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人民的抵抗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達賴喇嘛到印度探訪，參加慶祝佛陀釋迦牟尼成道的典禮，這種典禮每一百年才舉行一次，非常隆重。
他在印度逗留了幾個月，到了一九五七年二月，才返回拉薩。
當他在印度的時候，遇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所有的西藏人都希望達賴喇嘛在印度的露面，會令西藏的情況好轉，所以大家都把心念集中在這個願望上面，虔誠念佛。
每一年的新春，修曼寺都舉行宴地；宴會包括三天舞蹈表演，表演從日出直到日落。我第一次參加這種舞蹈表演，表演以前，我很高興的努力練習；初時以為這麼努力練習，一定會使我很疲乏，但事實卻不如此，我發覺練習舞蹈加上適當的靜坐，令我更喜悅、更強壯。
新春宴會完畢以後，我請僧人到西清寺請堪布剛沙前來修曼寺，擔任修曼寺講堂的教授，同時也當我的私人老師。
亞富噶瑪早已說過，因為他已年老，體力開始衰退，所以不能再做我的老師。他認為他已經盡其所能的教導我，現在，他不想再繼續做我的老師，只想當我的一名隨從。
我告訴亞富噶瑪，因為和他多年相處，他幾乎就像是我的父親一樣，所以希望他繼續在我的左右，做我的顧問；但他認為實在承擔不起顧問工作，因為他再沒有足夠的精力，最後，他想要回去曾經獨自居住了三年的關房練習靜坐——他曾在那間關房裡足不出戶，連大門都用磚封閉住，食物要從一個小洞裡由人塞入。
既然亞富噶瑪這樣決定，我也沒有辦法，只有讓他離去。分別的時候，我非常的傷心。
但在他走後，我變得更能自己自由抉擇，不須要再經過他人的同意。
堪布剛沙來到修曼寺，大家都很高興地迎接，他也顯得非常高興與我們在一起。於是，我們立即計劃，請他開始教導佛學。
這時，一群難民從德格到來，他們說在途中遇到戰爭，堪布剛沙非常幸運，一路上都沒有遇到什麼危險。
由於西清寺比德格離我們更遠，所以我們都為蔣貢仁波切擔憂，恐怕他會被迫和我們完全隔絕。
這是第一次發生的嚴重暴亂，從德格來的難民說，中共已經殺害了很多西藏人，但據難民所知，寺院倒還沒有受到侵略。事實很明顯，從今以後，西藏會一天比一天受到更多壓迫和傷害。
我仍舊努力學習。講座課程的第一課是佛教的《中論》，以及第三世嘉華噶瑪巴講述的「喜金剛」。除了學習以外，我同時要管理修曼寺的公務、舉行儀式和外出助人。如果有什麼緊急需要，僧人們在午夜都會叫醒我，所以我的睡眠通常都不足夠。
西藏東部的情勢一天比一天差，中共開始逼迫西藏人加入他們的陣營，他們給西藏人作思想上的洗腦，指使藏人做他們的間諜，為他們報導西藏人的活動。
中共又下令西藏交出所有的軍械，受他們洗過腦的西藏人被分成多組，四處到西藏人家中搜查，西藏人那時還在希望和中共合作，大家和平共處，所以都很聽話地把軍械交出。
可是，中共軍隊逐漸變得強暴，時常拘捕西藏人，還把他們監禁起來。
西藏人終於忍無可忍，在登高區（Denko）、巴區（Ba）和裡塘區（Litang）組織了反抗隊伍。登高區一個領導人在共軍向他索取軍械的時候，開槍射殺共軍官員，揭起西藏人的反抗。從此，中共與西藏的磨擦越來越深，而這個領導西藏抵抗軍的人也漸漸成為整個西藏東部抵抗軍的總領導人。
