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職責
在考試舉行的三天中，傳來了更多有關德格的壞消息；幾乎所有的德格寺院都已被共軍摧毀，那裡的喇嘛都遭受到殘酷的對待。居民越來越憤怒，很多男女農民都聯合起來抵抗共軍。中共受到這個重大的回擊，被迫釋放了幾個還生存的喇嘛。我們同時又聽到西清寺也受到共軍的毀壞，不過有些寺院的喇嘛沒有被共軍殺害。
堪布剛沙直至考試完畢以後才告訴我們：因為西清寺已經失去了蔣貢康楚，所以他想回去看看能否對西清寺作出幫助。
由於冬天即將來臨，所以我們希望堪布剛沙等到天氣較暖的時候才回去。但他認為這事非常緊急，他應該立刻回去處理一切；或者他可以向中共解釋佛教的「非暴力」，使他們明白。
越來越多人來到新的講堂學習，但也因為這樣，共軍開始對我們產生疑心，以為我們在玩弄花樣搞秘密活動。他們知道堪布剛沙和蔣貢康楚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認為堪布剛沙一定也不願意受他們的統治。
不久之前，中共就佔領了修曼寺附近的樹林，砍下很多木材運去別處，這令西藏人的經濟情況大為衰落。
就在堪布剛沙準備啟程回去西清寺的前幾天，修曼寺來了一個中共官員，他在表面上雖是來處理木材貿易的，其實是專程來監視堪布剛沙的。我們立即告知堪布剛沙，深怕如果我們繼續授課，說不定會有危險事情發生。堪布剛沙的反應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他說他慶幸有這機會可以直接向中共官員解釋「非暴力」的佛學。堪布剛沙便去和這個中共官員見面，向他解釋了「非暴力」的佛學，還對這個中共官員說，他希望能與更多的中共官員接觸。
這個中共官員回到他們在蘭真加（Nangchen Gar）的大本營，不久，堪布剛沙便接到中共一封信，信裡說他們很賞識他的見解，如果堪布剛沙能成功地說服西藏人實行佛學的「非暴力」，他們便會依照他的意思去做。
他們並且送給堪布剛沙幾卷絲綢作為禮物。
堪布剛沙在作了幾天的考慮之後，決定離開修曼寺到積依根都，去見那裡的中共官員；他更希望我和幾位弟子一同前往，而且還要謙虛地步行而去。
聽到他的決定，大家都覺得非常擔心，自從他來到修曼寺以後，修曼寺裡就充滿了崇高的精神氣氛，大家的學習也都增多，而且逐漸深入。我們盡力想勸服他不要那樣做，但他堅決表示，這是他一定要做的一件事。
於是，堪布剛沙和我以及幾個高級喇嘛，一同啟程前往積依根都。
我們到達積依根都以後，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和中共官員討論問題。堪布剛沙知道，如果中共不接受「非暴力」的佛學，便無法制止他們作更多的殘暴事件。
那幾個中共官員在聽了堪布剛沙的說話以後，只表示他們會將這次的討論告知中國的當政者，同時又說「非暴力」只是佛教的一種理論。
堪布剛沙隨後在積依都市向西藏人演說。他被邀請到那裡的一間寺院，寺院裡的幾個年輕學生急著要和他辯論。堪布剛沙對年輕僧人們說，哲學理論一定要用於實踐。
他們繼續討論「慈悲」，堪布剛沙問年輕僧人們「慈悲」的意義？幾個年輕僧人引述了一段佛經，堪布剛沙對他們說：「單單引述經典本身是沒有用的，我們每個人不應該只在心裡把經文記熟，而應該在行為上把『慈悲』表現出來」
堪布剛沙和市中的西藏人談過之後，發覺他們大多數都急於要用武力抵抗中共。堪布剛沙對他們解釋：西藏人幾乎連任何軍械都沒有，這樣赤手空拳與共軍搏鬥，絕不是明智之舉，而且成功的機會真是非常微小。
他對他們再三解釋，又和西藏人單獨談論這個問題；總之，要他們萬勿動用暴力。
跟我們同來的僧人們拿了我們的包裹，乘渡輪過氏河回去修曼寺，我和堪布剛沙步行去「迦拿萬力（Gyana-mani）」——三里外的一個鄉村。
這個鄉村有一大批「萬力石」，上面刻著很多咒語和經文。在十三世紀的時候，當曹尤花巴方丈從中國探訪回來以後，就在那裡開始豎立這些岩石。這些「萬力石」佔了好幾畝地，我們要走半小時才能環繞它們一周。這些「萬力石」附近建有幾間寺院，最近代的一間是兩層高的；寺院前面有一個巨大的「法輪」，高度與寺院的屋頂相同，直徑大約有四十多尺，要六、七個人才能把它轉動。堪布剛沙在那些神聖的「萬力石」旁邊行走，創作了一些新的佛歌，他有時會向我解釋歌中所象徵的意義。
我們在「迦拿萬力」逗留了兩天，中共預備了一輛貨車，載我們到氏河。我們從來都沒有坐過車子，當我們坐進貨車的時候，堪布剛沙覺察到我非常興奮地在迎接這個新經驗。
他轉過身來對我說：「你知道物質的力量有多大，現在你是第一次與它直接接觸，你要注意自己不要太過興奮，不然你便永遠都不會清楚認識這些物質的性質。」
