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種下佛法——後記
我離開西藏已經十七年了，這本《生於西藏（Born in Tibet）》，是我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的蘭特奧湖撰寫的〔編按：《生於西藏》是本書原名〕。
一九七六年，我在這裡主講佛學講座，有一百三十位高級班學生參加聽課。我教他們靜坐技巧和較高深的佛學。
回想過去，心中充滿對多位老師的教導和西藏國土的敬意。我從來沒有對任何東西覺得依依不捨，掛念在心。我現在有一種成熟的感覺。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我住在印度，在這一個時期中，我對印度的風土人情充滿好奇，過了一段愉快奇妙的生活。比起西藏中世紀式的生活，印度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摩登的世界。在印度第一次遇見西方人，知道如果希望在西方弘揚佛法，一定要學會西方人的文字和語言。
那時，我在印度一間「年輕喇嘛家庭學院」當佛教精神顧問，這一分工作是達賴喇嘛委任我的。很多從西藏逃來印度的人，身心都受到很大的創傷，如果不是達賴喇嘛和他的政府在印度仍然活躍，情況便會更差。
當我在印度的時候，得到機會，會見了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和總統拉達克利斯南（Radhakrishnan）。他們兩人給我的印象都很深刻，他們都是哲學家和民眾領袖二者合一的人，但不是宗教和政治家。
我也認識很多傑出的西方人，如芬達佩蒂（Freda Bedi），她現在改名叫噶瑪肯邱帕摩（Karma Kechog Palmo），在印度的中央社會福利會工作，專門照顧西藏難民，她好像我的母親一樣，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在噶林邦（Kalimpong），我認識了約翰德拉弗（John Driver），這位西方人是頂果欽哲仁波切的虔誠追隨者，為人非常明智，對事物有很深入的理解。他教導我英文，鼓勵我日後到歐洲教學。同時我明白，如果想對西方有深入的瞭解，還要作更大的努力、學習更多的東西。
一九六三年，約翰德拉弗、芬達佩蒂和英國的西藏社團，使我獲得一筆獎學金，輔助我去英國牛津大學唸書，亞剛和我一起前去。我們從印度孟買乘船到英國提爾保尼（Tilbury），船上全是西方人，我們覺得很新奇，心情非常興奮。
英國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它非常清潔和有規律，但總括來說，我覺得英國很奇特，和我以前曾到過的地方完全不同。當我來到牛津大學的時候，覺得非常感動；我在西藏和印度的時候，以為西方是一個冷漠的摩登世界，但它卻有著一種可敬的文化背景；在牛津大學學習的時候，住在學生宿舍裡，開始非常欣賞英國的文化。
除了空氣有些污染以外，我在英國的生活很好，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選了很多不同的科目，其中包括比較宗教學和哲學。當我讀到柏拉圖和其他西方哲學家的思想時，覺得非常奇妙，極感興趣，只是有時我的聽講能力跟不上其他學生。藝術科尤其使我感到鼓舞，現在的西方藝術准許藝術家隨便創作，把腦子裡任何古怪的東西都自由地發揮出來，這和亞洲傳統式的藝術完全不相同。偶爾，我去倫敦探訪，見識那裡的博物館。