難民的數目迅速增加，大多數都來自德格，他們逃向西藏中部，希望能接近達賴喇嘛，在他附近居住，受他保護。
那時修曼寺一帶還算和平，我們都被准許自由進出，只要我們不幫助德格的西藏人。
我和三十多個學生繼續在堪布剛沙的指導下學習，學過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再學「金剛乘」，這些高深的學說必須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學通。
有一天，我忽然接到蔣貢仁波切派人送來的一封秘密書信，信上說他已經離開西清寺，正在前往拉薩途中。希望當他經過修曼寺附近的時候，能夠見到我和堪布剛沙，不過這件和他會面的事，最好不要被太多人知道；他更希望我和堪布剛沙能陪他一起到西藏中部去。
我們依囑和他會面，見到他和另外幾個高級僧人、還有幾個難民同在一起。但他在見到我們後，主意略有改變，只叫我們自己作出決定是否跟他一起去？因為我們在修曼寺的工作非常重要，應該小心思考是否可以中斷它？
我和堪布剛沙覺得很難作出決定；我們知道，如果決定回修曼寺，便從此再也不能見到老師蔣貢康楚。經過商量後，決定請蔣貢仁波切為我們作主。可是，他卻不想這樣做，他只提醒我們：西藏從今以後再不能像以往一般，所以大家都應該預備新的計劃。
他又說：「業律是不會改變的，每一個人都要面對定業，遵循良知。」
修曼寺的僧人都感到很彷徨，他們認為蔣貢仁波切身為我的老師，應該給我肯定的指點。
最後，我們決定繼續留在修曼寺，如果有任何緊急的事情發生，再和蔣貢仁波切聯絡。
我請蔣貢仁波切答應我一定可以再讓我見到他，他回答說：「總之，在某種情況下，我們是一定會再見到的。」
他又對我說：「在人生的旅途上，自己也可以為自己之師；你可能會在沒有老師幫助的情形下，遇上很多困難，但每一個人都要準備用自己的雙腳站立。堪布剛沙會暫時替我幫你忙。」
過了一天，蔣貢仁波切啟程前往拉薩，我們都非常傷心。
我這時的生命，很像在面臨危機。我得知西藏東部已不再是一個佛教精神中心，一切都變得非常黑暗。更多的難民從德格來，中共要所有鄉村和寺院服從他們的支配，如果有任何人敢於幫助難民的話，便要把他算作是反抗中共政府的分子，處以重刑。
中共軍隊常常帶著很多貨物和牛羊經過修曼寺，在他們需要有地方露營的時候，我就在寺院附近給他們地方露營。他們告訴我關於德格的狀況。
原來德格王的攝政母親早就被共軍「說服」，加入了中共中央委員會，後來共軍不許她再在德格居留，他們大概把她帶去了中國，以後就再也沒有任何有關她的消息。
年輕的德格王和官員們逃出王宮，組織軍隊抵抗中共。地區軍隊和游擊隊立刻加入德格王的抵抗陣營，他們在道路上挖溝，使共軍的貨車不能通過；貨車上裝著的軍械，也都由他們取去。德格的居民都幫助抵抗共軍，他們在德格省西部的力量變得很大。不過，在東部卻沒有強大的游擊隊。
共軍在東部把那裡的寺院毀滅，並且逮捕了所有的僧人，給他們加上藏械的罪名，但事實上，這個罪名並不正確。
在德格的中部，共軍先對高級事嘛們表示友好，跟著便把他們逮捕或槍殺，八蚌寺也這樣被共軍摧毀得一乾二淨。
共軍在宗薩寺四周包圍了七天，使寺裡的僧人們不能出外取水，最後只有向他們投降。共軍槍殺很多高級喇嘛，把其餘的僧人都捉了起來。