氏河的另一岸離開西清寺還有七天旅程。最初的四天，我和堪布剛沙一同步行，到了第五天的時候，我開始覺得疲弱，只能改為騎馬，走向目的地。
我們在旅程中到色窮寺（Seshu）探訪——色窮寺是格魯教派的大寺院，達賴喇嘛也是這個教派。我一向都希望能在這些重要的寺院學習，我已經得到了格梗和堪布學位，更想多學些較高深的學術。現在，我能夠探訪色窮寺，彷彿願望已經實現了一半。
色窮寺的方丈還是個小孩，所以堪布剛沙去和攝政方丈談話。攝政方丈對堪布剛沙的教學非常有興趣，尤其是「非暴力」這一點和他的思想很相同。他帶我們參觀寺院的四周，並讓我們瞻禮一些佛像，這是十四世紀時送給宗喀巴——格魯學派創辦人——的禮物。佛像體積很小，宗喀巴曾把他們帶在身邊。寺院對這些佛像很重視，將他們很小心地保管著。站在這些佛像的旁邊，令人產生一種神聖的感覺。
色窮寺的集會堂可以容納三千多個僧人密密地坐著，當這三千多個僧人一起唱經的時候，音量非常宏偉。
每一間格魯學派的寺院都很注重邏輯學的研究，當邏輯學的講課完畢以後，僧人們會聚集在庭院中，然後分組辯論。這次參加辯論的僧人，最年輕的只有八歲；我們得到了在一旁靜聽他們辯論的機會。
一組中的一個僧人站起身來，向另一組僧人提出問題，一面用手拍掌，同時把腳用力踏地，發出種種聲響。如果他所提出的問題難倒了另外一組僧人，他會把他的一串念珠從這隻手臂晃到另外一隻手臂上；而如果他所提出的問題被另外一組僧人回答了，他便把一串念珠掛在自己的頸上，然後坐下。通常被發問的僧人在回答問題之後，會立刻反問向他發問的僧人。
可惜我們在色窮寺不能久留，還要在很寒冷的天氣下繼續趕路，這區域的位置很高，所以更覺冷不可當，高原的農民這時都住在營帳裡面，不大走出來。
當我們離開西清寺只有一天路程的時候，幾個從西清寺去鄰近寺院探訪的喇嘛告訴我們，西清寺並沒有完全被損毀，喇嘛們對我們講述了共軍侵略西清寺的經過：
中共軍隊一入侵西清寺的時候，便把所有喇嘛都用手銬鎖起來，一起關進一間佛殿裡，共軍把他們鎖得使他們幾乎完全不能行動，只給他們很少的食物和水。
共軍在寺院四處搜索，但他們什麼也沒有找到。後來西清寺附近的村民聯合反抗共軍，他們只好把囚禁的喇嘛釋放出來。
共軍准許僧人們留在寺院，他們就在寺院四周架起營帳，任何想離開寺院區域的僧人，都要先得到他們的批准，然後才能外出。
西清寺鄰近的大多數寺院都被共軍完全破壞，西清寺的喇嘛們聽到這個消息都非常難過，雖然他們不想離開西清寺，但心裡仍舊害怕共軍會再作出暴力的行動。
幾位喇嘛把這個問題和堪布剛沙商量，堪布剛沙告訴他們，共軍接受「非暴力」這個佛學思想的機會非常微小，西藏的處境不可能會有好的改變。
堪布剛沙猜想現在西藏的任何一個區域都將會同樣有危險，他暫時想不出僧人們應該躲到哪裡才會安全。
堪布剛沙勸我回去修曼寺繼續教導工作，而我卻因為他對共軍的提議沒有得到成果，很怕他留在德格會有危險。我決定多留三天，在這三天之中，堪布剛沙教導我靜坐和其他學術，然後我才啟程回去。
不久之前，我離開了老師蔣貢仁波切，現在，我又要離開受他委託教我的堪布剛沙，我覺得我完全的孤立了。
我和僧人們回到了修曼寺，寺裡的一切都發展得不錯，只是大家都很焦急，想要知道堪布剛沙和共軍談論的結果，還有，當我和堪布剛沙不在修曼寺的時候，中共曾經派人來過修曼寺，對我的秘書說：修曼寺欠中共五萬個中國銀幣租稅，同時，修曼寺裡所有的印度和歐洲來的貨品，包括手錶等等東西在內，都要交給中共，連達賴喇嘛在印度照的一幀相片也要被充公。他們更說，將來我回來以後，一定要親自參加他們的討論會。
那時已經是一九五八年的年底。寺院裡舉行一年一度一連十二天的法會，為下一年驅走邪惡和帶來好運。雖然這個法會包括很多的工作，但是大家都非常振作。
以前，在每年的新春，我都會去閉關中心過幾天平靜的日子，這一年也不例外，我到閉關中心的時候，發覺裡面的喇嘛們都非常困難，因為堪布剛沙使他們破了閉關的戒律，不過，他們似乎在精神道行方面有了很多進步，那是因為他們出去以後曾經跟堪布剛沙學習過，也接觸了其他的僧人。我向他們解釋，離開關房並不表示他們破了戒，而只是他們必須受的訓練，是有很大意義的。
新春過後，我回到寺院，和盧巴多傑仁波切商談了多天——盧巴多傑是在德斯眺替我當我管理寺院的攝政方丈。
盧巴多傑在這一年中突然顯得很老，而且時常若有所思。他對我說：「中共似乎一天比一天狠，我知道蘇聯共軍在蒙古怎樣地殘暴，他們消滅了所有的蒙古寺院。」
「在我這樣的一個老人，健康已不再良好，我可以藉死亡逃脫；但我為年輕的一代感到非常焦急。」