不過，在英國的時候，仍有些不滿足。我的目的是要在西方教導佛學，普及佛教。但當我去探訪畢令拿舒（Prinknash）和史丹布錄（Stanbrook）的修道院以後，又感到非常鼓舞，因為這兩間修道院可以看出，宗教的冥思在西方一樣可以實行。
在我的好友依斯美羅拔士（Esme Cramer Roberts）的鼓勵和幫助下，《生於西藏》的初版在一九六六年發行。但我仍然未找到適當的環境和機會來正式的、完全的介紹佛教學說。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情形開始有了改變。一位莊士頓屋（Johnstone House）的蘇格蘭佛教靜坐中心創辦人和英國僧院的教師愛蘭達菩提（Ananda Bodhi），提議把莊士頓屋交給我和亞剛管理。
莊士頓屋的受托人邀請我和亞剛祖古共同主持一個閉關課程。我們來到了蘇格蘭登富利夏（Dumfriesshire），這裡的新鮮空氣和美麗的起伏山巒，使我充滿了活力、充滿了愉快的期望。
我們以後又多次去探訪莊士頓屋，最後終於搬進裡面居住，管理它的一切事務。我們把莊士頓屋改稱桑耶林（Samye-Ling）靜坐中心，這使我們向前躍進了一步。但靜坐中心的活動不多，而且來參加活動的人似乎不能明白佛學和靜坐的道理。
一九六八年，印度東北不丹國的王室邀請我去探訪。我曾經給不丹的年輕皇子吉美汪丘（Jigme Wangchuk）教導過佛學，現在，他已經成為不丹的新王。
在未到不丹之前，我在加爾各答中央酒店暫住，很幸運地認識天主教神父湯馬士，麥爾登（Thomas Merton）。他這時在加爾各答參加一個世界宗教聯合會，對會議中人的宗教修養感到非常不滿。
麥爾登神父是一個很開通和很有深度的人，我們一連幾天都在一起，彼此相處得很融洽。他提議我們兩人合作寫一本書，把天主教和西藏佛教的神聖學說融洽在一起。但不久之後，麥爾登神父突然去世，這是我個人和整個真誠的宗教世界的重大損失。
在不丹的那段時期中，受到王后熱誠地招待。這時，不丹王室已經請頂果欽哲仁波切做宗教顧問，我見到頂果欽哲仁波切時，心中充滿喜悅。
我在不丹的達桑區（Tagtsang）閉關十天，這十天，對我將來的活動有著很大的意義。早在一千多年以前，蓮華生上師就在達桑以堅強的毅力征服邪惡，然後進入西藏。因為我從來沒有到過西藏中部，沒有機會去蓮華生上師和其他噶舉學派的創始人在西藏中部的聖地，所以這一次來到達桑，使我非常感動。達桑很空曠美麗，我在那裡，仍然可以感受到蓮華生上師的偉大力量。
我在閉關中反省我的生命，思惟怎樣才能在西方弘揚佛法？我請求蓮華生上師和所有噶舉學派的創始人給我啟示，但最初一連幾天，什麼啟示都沒有得到。
此後，我突然強烈地感到應該培養更多的精神力量，要變得更為開朗，和更虔誠地追隨噶瑪巴喜（Karma Pakshi）——第二世噶瑪巴——和蓮華生上師的精神力量。
同時我也明白了，原來噶瑪巴喜和蓮華生上師二者就是一體。本來，這兩們成就者的佛教學說在西藏是被分成兩派的，現在我明白了，其實兩派學說正是互相輔助、毫無牴觸、非常融洽。
我在兩天內寫出了二十四頁佛學文章，這文章的目的是要把西藏佛教的兩個傳統合一，同時，也用來對付西方修行者的我慢。我從突然的覺悟中明白，如果要發展純真的宗教精神，首先一定要斬斷修行者的我慢和其他不良的修行陷阱。我開始知道，將來一定要在生命上勇往直前，打開很多閉塞的道路。
