的理性空間。我期許以後任何開發案的環境影響評估，都是用科學理性的態度來進行，以達到社會效益和個人之間的平衡。
　　
　　問：雖然我們的環保意識漸漸抬頭，可是企業往往迫於獲利的壓力、競爭的動機，而缺乏一個全球性的法律機制。請教在場的諸位，該如何保有這最後一道防線？
　　
　　張：環境的問題，常常是企業或是個人，沒有把聖嚴法師所開示的心靈環保中，有關地球友善或是對環境該盡的責任，內化到它的行動、開發計畫裡。譬如有一 些污染的輸出，應該運用技術和智慧，把存在的問題解決後，再把好的產品銷售到國際上去，就是利他且利己。所以，延長生產者的責任或者是創造企業的形象，未 來必然是國際上每一個企業、國家所要面對的問題。如果不能解決這些問題，這樣的企業、國家，未來在世界上可能會被拋棄。
　　
　　問：台北和新加坡雖然非常像，可是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像新加坡一樣乾淨，民眾不會隨便亂丟垃圾？想請問，未來的領導者，應該要針對法律的罰則去做更改，還是要從教育著手？
　　
　　施：法律當然要規定，因為剛開始大家對所做的事情沒有經驗，也對整體的利益不瞭解，不能用環保或用一個想法就要貫穿全部，所以需要訂定一些法律。企業 界常常抱怨，台灣環保署訂的規定是全世界最嚴的。不過就我的立場來看，既然法律已經這樣制定，做為一個國民只有遵守、落實。我從來不抱怨政府，因為這個社 會就是我經營的環境，求別人不如求自己，激發自己的創新能力，突破這些限制便能達到最好的效果。
　　
　　問：想要請教施董事長，台灣的電子業對於回收這方面，並沒有盡到生產者應有的責任。以光碟片來說，回收管道非常不順暢。請問公權力能夠進行管制，強迫生產者盡到這部分責任嗎？
　　
　　施：我也一直呼籲企業界，環保、人力的成本提高，是整個社會肯定我們過去在經濟發展的貢獻，因為有貢獻，環保的意識才會提高。所以，我們更應該善盡社 會的責任、義務。我個人認為，企業對社會有貢獻，市場及客戶就會給你回饋、獲利的空間。你能賺錢是因為你利他，並不是因為追求利己，如果大家能以這樣的基 本理念做為出發點，很多問題比較容易有共識。
　　
　　我覺得環保人士在這個客觀環境裡，需要把他的理念講得更清楚，做更好的溝通，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尋求一個大家共同能夠接受的方式。世界上的很多規 定，無論是「京都議定書」或歐洲現在的一些規定，都是我們必須要遵守的。台灣相對的包袱比較少，所以要落實到環保的能力比較有機會。何況我們台灣人多、地 少、環境資源少，比其他任何國家更沒有能力來消耗有限的資源及環境生態的資源。在這個客觀環境之下，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
　　
　　師：我覺得施董事長是我的知音，都是站在利他的立場來想。心靈環保的重點究竟是什麼？我有兩句話——「心不隨境轉，要使得環境隨著心轉」，這句話是什 麼意思呢？不是說我們的心要控制環境，環境是沒有辦法控制的，而是我們自己要走出一條路來。我們自己走出路來，環境自然而然也會改變。我時常說：「山不轉 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這就是心靈環保。
　　
　　法鼓山也是在這樣的狀況下走出來的，最初台灣佛教的環境不是很好，在這種環境下，我要走出一條活路來。要走出自己的路，你必須要有智慧，如果你的智慧 不夠用，怎麼辦？就借人家的智慧！我常常借用別人的智慧，我自己很笨，想要走出一條活的、新的路，或者是別人沒有走過的路，我就到處問，問多了就知道路要 怎麼走了，這就是集眾人的力量。
　　
　　要走出活路，心靈環保這個觀念一定要建立，不要因為被人家擋住去路，就走不出去了。
　　
　　主：最後還是要強調，其實從日本、德國很多先進國家的例子可以看出，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是可以並存的，而且可以做得非常好。別人做得到，相信我們也能 做得到，要怎麼做呢？就從聖嚴法師所開示的心靈環保做起，只要我們有心，我們的經濟就能繼續發展，同時環境保護也會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