「如果你能拯救自己，那是我最為希望的，身為第十一世創巴祖古，接受過這樣多的教導和訓練，假如你能逃脫，非常值得。」
他繼續說：「至於我自己，離開這裡，我認為不必先詢問寺院領導人嘉華噶瑪巴；既然中共對達賴喇嘛和他所領導的政府還有敬意，達賴喇嘛因此可能保護和重興佛法，我們應該對他有信心。」
根據歐洲的算法，我只有十九歲；但根據西藏的歷本，我已經二十歲大。我雖然已經得到了格梗和堪布學位，但是我還需要正式受戒為「比丘（Bhikshus）」高級佛學教授的職位。即使只有二十歲，但我的年齡已經夠大，有資格受「比丘戒」，所以我要求攝政方丈和另外四位「比丘」替我舉行 「比丘」的授戒儀式。由於我確已完全學習了寺院的訓練課程，所以他們都答應我的要求。
在接「比丘戒」的儀式中，他們將會給我一個第十世創巴祖古用過的缽，和一件「比丘」的僧袍。我則要發誓守二百五十條戒律（其中部分戒律，當我受沙彌戒的時候，已經宣誓過）。
授戒儀式有佛陀釋迦牟尼像的佛壇前舉行。
受戒為「比丘」之後，我可以正式主持在滿月和新月兩天舉行的「半月布薩」儀式。但最重要的是，我在受過「比丘戒」之後，自己覺得已成熟了，而且有真正足夠的能力可以成為「佛」、「法」、「僧」中「僧」的一分子。
盧巴多傑出外旅遊，到積依根都去探訪他的追隨者，由我代替他擔任寺院教授的職位。
我的經驗比起堪布桑登（Khenpo Zangden）和寺院裡其他幾位「格梗」雖然差很多，但是，我的秘書和第十世創巴祖古的幾位老弟子卻都對我感到滿意，使我能感覺到我現在正式走上了第十世創巴祖古的道路。
當我坐在堪布剛沙的寶座上時，想到他給予我的一切教導，同時也覺得有再跟他學習的需要，他可以教我更多佛法的知識。
本地的居民時常都要我教導他們，也是一群須要我幫助他們面臨生病和死亡的人，忙碌時，我日夜隨時會離開寺院，所以，我覺得需要有一位助理，隨時代替我並給學生們多些個人的指導。大家決定請堪布桑登擔任這個職務，請他參與教導很多的課程，這時，大家在學習的是岡波巴所作的《解脫寶鬘論》。
第十世創巴祖古的妹妹原來管理制奶，最近因病去世，我的母親就替代了她的職位。這令她十分快樂，因為她很喜歡動物，不過她還要兼照顧牧人和管理他們的薪金。不久之後，她覺得這分工作太忙碌，所以便把工作轉給了她的一位待從。
當我住在寺院外的時候，母親可以和我住在一起，她很喜歡為我煮飯，我們兩個都很快樂。
春天的時候，我接到昌都省送來的一封邀請書，請我到那裡主持講座，因為很多人都很焦急地想要學習堪布剛沙的佛學，我於是答應了。
昌都離開修曼寺有三天路程。就在我到了昌都才一個星期的時候，修曼寺便送來消息，就盧巴多傑生病；隨後，他們又通知我說，盧巴多傑快要去世，我只好立即日夜不停地趕路回到德斯眺。四十多個修曼寺的僧人已在著急地等待我，我們即刻一起前往探望盧巴多傑，誰知盧巴多傑已經去世了。
原來盧巴多傑在旅程中便一直都不舒適，後來忽然又得了嚴重的傳染病。他自己知道這將是他最後一次得病，所以立刻請人帶他到薩迦寺附近的一個鄉村——達隆（Thalung）。當薩迦寺的方丈德松（Deshung）仁波切知道盧巴多傑的情況後，便立即把盧巴多傑帶到薩迦寺，但一星期以後，盧巴多傑便離開了人世。
薩迦寺的方丈德松仁波切現在居住美國，他是薩迦學派聖人加嘎汪力巴（Ga Ngawang- legpa）的弟子，為人非常和藹和博學。這位聖人也曾教導過第十世創巴祖古。
原來當盧巴多傑臥床即將去世的時候，德松仁波切問他有什麼願望？又問有沒有方法可以延長他的生命？盧巴多傑回答說，他的工作和任務已經完成。以後一連幾天，他的健康似乎略有好轉，但有一天早上，他請德松仁波切替他寫下遺囑，說他希望在札省（Tsa）轉世——札省是密勒日巴的出生地。
德松仁波切覺得很難把這些告知盧巴多傑的弟子們，因為他們都以為盧巴多傑會復原，但他想至少要告訴高級僧人中的一個。
第二天早上，盧巴多傑拋開了他蓋著的被單，起身以靜坐的姿勢盤腿坐著。他請僧人們為他讀每天讀的祈禱文。當他們讀完經文以後，盧巴多傑的呼吸開始有困難，僧人們立刻趨前扶他，但他對僧人們說：「你們不要幫我，我能照顧自己。」就在這個時刻，他就離開了凡世。
我和四十個僧人到達薩迦寺時，他才去世一天，我們立即為他舉行一個短短的儀式。
這個儀式先由我向大家講述盧巴多傑替我們做過的一切和他對我們的慈悲，再感謝他給我們的很多東西，然後是大家一起靜坐。
我們在他去世後的第五天，在達隆把他的遺體火葬——火葬是他自己生前所要求的。
西藏佛教有一個規矩：葬禮中主持燃點柴堆的人，不可以是以前曾跟去世者學習過佛學的人。我們一時找不到這樣一個人，幸虧有一個管理廚房工作的新入教僧人合於規定。
我們把盧巴多傑的骨灰帶回修曼寺，在回程中，很多盧巴多傑的追隨者來到我們面前，一面哭泣，一面對盧巴多傑作最後的敬禮。