離開不丹的時候又路經印度，很高興遇上達賴喇嘛和嘉華噶瑪巴大寶法王。同時，又認識了詹姆斯喬治（James George）和他的家人。喬治先生是加拿大派來印度的高級外交官，為人很精明能幹，是一個理想的政務領導人，他對佛教非常敬仰，對佛學充滿信心。
回到桑耶林靜坐中心後，仔細反省我在達桑閉關的經歷。
這時，傳來一個好消息：我可以正式成為英國公民。這令我很快樂，堅定了我對英國文化的欣賞，同時使我可以再進一步和西方充滿價值的傳統文化合作。
能夠成為中國公民，在蘇格蘭正式居留，我感到非常光榮——而且我還是第一個成為英國公民的西藏人。
但是，我仍然覺得有些猶豫，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可以把佛教流傳到西方社會？怎樣克服修行者的我慢，及怎樣培養出更高的智慧和慈悲？
一連幾個月，我的心情很矛盾，感到命運在把我向前推，同時卻又把我拉回。它曾經給我一連串微妙的警告，但我卻未能清晰的接受這些警告。終於有一天，當我正在洛登巴蘭（Northumberland）駕車的時候，突然昏了過去，汽車沖離道路，撞進一間專賣惡作劇用品的商店裡，我被送進紐卡素中央醫院（Newcastle General Hospital）。
我在醫院醒來，身體雖然十分痛苦，但頭腦卻很清晰，好像有一個啟示就要出現。啟示終於顯現，我得到這個啟示以後，立刻有一種輕鬆安樂的感覺，甚至是一種很幽默的感覺。
二十四小時以後，我從睡眠中突然醒來，發覺自己左邊的身體完全失去了知覺。
當一個人真誠的、完全的投入佛教的指導時，千萬不可以自己欺騙自己，我明白我再不能囿於任何形式，也不應該躲在一件僧袍裡面製造出一種認人們覺得莫測高深的感覺，這樣對我來說只是一種障礙。我因此決定暫時捨戒還俗。從此以後，更覺得自己能真正貢獻我的生命來替佛教做事。
這個時候，我決定和一位裴必斯（Pybus）的小姐結婚，她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對我的工作常作很大的鼓勵。她要勇敢地脫離她的文化背景，成為一位正式的佛教徒；而我，一樣也要作一番掙扎，超越出我的傳統文化界限。我們彼此都堅定地認為應該結婚，一起替佛教效勞。
她的名字叫戴安娜珠迪（Diana Judith），個性開朗純真。我們在愛丁堡（Edinburgh）的婚姻註冊處登記結婚，這個婚姻令她的母親和幾個家人非常震驚。她的父親在幾年前已經去世，據說是一位很開通而且對佛教非常有興趣的人；在他去世之前，他曾給戴安娜一些佛教的智慧教導。
結了婚以後，戴安娜冠用了我的原姓麥保（Mukpo）——麥保是西藏六個主要部族姓氏中的一個，我的姓氏就是傳自西藏著名的麥保勳爵（最近，戴安娜的母親遷居到美國，我們以前只見過短短的一次面，這一次，我才有機會真正的瞭解她，發覺她富有強大的理解力，而且精力充沛，對人和藹。我們現在的關係很親密，她的氣概使我的生命加添了很多意義）。
我和戴安娜結婚，桑耶林靜坐中心部分的學生感到很不滿，他們不瞭解這個婚姻的意義。除了這些學生以外，亞剛對我的婚姻也非常不滿。他在傳授佛教的意見方面，一向就與我不同，他認為教導西方人學佛，應該採用能夠贏得信心的方法，如今他更說我娶了一個英國妻子以後，會使我不再能和西方人清楚分開界限，還說西方人與我們的思想不同，所以不可信任我們。