當我們經過積依根都，得到有關中共的最新消息：在這一個月中的每一天早上，所有的中共官員——包括他們的高級幹部——都花兩小時的時間在街道上清掃垃圾、塵土，甚至糞便，他們認為這是有益身體健康運動，也是給西藏人所立的好榜樣。
我在街上遇到一位拿著垃圾鏟的中共高級幹部，他正在清理糞坑。我們彼此致候之後，我和僧人們行到市政院前面，看見院門口有幾個守衛員。當沒有中共官員在場的時候，其中一個正好在我近邊的守衛員，轉過身對我說：「請你為我加持，並給我一條金剛帶。」
我問他這是不是認真的要求，他說：「是。自從共軍一開始進入西藏時，我便和他們在一起，但我對佛教越來越有信心。」我覺得很感動，這個年輕人只不過十來歲大。
我們回到修曼寺後，就給盧巴多傑舉行了安靈儀式。
在這一個時期裡，我時常都和嘉汪仁波切，僧人們商談改進修曼寺的計劃，這一次我們又在一起談論，但我真想不到這竟會是我們在德斯眺最後一次的談話。
拉朵王管轄的加雷寺這時送來一個通知，請我去替他們的新方丈丹邱殿佩——我的弟弟——主持登位儀式。
在我離開德斯眺前往加雷寺的時候，因為正有風雨，所以來向我道別的人數不多，而我母親這一次卻和我話別。離開修曼寺，我感覺心情很沉重，似乎預料到我再不能返回修曼寺了。
在加雷寺的整個登位儀式，進行得很順利。我更應寺院附近居民的邀請，前往教學和主持其他法會。
這以後，我繼續旅遊，探訪了很多寺院，演說很多堪布剛沙教導我的佛學。
我又經過很多聖山，還有一個聖山的山洞裡練習靜坐。在山洞靜坐以後，聖山附近的許多居民要求和我一起閉關兩個星期。
在這閉關的兩個星期中，我們一起誦經、絕食和舉行祈禱儀式。絕食是非常困難的，在絕食的第一天，中午以後就不准再進食；絕食的第二天，整天不能進食和喝水。除了誦經以外，整天都要保持沉默，不能言語。這樣兩天兩天的循環絕食，持續了整個閉關時期，所有參加閉關的人，都是堅守八戒齊的居士。
八戒是：（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妄語；（四）不邪淫；（五）不喝酒；（六）午後不進食；（七）不作倡伎樂，故往觀聽，不戴飾物、不塗香水；（八）不睡在柔軟舒適的高廣大床。
這八戒中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妄語、不邪淫、不喝酒，是世界上每一個佛教徒都應該遵守的戒律。一般的情形是：如果人們不能一下就遵守全部的八個戒律，他們可以慢慢的來，把難以一下做到的戒律，先實行一段時期，然後逐漸把時間加長，直到能完全守戒。
兩星期的閉關完成以後，我乘機去訪拉朵王。原來這時的拉朵，人人都很焦急地盼望我的到來，因為年輕的拉朵王準備正式登上父親要他繼承的皇位，所以他們希望我能參加這個登位儀式（當一個皇帝覺得自己不能再繼續主政的時候，常常會把皇位讓給他的兒子。這時的拉朵王父子就是如此，一個讓位，一個登基）。
年輕的拉朵王童年過得很刻苦，他是四個兄弟中最年幼的一個，由於他是一位喇嘛轉生，所以從小便在寺院中長大，習慣了寺院的生活。可是，他的三個兄長都在很年輕的時候便去世了，拉朵王為了要有繼承人，所以把他從寺院中帶回拉朵，還叫他娶了一個兄長的遺孀為妻。
寺院的清修生活突然變成奢華的王宮生活，這個猛烈的轉變，使拉朵王受到重大打擊，在西藏，很多突然被迫放棄寺院生活的轉世喇嘛，由於經受不起轉變，常會突然死亡，或者精神錯亂、性情異常。
拉朵王登位儀式的過程，大部分是世俗化的，但卻非常隆重。參加儀式的人都穿戴奇特的傳統服飾，這種傳統服飾在佛教傳入西藏以前就已經有了。
退位的拉朵王是第十世創巴祖古的一位虔誠追隨者，他是一位非常博學而且精神修養很高的人。他曾建立多間佛教中心供人學習靜坐、學習佛教學說；他也建立印刷所和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因此名望更高。後來他又在拉朵附近開始替噶瑪噶舉學派建設一間寺院，我這次去拉朵的時候，這間寺院還未完工，仍在建築之中。
在我正準備離開拉朵的時候，我接到康巴噶寺（Khampa-gar）的最高方丈崁楚（Khamtrul）仁波切的邀請書，請我去他的寺院探訪。崁楚仁波切是竹巴噶舉（Drugpa-Ka-gyu）學派的領導人，這個學派在西藏東部有超過二百間的寺院。
同時，我又被邀請去度魯馬拉康寺和亞古寺，這兩間寺院都在昌都省的西南部，兩間寺院所派遣的送信人都先去過修曼寺，然後才來到拉朵，他們找到我的那天，正好是我作止語閉關的一天，所以我有時間能好好對新的邀請作一番考慮。