我和亞剛的磨擦越來越深，他主張我們要有高深莫測的氣氛，贏得西方人的認同；如果遇到不能攝受的人，那麼就要把他排除。他又害怕西方人對我們不懷好意，遲早會切斷我們的喉嚨，說他們絕對不可能和西藏人合作。
亞剛對我越來越妒嫉，越來越憎恨，竟然決定攫取「創巴」的傳承印信和我其他私人擁有物。他又對我說，我不再被准許使用桑耶林靜坐中心的一切東西。
亞剛和一群同事指責我是一個叛教者，其實他自己根本不信任與他同謀的人。有一個叫做克裡斯多福·伍德曼（Christopher Woodman）的人，尤其喜歡針對我；他對我和戴安娜非常憎恨，竟然想說服倫敦佛教社和其他的英國佛教組織，要他們相信，我對佛教的效勞完全是一個精神犯罪者的行為。
這裡的情勢變得非常惡劣，我一次又一次地請求噶瑪巴喜的啟示，而且更用《易經》占卜，指出應該「度過大海」。
這時候，亞剛和伍德曼先生排我的行為，發展到接近邪惡的地步，我不想再浪費時間捲入這場糾紛，一心要堅決努力傳佈佛教，既然目前在英國的環境不利，所以我決定轉去美國。
我雖然有一些認識的人住在美國，但這地方對我來說卻是非常的陌生。
一九六八年，《生於西藏》在美國再版。
一九六九年，我在英國把我在桑耶林靜坐中心所講的內容寫成《實習靜坐》一書，由一間英國的出版社出版。一位專門為書籍宣傳的年輕美國人，在到英國旅行的時候，見到了《實習靜坐》，很快就把它帶回美國，印製了美國的版本，這版本在一九六九年秋季——我來到美國的前幾個月，經由香巴拉出版社發行。它也是香巴拉出版社發行的第一本書籍。
這本書出版後，讀者的反應非常好，所以一版又一版的一再發行，也由於這樣，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邀請我去教學。而另外又有幾個桑耶林靜坐中心的學生，在我將離開蘇格蘭之前，就先到美國替我作準備，他們在弗蒙特買了四百三十四畝農地，命名為「虎尾」。
我接到科羅拉多的邀請，加上蘇格蘭的處境惡劣，所以我和戴安娜離開蘇格蘭，啟程前往美國「虎尾」。
戴安娜的年輕活力，彌補了我身體的缺陷，當我們從格拉斯歌（Glasgow）一起坐飛機到加拿大多倫多的時候，在機上談及怎樣以佛教征服美國，旅程充滿幽默感。我們是因為還沒有領取進入美國的護照，所以才先到加拿大的；我們在一座小公寓裡，居住了六個星期。
我的學生從美國「虎尾」來到加拿大探訪我們，我又接受了蒙特利爾（Montreal）的幾個邀請，到那些地方教授佛學。直到一九七０年五月，我們才領到進入美國的護照。
我們來到「虎尾」，發覺這裡的氣氛很散漫，充滿嬉皮士的味道。這裡的學生也似乎不能夠明白佛學，不過與英國人的不能夠理解佛學不同：美國人是因為習慣了自由思想，才影響他們對佛學的理解，這裡的學生都想立刻就學「金剛乘」的練習，其實他們連基本的佛學都還未認識。
「虎尾」人士和波曹斯（Bercholz）先生安排我去加利福尼亞州探訪，又遇見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自由風格」，他們都是雜亂的學習佛教。
波曹斯先生和他的同事請我去柏克萊的香巴拉出版社探訪，他們待我非常誠懇。與此同時，我開始發覺，美國人雖然對佛教仍然迷惑不解，但他們潛在具有真正對佛教的理解能力，因此佛法是可以在美國生根的。
我見到其他佛教老師的學生，同樣令我失望。這些學生似乎完全沒有明白佛教的道理，只顧著欣賞他們的佛教老師，而這些佛教老師卻又大都是虛偽不正統的，並沒有能找到什麼方法解開學生的迷惑。
但是，就在這群不成熟的佛教老師和學生之中，我發現了一位特出的、真誠的、不尋常的老師，還有他的學生。這位佛教老師是日本人，名叫鈴木大拙（Suzuki Roshi），他和他的學生的氣質，使我覺得重新呼吸到了新鮮的空氣，我非常希望能夠和他們有更多的接觸。
我回到「虎尾」中心，在美國主講了第一個佛學講座，詳細地解釋岡波巴的《解脫寶鬘論》，講座總共有十七課。接著，又主講密勒日巴的生命史和教導。
這個時候，戴安娜回去英國，想帶我八歲大的西藏兒子翁哲朗卓（Osel Rangtrol）來美國。翁哲朗卓留在英國，由克裡斯多福·伍德曼照顧，但伍德曼先生竟然拒絕讓他跟戴安娜離去，使我們都很感意外，這件事後來在法庭解決，翁哲朗卓要送去柏斯多盧（Pestalozzi）的兒童中心暫住。我在一九七０年的秋季到那裡去探訪他十天，直到一九七一年，我們才能夠把他帶來美國，住在一起。
我從英國直接乘飛機到科羅拉多省的丹佛（Denver），科羅拉多大學的工作人員在機場接我。他們熱誠地招待我，把我安置在黃金山（Gold Hill）的一間小屋住下。黃金山是一個小小的礦山，位於科羅拉多州博德市（Boulder）的山上。幾個星期以後，搬到一間大屋居住，大屋位於博德市附近的「四里峽谷」上面，戴安娜來大屋和我住在一起。
我們兩人都非常喜歡博德市，這裡不大不小，空氣非常清新，還有很多山嶽。我在這裡開始教學，有一群學生組織成佛教團體，他們在愛爾班街（Alpine Street）租了一間屋子，我稱這間屋子為阿尼亞布凡（AnityaBhavan）——「不永久之屋」。學生們的態度和感應慢慢進步，我見到他們的確有很大潛力，可以從業餘的宗教嗜好者轉化為真正的宗教修行者。
學生們對靜坐練習和佛學的興趣越來越深，人數也與日俱增。斯維美撒芝丹拿達（Swami Satchidananda）瑜伽學院的一組學生，邀請我們去講佛學，後來正式加入了我們，我們也接管了他們在博德市珍珠街的瑜伽學院。
瑜伽學院中有一位從加州來的年輕美國人，名叫諾拉楊那（Narayana），他有義大利的血統，長得清秀，待人又和藹，時常都帶著歡笑。他來見我，邀請我參加一個「世界醒覺大會」。我第一次和他見面，便感到我們之間有很深的因緣。
一九七一年三月，戴安娜生了一個男孩。我目睹我的兒子出生，使我覺得非常高興，感覺到小男孩的神聖。達賴喇嘛為他取名，叫作天津拉汪（Tendzin Lhawang），我在這個名後加上達祖（Tagtrug）的稱謂，意思就是「虎子」。後來，噶瑪巴認出小孩是他的一位老師——蘇曼天津（Surmang Tendzin）仁波切的轉生。
我的學生們現在變得非常開朗，充滿活力。我們正式在博德市建立一間靜坐中心，名叫噶瑪宗（Karma Dzong）——「行動的堡壘」。又經過小心的找尋後，在科羅拉多西面的歌倫士堡（Collins）買了三百六十畝地，成為落磯山脈佛法中心。第一批遷到這裡居住的人，是一群很年輕純真的嬉皮士，他們叫自己的一組人「侏儒」。
這一段時期，我到很多地方旅行，在第二次去加州探訪的時候，有機會多和鈴木大拙接觸，和他在一起是一個不尋常的、充滿意義的經歷。
鈴木大拙是一位日本傳統的禪宗大師，一九五八年來到美國，在三藩市創立了禪宗中心，又在達絲也拉泉（Tassajara Springs）創立了禪宗中心。