根據西藏的傳統，在這維持一天的止語閉關過程中，閉關者手握念珠，唸咒靜坐，可以預卜很多事情。只要用雙手把念珠隨意分成幾個部分，再用特別的方法計算每個部分的念珠數目，就可以得到正確的啟示——這天，我卜出我應該去探訪度魯馬拉康寺。
我知道在這個混亂的時期，度魯馬拉康寺的僧人們非常需要有佛學的指導，我也很焦急地想去見老朋友們，他們很緊急地等我去寺院探訪。於是，我派了一個報訊者去修曼寺，把我的計劃告訴寺院各人。
本來，我曾想先回德斯眺，再籌備這次旅行的，可是，第二天就有修曼寺派來的人告訴我：有好幾個中共官員已到了修曼寺，堅決要調查每一個人，因為他們對我們不信任，這些中共官員還說我是故意躲開，對我非常疑心，他們一定要寺院的僧人把我帶去見他們。
我的秘書和所有的僧人因此都希望我回去，他們不願修曼寺帶給附近任何麻煩。
修曼寺裡的活動，中共很明顯的增強管制和約束，他們對修曼寺的要求越來越多。寺院裡有些僧人懷疑中共是否想拘捕我？我把這件事和我同去拉朵的僧人們商量，他們個個都非常惶恐，但他們只給我一些意見，一切還得我自己作出決定。
修曼寺跟著又派來了另一個報訊者，告訴我中共現在已經不打算催促我立即回去，他們準備在西藏建立的整體勞工制度，也會延後到明年才實行。不論他們怎樣改變計劃，我仍覺得修曼寺的所有僧人都應該離開寺院，到西藏中部避難。為了要作出決定，我和根瓊喇嘛（他在我七歲時來到德斯眺教學，是第十世創巴祖古的弟子）一同前往加雷寺附近的一個山洞靜坐。
這個山洞大約有三十尺深，在夜晚的時候，我們睡在山洞裡面；白天，我們就在山洞口的平地上靜坐，山洞位於懸崖旁邊，下面是一個山谷，每當我們完成一程靜坐，便互相談話，也時時眺望美麗的山野，雖然我們的前途多艱，但卻都感受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喜樂。
我們彼此述說在靜坐中得到的見解，又提起大家以前的經歷。我在山洞裡還作了兩個令我困擾的夢：
在第一個夢裡，我站在德斯眺的一座山上，山頂被烏雲掩蓋，只露出一座「寶頂」。
在第二個夢裡，我見到中共穿著軍服，在我們的僧院裡舉行佛教儀式。
在山洞過了多天以後，我終於認為仍有時間去探訪度魯馬拉康寺，然後才盡快返回修曼寺。於是，我叫會計員替我準備旅程中所需。兩星期之後，他從修曼寺把這些東西帶來，並且告訴我中共已經離開了修曼寺，但他們在德格西部毀滅了很多寺院，很多從那裡逃出的難民都逃向拉朵。
加雷寺的秘書想和我一起去度魯馬拉康，但我覺得他應該留在加雷寺，管理我小弟弟的寺院，因為他們隨時都可能須要逃走。
我們在一個吉祥的日子啟程，加雷寺的僧人依著傳統規矩，很多虔誠的居士都一起前來送行，我們覺得非常感動。我的小弟弟尤其傷心，但他還是強忍著眼淚。
正式的傳統道別儀式一般都是這樣的：送行的一組人站在一起，他們的領導人一面把白哈達在空中畫圓圈揮動，一面吹著很長的口哨，然後送行的每一個人也都這樣做——這種動作表示「請再回來」；而離去的一組人則騎著馬，一個跟一個，繞送行的一組人走三周。
當我還在拉朵的時候，我曾接到康巴噶寺的邀請，要我前往，由於這間寺院在我們前往度魯馬拉康寺時正好要經過，所以我們就在寺院作了簡短的探訪。我很高興得以再見到崁楚仁波切，我們四年前在欽哲仁波切的寺院中曾見過面。
康巴噶寺的屋頂有音樂家奏樂歡迎我。這間寺院在十三世紀時創立，非常著名，有三百多個僧人。寺院裡所有的方丈都是著名的學者和教師。早期的一位詩僧，曾寫過一本關於詩詞藝術的書本，這本書至今在整個西藏仍被人用來作為研究。他已轉生過八次，現在在世的他，仍是一位學者和藝術家。我見到他時，他正在建築一間很大的新講堂，堂裡所有的圖畫、圖案和裝飾都是他一人所設計。因為我自己也在德斯眺建立新講堂，所以和他有很多的話好談。
這位藝術家和他父親兩人，對待屬下都出名古怪，因為當他們領導屬下建築的時候，從來不把整個計劃說出來讓人明白，而只是做一步講一點；當他們出外遊歷的時候，也從不對屬下講要去哪裡，路程是遠還是近。和他們父子在一起，生命永遠不會沈悶。
崁楚仁波切希望自己的前途能得到一個啟示，所以請我和他一起舉行一種高超的請求啟示的儀式。
我們很多人一同離開寺院，到附近一間閉關中心旁邊，把多個營帳架在楊柳和杜松樹旁，崁楚仁波切沒有告訴他的僧人何以要求此的原因，所以他們都覺得很奇怪。
我和崁楚仁波切同時靜坐祈禱，他在靜坐中得到了啟示，啟示指他應該離開寺院去別處，但不是去西藏中部，而是去印度；啟示更清楚地告訴他應該在西藏再逗留多久，以及會面臨什麼困難——但他將平安到達印度，連到達印度的日子，啟示也說了出來。崁楚仁波切很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印度，但我卻覺得應該去度魯馬拉康，因為那邊所有的人正在等待我。
我離開他，和僧人們繼續趕路，在途中，又停下來探訪積米（Jigme）仁波切的寺院，積米仁波切在見到我以後，決定跟我們一起去度魯馬拉康，他預備了一輛郵政貨車，我和他以及兩個隨從坐車前往，其餘的僧人們帶著行李騎馬而行。
在郵政貨車的後廂，坐有三個拿著長槍的中共軍人，司機也有一枝長槍。原來在這條道路上，曾經發生過很多次共軍和西藏抵抗軍的戰鬥，所以這個地區已被列為危險地區。
我們所坐的貨車在彎曲不平的道路上快速奔馳，所有的行李都晃來晃去，我的兩個隨從覺得非常難受。
每當貨車到達一個山頂的時候，幾個共軍便立刻提高警覺，害怕有西藏游擊隊出現。在一座山頂上，我們遇到另一輛郵政貨車，這輛貨車機件失靈，車裡的人被迫睡在貨車裡面過夜，他們說晚上有時會聽到槍聲，很是驚恐。
這時候，我們在車上看到騎馬經過的西藏人，頓時覺得，原來騎馬比坐車舒適愉快得多。
到達昌都省，我們在一個西藏官員的住所留宿，他是中共地區委員會的高級委員。
能夠睡在一間有電燈的摩登屋子裡，對我來說，還是一個新奇的經驗。
這個家庭招待我們非常周到，西藏官員本人也是佛教徒，他的房間裡有一個佛壇。他的孩子們平時都在中國，現在剛從中國回來過暑假，這幾個青少年看上去像很高興能回到西藏家中，因為他們都表現得非常愉快，而且立即要換上西藏衣服、吃西藏食物。
他們好像受過吩咐，不願多講學校裡面的事情，我們起初還以為這幾個青年可能會因為我們是僧人而不多加理睬，誰知他們個個非常友善，不單走過來和我們談話，還請我們加持。幾個比較年幼的男孩，更加熱愛西藏。
過了一天，我到鎮裡散步，見到中共開設的一間「人民商店」。在這間商店裡買東西，手續非常繁複，第一步：先要告訴商店售貨員你要買什麼商品，如果被批准，售貨員才給你一張票子；第二步：你要拿著票子到商店的另一個部門去打印；第三步：拿著打了印的票子到收銀員面前付錢，付了錢以後，方能見到你所買的東西。
拿著軍械的共軍在鎮裡來回巡邏，這令附近的西藏居民覺得很不自在。
我們在昌都過了兩夜才離開，我那西藏官員朋友為我們準備了一輛吉普車。三個從中國回來渡假的西藏男學生和我們一起坐上車子同行。這幾個男學生很喜歡講話，對我們說他們在中國不愉快，那裡的氣氛有時非常寒冷、有時又非常炎熱，他們更不喜歡學校的生活。當我們僧人們在車上看到很多由中共帶進西藏的機器時，我們都看得很有興趣，但這三個男學生卻說他們在中國已經看得非常厭捲了。
我們的吉普車中途停在鷲吉（Gur-Kyim）——是個離開度魯馬拉康的八里的市鎮。三個男學生快樂地跳下車子，把他們穿著的中國衣服除下，換上西藏衣服。積米仁波切和我以及兩個隨從步行前往在附近的鎮長住所。
鎮長最近生病，所以沒有出現，他的妻子出來迎接我們。她以為我們會有很多人和馬匹，當她見到一共只有四個人時，覺得很驚奇，以為是中共給了我們什麼麻煩。我向她解釋之後，她才心安。她說自從丈夫生病以來，她一直都代他管理一切事務，所以非常忙碌，她很想跟我學習，不過實在沒有時間。
我們向她道別，又向她借了四匹馬騎去度魯馬拉康寺。
這時正是仲夏，山野上的花朵正盛開，非常美麗。但是在我們到達寺院的那天，天氣卻突然轉寒，還颳風下雨。
雖然天氣很差，寺院為我預備的盛大歡迎儀式也照樣舉行。
亞剛祖古領在一行僧人前面，手裡拿著幾炷香，後面跟著奏樂的音樂家和拿著彩旗的僧人，一個僧人撐著雨傘跟在我的後面。
我進入寺院以後，就請亞剛祖古派人送信給在拉薩祖普寺的嘉華噶瑪巴、蔣貢仁波切和頂果欽哲仁波切三人，他們現在都同在一個地方。
我在信裡提到西藏東部現在的處境，告訴他們我已經到了度魯馬拉康，請求嘉華噶瑪巴指示，我以後應該採取什麼行動——是繼續留下來管理修曼寺，還是逃往西藏中部？
我又希望知道，如果西藏東部的人或度魯馬拉康的人向我請求指點，我應該給他們些什麼忠告？信末，我特別道出：「現在，我亟需您的指示。」
我預料這信送出去以後，至少要三個月時間才能收到答覆，但我仍舊告訴送信的僧人們，要盡快趕路。
以後一連十天，我舉行公眾演說，也為僧人們和普通居民私人教導。然後，我請亞剛祖古和幾個喇嘛代我繼續教下去。因為有太多的人希望得到私人指導，僧人們要為他們列出名單，依著次序，一一指導。有時候，僧人們失去耐性，我還得示意他們不可以這樣，至於我自己，忙得連吃飯、休息的時間都沒有。
我的會計員哲塞（Tsethar）從修曼寺來到了度魯馬拉康。他說修曼寺的僧人都很焦急，怕我會丟下他們，逃去西藏中部。中共雖然仍說要大大改革修曼寺，但他們還沒有實行，寺院的僧人因此比較少理會他們的威嚇。
會計員說，大家都認為修曼寺應該可以繼續下去，所以都很希望我回去；他自己的想法也是這樣，他認為有責任和我商量究竟採取什麼行動。