他是一位真誠的佛教學者，為人非常開始又博學，充滿著禪師的機智。我得到他崇高的精神支持，知道一定可以在美國建立真正的佛教。他的學生都受過很高深的訓練，非常熱心地練習靜坐，總括來講，鈴木大拙的學生們對佛教理解都非常正確，鈴木太太也是一個令人敬服的女士，她對我和戴安娜非常熱誠。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鈴木大拙去世，使我有一種孤獨的感覺。但他的去世，也激發起我更多的力量，他想把佛法播種在美國的心願，不會就此消逝。只是，我想要把西藏和日本的文化互相交流的願望，卻因此一時難以實現。
自從我來到西方以後，對藝術和美學、心理學產生非常濃厚的興趣，鈴木大拙的精神力量和對禪宗藝術的精通，使我覺得我在這個範圍裡，會有更多的探討和實習。
這個時期，我教導學生們靜坐技巧，學生們每天都靜坐，有時也有嚴密的個人靜坐練習和團體式閉關靜坐。我在教導學生們的佛學時，常常強調修行者的我慢昏沉和唯物主義是很危險的。
我在美國的學生人數越來越多，他們對佛教一天比一天信任、一天比一天熱心。最後，因為學生的人數太多，所以在美國和加拿大各地建立了多處靜坐中心。這些散佈在美加各地的靜坐中心，都被稱為「法界」，意思是「法的空間」。
得到鈴木大拙和我的學生的精神支持，我決定在博德市建立「金剛界」，它是一個管理美國所有靜坐中心的組織。諾拉楊那成了這個組織的理事。
除了希望傳授傳統的佛教學說和練習靜坐以外，我還有一個主要的願望，就是培養了一個佛教社會，一個超越國家、種族、文化界限的佛教社會。實現這個願望的初步工作，是牟陀羅（Mudra）劇團的成立。
這個劇團發源於我們在博德市主持的一個戲劇大會。這個戲劇大會在一九七三年舉行，有來自美國的多個著名戲劇團體參加，如公開劇團（Open Theater）、布特何夫曼（Byrd-Hoffmann）劇團和臨時（Provisional）劇團等等。
那時，在大會中大家曾互相切磋，我的不妥協個性曾在大會中引起正面和反面的兩種反應，總之，大會各人都得到很多的鼓舞和活力。
大會完畢以後，我成立牟陀羅劇團，教導大家在表演之前一定要先訓練我們的身體、語言和心意。我教他們各種運動和練習，這些運動和練習都基於西藏宗教舞蹈和亞洲武術，訓練集中在空間和個體的相互關係方面，更教導他們空間和個體的融洽或分離的哲學意義。
牟陀羅劇團的團員在有規律的實習了多年以後，終於可以公開表演。開始的表演項目，是我自己創作的兩個短劇。
由於牟尼羅劇團的成立，又帶引起另外一個新計劃。這個新計劃早在當初我和鈴木大拙談論的時候便已經醞釀，那時我們覺得須要建立一個有醫療性的靜坐機構，為有興趣學習靜坐的精神困擾的病人服務。所以在牟陀羅劇團成立以後，我接著就為實現這個理想組成了美特理（Maitri）機構。
美特理機構是用「五佛部」的「金剛乘」修行練習，幫助患各種不同精神病的人，它的方法不是對精神病患者分析開解，而是鼓勵和幫助他們在不同顏色、不同形狀的房間裡，用不同的靜坐姿勢實習「金剛乘」靜坐和其他練習，來直接接觸他們內在的精神力量，不久以後，這個美特理機構便在紐約市外九十畝大的一片農地上建立中心。
一九七三年五月，我的第三個兒子芝沙亞瑟（Gesar Arthur）來到世上。我和戴安娜將西藏和英國兩個勳爵——芝沙和亞瑟的名字合起來，替這個兒子取名。後來，欽哲仁波切和噶瑪巴認出芝沙亞瑟是我的老師——西清寺蔣南康楚的轉生。
我的學生們都已逐漸完全投入靜坐練習和佛學研究。我覺得可以訓練他們實習比較高深的修行方法——蔣貢康楚仁波切和噶舉學派的傳統修行方法。
為了要實行這種訓練，特別找了一個有適當環境的地方，詳細地教導我的學生，這些學生是我挑選出來的，個個都很成熟。我為他們準備一年一度的「金剛界」課程，這個課程總共要持續三個月，學生們要在這三個月中嚴密的練習靜坐、研究佛學。