我告訴他，我已經寫信去請教嘉華噶瑪巴，我個人則覺得中共的威脅仍然很大。我們目前正不停地接到中共毀滅西藏東部寺院的消息，這也可以說是對我們所作的警告。
我在度魯馬拉康的演說中，時時對大家表明，應該準備西藏將會有巨大的轉變。這令會計員很煩惱，他想說服我他覺得一切將如往昔。
這時我接到亞古寺的方丈亞古祖古（Yag Tulku）的邀請書，請我到亞古寺探訪，並主持《庫藏寶》的授課儀式。
我在十四歲的時候，就曾經在度魯馬拉康教授過《庫藏寶》，我答應了他們的要求。
鄰近寺院的很多方丈和喇嘛，在知道我已答應去教課以後，立刻就都到亞古寺等候我；連亞古寺本寺的僧人在內，一共有三百多個僧人，準備參加授課儀式。
授課開始時是先由喇嘛讀經。
由於我還要返回修曼寺，所以我不能在亞古寺作長時間的逗留。因此，我把授課時間提前在早上五時開始，一直維持到晚上才停止。
開始授課的第一個月比較困難，但隨後便上了軌道。當我的助教覺得太過疲倦的時候，我就叫他們輪流休息。由於每天的授課時間加長，所以課程在三個月時間左右便得以完成。
在這三個月中，我的很多虔誠追隨者送了很多禮物。會計員負責處理這些收到的禮物。他要把大部分禮物交換成馬匹、犛牛、騾和羊等等，帶回修曼寺，供應寺院的需要。
我覺得他這樣做不大妥當，我認為部分禮物應該送給最需要的人，其餘的便用來換錢。
會計員堅決反對我的主意，他害怕我會不先通知修曼寺就逃走；他以為如果我有意逃走，金錢可以帶在身上的禮物對我最有幫助。
我和他的關係，因此弄得很差。
早在我們開始授課的時候，就聽到傳言：有一大群難民已經逃到了鷲吉。後來我收到崁楚仁波切給我一封密函，信裡說他希望見我，但不可以被其他的人知道。
我覺得這件事至少要告知亞古祖古，沒想到本來只有亞古祖古一個人知道的保密消息，竟然像山火一般，一下子就傳了開去，所以當我離開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我要去的是哪個地方。
崁楚仁波切在我見到他的時候，已經拋棄了僧袍，和他的隨從都穿著普通的西藏衣服，一看便知他是用西藏平民衣服來從事掩飾，這是我第一次覺察到一個人如果不穿他自己職責應穿的衣服時，人家對他的印象會是怎樣。
他告訴我，他只對寺院各人說他出外作短期旅行，但事實上，他卻是逃走。不過，這個事實，他對他的秘書和幾個年長喇嘛都說過了；陪他一起出來的三十個僧人則完全不知內情，直到他們遠離了寺院之後，他才告訴同行的僧人們，他們永遠都不會回去了。
與他同行的人中有一個是著名的瑜珈師，名叫喬李（Chole），是他們閉關中心的領導人，另外還有兩個年輕的祖古，他們的前途將會很有希望，但他們的父母卻沒有一同前來。
嵌楚再次請我和他一起舉行請求啟示的儀式。這一次的啟示竟和以前一樣，也是指他應該毫不遲疑地立即啟程前往印度，但在途中有可能會遇到困難；同樣，啟示又指出：如果嵌楚仁波切完全照著啟示所指示的行程時間表去做的話，一定可以順利到達印度。
崁楚仁波切一再叫我跟他一起逃走，但我實在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所以不可能現在就跟他走。
我告訴他我正面臨的問題，他說我應該自己作出決定，不要因為他人而耽擱了及時逃走的機會。
我們彼此道別，希望能在印度再會面。
他得到的啟示果然靈驗，因為在他快要離開的西藏的時候，中共曾經阻止過他，但最後他還是被批准過境進入印度，而且還帶了行李——他們是唯一從西藏東部逃亡去印度而成功帶著行李過境的一批人（崁楚現在難民身份留在印度）。
當我回到亞古寺的時候，我發覺寺裡所有的人都以為我和崁楚會面之後，一定準備逃離西藏，他們說，如果我真的決定逃走，他們也想跟我一起走。我告訴他們，崁楚的逃走完全是出於他自己的心意和選擇，他雖然請我跟他一起逃走，但我卻未做此決定。
我對他們說：「大家都認為我已經有了一定的逃走計劃，我的會計員也認為我年輕、好動，一定會想逃走。但這並不是事實，我並不想丟下大家獨處逃走。」
我對大家說明了心意之後，又繼續授課。
幾個星期以後，積米祖古來見我。積米祖古以前曾經和我一同在康巴噶遊歷，他那時給我的印象就很好，我覺得他不但精神修養很高，而且非常明智，頭腦實用靈活——他是第十世創巴祖古的虔誠弟子。
積米仁波切認為我應該逃走，但他擔心如果我和大批人一起逃走的話，就很容易受到中共的懷疑。他很清楚，如果這區域的人們一旦知道我要逃走，他們會因為對我虔誠追隨，全部都想跟我一起逃亡。
他希望我明白，身為一個受到很高訓練的祖古，我的責任是應該把學來的東西傳授出去，教導他人。所以他說我應該計劃逃走，並不是因為要救我自己的生命，是為了延續佛法的慧命，而我是具備這種能力和責任的。
我請他向會計員解釋，但他說現在時候還未到。
當我仍在等候嘉華噶瑪巴、頂果欽哲仁波切和蔣貢康楚仁波切的指導時，我的一位好友——噶瑪寺的一位喇嘛來探訪我。
他以很奇怪的態度邀請我去探訪噶瑪寺附近的一個地方，說他的家人會在那裡照顧我。他認為中共沒有意思永遠的佔有西藏，但目前的處境是，如果我在亞古省會比較危險，因為亞古省是受昌都所管轄，而共軍在昌都的勢力非常強大；他認為修曼寺附近一帶反而比較安全，他說修曼寺各人在等待我回去，他還暗示我不應該只顧到自己。
幾天以後，從噶瑪寺又來了我的另外幾個好友，他們向我提出相同的勸告，用的語句也幾乎相同。我立刻明白，他們一定是受會計員的指示來勸我回去，因為只有他才絕對肯定我應該返回修曼寺。
亞古寺位於一條交通要道上，是通向拉薩的必經之處，因此，每天都有很多難民經過。這些難民說中共已經非常狂妄，毀滅了多間寺院和鄉村，很多難民的家人都被殺死。中共對西藏人嚴刑審問，又加給西藏人捏造出來的罪名。西藏的官員、喇嘛和僧人尤其受盡最大的苦。目前中共正開始向西面侵略，而且已經越過了昌都。
我的僧人們開始擔心修曼寺的命運。但西藏的抵抗軍隊仍非常活躍，每一天都有越為越多的人加入抵抗軍。已經逃到拉薩附近的難民，傳說也正在組織他們自己的抵抗軍隊，但這個消息還沒有被證實。
雖然現在的情況是如此混亂，但參加聽課的人數卻沒有減少；而且，他們更熱誠學習，尤其是年老的一輩。不過，有些較年輕的，卻一天比一天降低了集中力；有幾個年輕人，居然還在聽課時睡著了，我們只好叫他們坐在老年人的旁邊，假如他們開始打瞌睡，年老的便會輕輕推醒他們。
專門管理學生學習態度的「格果」隨時在場，但因為大家的學習態度都很好，所以「格果」很是悠閒。
這次的授課是在集會堂舉行的。老師的寶座在堂中央，對面有一座佛壇。這座佛壇大約有十二尺見方，分成三層，上面放著不同象徵性的物品，這些物品用特別的方式陳列，在佛壇上形成一個「曼陀羅」——西藏的神聖圓圖。「曼陀羅」有東、南、西、北四個神聖的方向。
「曼陀羅」的東方，放有一隻盛著清水的瓶子，旁邊圍著一條藍色的哈達。這水瓶是屬於「阿?佛」的，象徵調伏憤怒，帶給人們和平和智慧。
「曼陀羅」的南方，放有一頂聖冠，聖冠旁圍著一條黃色的哈達。這是「寶生佛」的聖冠，象徵人們對自私的克服。
「曼陀羅」的西方，放著一枝杵，杵旁圍著一條紅色哈達。這枝杵，象徵「阿彌陀佛」的無量光，無分別心地照耀眾生，給與慈悲、消除慾望。
「曼陀羅」的北方，放有一個鈴，鈴旁邊，圍著一條綠色的哈達。這個鈴，是屬於「不空成就如來」的，象徵心靈修為的成就和嫉妒的克服。
「曼陀羅」的中心，放有鈴和杵，被一條白哈達圍著，形成一個十字形。這中心是屬於「毗盧遮那佛」的，象徵「佛法的孕育處」，克服迷妄和愚癡。
每一種「曼陀羅」聖圖都和修行中的某個階段有關聯，同時也用來舉行特別的宗教儀式。每一種儀式又都有四個階段：身體階段、言語階段、心意階段和超越階段。通常在授課完畢之前，老師會選出一個學生，給他授課的權力，並給他鼓、貝殼、彩旗和寶座。
我教導完長課後，更要教導幾節短課，通常是十一或十二節短課。在每一節短課的教授前，佛壇上的物品都要以一定的方式擺設，這個責任屬於一個司祭的僧人。
一個年長的僧人會在授課前讀經，同時指導司祭僧人怎樣擺設佛壇上的物品。每一個「曼陀羅」圖形都不一樣，佛壇上面物品的位置也都不同。佛壇的上兩層放置象徵性物品，最底層放著奉獻物品。
當授課的時候，司祭僧人要把佛壇上的象徵性物品帶到上師面前，然後再把它們重放在佛壇上面。司祭僧人同時要在瓶裡灌水，象徵精神上的純化；在佛壇上放些米麥，象徵虔誠的貢獻，而且還要時常搖晃幾炷香，所以他們整節課都忙碌地走來走去。
亞古寺的司祭僧人是個年老的僧人，他覺得非常疲勞，可是那裡並沒有別的僧人可以替代他做這個職位。
《庫藏寶》的教授很長很複雜，其中的高深佛學內容，使很多人都難以明白，他們都希望我用簡單的語句來解釋那些高深的佛學。
自從中共入侵西藏以後，大家的心境都受到重大的創傷，完全失去安全感，但對佛教的信心卻仍舊深入不變。他們只要有可能，總想盡量學習更多的佛教學說。
因為婦女們不准進入寺院，所以我特別預備了一個禮堂來接見農民家庭，盡力幫助一群群的男女老幼，叫他們一定要有規律的練習靜坐。我又對他們說，應該把靜坐的心得帶到日常生活、工作和活動中間；如果他們找不到老師教導，就要互相指導。
我深深的感到應該多花些時間指導他們，但既然修曼寺非常需要我，我也不能我作停留，令我深感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