第一個金剛界課程在一九七三年秋季，於懷俄明州的傑克遜山洞（Jackson Hole）開學，有八十個學生參加上課。
課程包括全天靜坐練習和佛學研究課程，相互交替實行，學生一步一步的依著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和金剛乘佛教的教導學習。
我一面指導學生嚴密地練習靜坐，一面鼓勵他們互相培養仁愛和慈悲，他們自然也須要對世界有慈悲感，和其他人分享他們學到的東西。
人們是為幫助他人而工作，這是佛教徒的中心志向，大乘佛教尤其如此。我選了一些已經受過長時間訓練的學生，要他們幫助指導其他的學生練習靜坐。這些成熟的、負上教師責任的學生，並不是去向同學分析和談理論，而要把自己學到和明白的東西傳授給同學。
為了要和外界有更流暢的交通，我們建立了拿魯巴學院。這個學院的主要目的，是給老師和學生們有一個適當的環境，來弘揚和實行「菩薩道」。學院鼓勵大家勤勉學習，賞識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密切地練習靜坐，發展個人潛力。
拿魯巴學院的第一個佛教課程，在一九七四年夏季開始，學生人數超過二千位。學院裡有很多傑出的佛教老師，其中最具吸引力的佛教老師是蘭達士（Ram Dass）。我和蘭達士互相教導學生，使課程充滿生氣和幽默感（一九七五年的夏季，拿魯巴學院又很成功地完成了第二個課程。隨後，學院又增加一種授與文憑一年課程）。
在這個時期，我和學生的關係發展得非常自然和美好，能夠毫無障礙地互相溝通。我覺得學生們須要見識更多的西藏佛教老師。
噶瑪巴在一九七四年秋季來美國作第一次探訪。他到達紐約市，探訪了在紐約和博德市之間所有主要的靜坐中心。當他去到「虎尾」中心的時候，我請他替中心改一個名稱，他選擇了噶美邱林（Karme Choling）——「噶瑪噶舉佛法之地」。
學生們的理解力雖然還沒能完全發揮，但噶瑪巴對學生們和我的成就已感到非常滿意。噶瑪巴主持「金剛寶冠」法會和數次灌頂，很多人很幸運地能夠參加。
噶瑪巴在美國各地探訪，證實佛法在美國土地的確生了根，他覺得我成功地擔上金剛教授的責任，所以正式任我為金剛阿闍黎——西藏佛教教師的最高榮譽者。
「金剛界」的第一個課程完畢以後，我接著給一小組高級學生傳授「金剛」的初步練習。我們這個佛教團體，既得到噶瑪巴的探訪，又得到「金剛乘」的基本訓練，所以人人愈加成熟。和噶瑪巴同來的幾個保鑣，決定留下來幫助大家，使我們的工作不被外界騷擾。
現在，「金剛界」已經成為美國最有名的佛教學院，發展得非常自然，毫不勉強。
這個組織太過龐大，需要有一批學生固定在裡面工作，開始的時候，學院的行政委員都是業餘性的，當他們經過學習靜坐和佛學以後，管理院務的能力就與日俱增，個個都非常精明能幹，而且富有幽默感，諾拉楊那的進步尤其特出。我的私人秘書大衛．羅馬（David Rome）在四年中給我的幫助很大，令我非常鼓舞。
我的妻子戴安娜是一直都給我支持鼓勵的人，她自己替佛教也做了很多工作，同時又要照顧幾個孩子，她還重新學習童年就喜歡的騎馬，由於努力練習，她的騎術已很高深。我們兩人對騎馬都富有興趣。
我對於正在實行的每一樣計劃都全力以赴，直到已有成就才放手，再計劃將來，現在，我覺得我們已經越過了主要的障礙，實現不少理想。毫無疑問地，我的將來還有更多的工作和冒險等著我去經歷，不過我覺得已經有足夠的準備，可以承擔更大更多的工作。
我今天能有一些成就，主要是因為蔣貢康楚仁波切的指導和加持，我時時都感到他就在我的身邊——些刻也是如此，而且比以前更為強烈。
我很幸運能夠從小就得到多位老師的教育，得到西藏智慧的培養，我深深感到欣慰。西藏教導我很多東西，從怎樣札住營帳，到怎樣得到覺悟。我覺得自己很年輕，同時又覺得很老。
為了要把我所學得的這些寶貴的佛學繼續留傳下去，在我去世以後，這些教導不會因而中斷，所以要找一個我可以觀察和訓練多年的人，作為佛學的繼承人。
我一直都有意使諾拉楊那成為我的佛學繼承人。在一九七六年的夏季，我正式任他為多傑嘉察（Dorje Gyaltsap）——金剛攝政。幾年前，我就曾給他一個佛教名字，叫做翁塞天津（Osel Tendzin）——光芒的佛教傳人。
他將承擔我給他的重負，雖然覺得責任確實沉重，但他非常鼓舞。我替他舉行正式的灌頂儀式，有六百多人參加。人人的反應都不同，但大多數的人都覺得很感動，因為西藏佛法的傳人竟是一個美國人。
翁塞天津為人謙遜，但也有一些傲慢；非常機智，但缺乏耐性，不過他把新榮譽隨時都視察是一種新的學習、新的鍛煉。我教導他時不太費力，因為他學習得很敏捷，而且能夠把學來的東西實際表現在工作和生活上。
我對他的訓練是：先作密切而嚴格的觀察，讓他知道我對管理院務行政者的態度，是要他們一天比一天能夠承擔更大的責任，不過自己仍然要保持主要的控制權——我就是這樣的教導翁塞天津。
在佛教社團中，一部分成員把他們的精力完全地貢獻給佛教，另一部分的畢業生正式成為靜坐老師，教導新生。還有一部分行政委員，因為野心太大，又缺乏理解力，所以離開了學院，但他們都仍舊是虔誠的佛教徒。
總括來說，大家的進展都不錯，能一面發揮個人的潛力，一面幫助他人；無論誰都把佛教學院當作他們自己的家庭，努力地向前進發。他們開始有了信心，甚至有些威儀，但偶然還有些問題，有點過分自滿。
我繼續公開演說、教導佛學，到過美國很多地方，學生人數也更形增加。我們的每一間靜坐中心都要經過擴建，才可以容納愈來愈多的學生。
一九七六年秋季，我們在噶美邱林增設佛殿、課室、練習「金剛乘」的會堂、齋堂、圖書館、行政事務室、客房等等。又在博德市買了一層舊樓，用來管理各中心的行政。團員們把舊樓重新修建，我們叫它做多傑宗。多傑宗的頂樓建了一個佛殿，可以一次容納六百多人，其他還有很多新計劃也都在進行之中，包括落磯山佛法中心的閉關中心。
更有多位西藏教師陸續到來探訪。頂果欽哲仁波切在一九七六年到來，住了一段較長時期，這對我個人來說是一件非常感動的事情，我們的學生熱誠的歡迎頂果欽哲仁波切，因而他答應我們會把他的生命延長，再來探訪。寧瑪學派的領導人敦珠（Dudjom）仁波切也來探訪過我們，他給學生們教導佛學，使他們獲益不少。
現在，噶瑪巴第二次來探訪我們，同來的人中，有一位是二十二歲的八蚌寺蔣貢仁波切的轉生（八蚌寺的蔣貢康楚，在我還只有八歲的時候，曾替我舉行過登位儀式）。
學生們對噶瑪巴非常虔誠熱心，噶瑪巴覺得來到美國就好像回到故鄉一樣，完全不像到一個陌生的國家。噶瑪巴為翁塞天津加持，堅定了他任「金剛攝政」的信心；也替我的兒子芝沙加持，同時請我組織一個國際性的噶瑪噶舉學院。
一九七七年初，為了要反省我這幾年來的作為和替將來安排新的計劃，我決定作一次為期一年的個人閉關。
在這一年之中，我相信翁塞天津將會領導學生們繼續學習，我對他們的誠意完全沒有懷疑，知道他們一定能夠發揮佛法的力量，努力彼此相助，更幫助眾多的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