有些高級喇嘛在被槍殺以前，被共軍帶去貢欽村。共軍用武力迫使那裡的村民，捏造喇嘛們曾經犯過的罪行。
很多貢欽村村民雖然沒有攜帶軍械，竟然也反抗和殺死了多個共軍，然後自殺身亡。一次，共軍強迫一個村裡的乞丐婦人去槍殺一個喇嘛教授，這個村婦卻拿了手槍自殺。
我在修曼寺不理會共軍的侵略，繼續為實現第十世創巴祖古的理想——擴展擁擠的講堂而努力。
堪布剛沙指定了四位老師負責教課，也給我幫助教課的權力。
為了建設新講堂，我成立一個委員會，會員多數是居士，這個委員會負責新講堂的財務，第一步要做到的，便是增加寺院農場每年的資金捐助——這間農場向來由一群居士打理。
我的會計員和幾位高級喇嘛都認為，我為幫助外來的僧人而花錢擴展講堂是不應該的。為此，我請他們一起吃午飯，向他們說明：為保存佛教的生命，我必須這樣做；而且除了我以外，蔣貢仁波切、嘉華噶瑪巴也都認為擴展寺院的講座有必要。
我又說：「就算中共把整個寺院摧毀，他們也不能摧毀我們心中的佛學種籽；就算我們今天建立的新講堂明天便被中共燒掉，我也不會後悔所花的錢，假使我們把金錢儲存不用，被共軍搶奪了，必定比拿錢來建設新講堂更可惜。第十世創巴祖古希望擴展講堂，我現在是幫助他實現理想。」
終於，大部分的僧人都同意我的主張，我們就立即開始了新講堂的建設工程，在德斯眺安居僧院的課程也繼續教授。
堪布剛沙建議我學習怎樣教導學生和怎樣教導玄學與靜坐。
我學習了這個課程以後，開始正式教導學生。在我授課的時候，堪布剛沙便在一旁，查看學生是否真正明白和吸收我的教導，有時，我要站在他面前教課，儘管我很嫻熟所教的學說，但有他在我後面，總令我有些窘困。開始時，堪布剛沙有時會改正我的教導，令我非常緊張，幸虧到了後來，他再沒對我的教導作出任何的改正，這使我信心增強。
於是，我和堪布剛沙又一起開始了我們的另一個工作：把各個佛教學派的學術互相比較、研究。我們希望把不同的佛教學派統一起來。假使我真能統一各個佛教學派，那對我們抵抗中共的侵入和影響有很大的幫助。
蔣貢仁波切曾經對我說過，在這個動亂的時代，統一各個佛教學派是非常重要的事。
中共對西藏的威脅雖然與日俱增，但是我們仍舊繼續建設所講堂。我請了一個金匠和一個銀匠，接見了很多有名的藝術家、木匠和手工匠，請他們為講堂製造藝術品、裝飾品和傢具。
請來的藝術家大部分來自加比利學派，金匠和銀匠來自萬沙學派（Mensar）。我們開了一個會議，商量壁畫的設計、天花板的圖畫、柱子和傢具等等問題。萬沙學派有一種特別塑造金銀像的方法，鍍金的技術非常高超。
我們供給這批藝術家、木匠、手工匠、金銀匠食物和住所，每兩個星期，我們便送他們一次禮物。他們的工資會在工作完畢後才給予，如果他們喜歡以實物代替金錢，我們也可以給他們牛、羊、犛牛、騾、馬、刺繡布匹、羊毛、動物皮毛、米麥……任由他們選擇。
每一天，我都要和秘書花兩個小時的時間來指導建築工人有關建設新講堂的一切，我自己的學習時間因此縮短了不少。
一九五八年的新春，新的講座集會堂終於建築完成，金色屋頂也豎立了。僧人們因此個個都很快樂，幾乎忘記有共軍威脅這一件事，但我自己卻深感憂慮。
這一次的新春慶祝，因為堪布剛沙在場，人人特別高興。我們創造了一個新的新春節目：在集會堂舉行宗教辯論和演講，所有僧人都參加。
早在過去的一整年中，中共官員使不停地來往西藏，監視人們的活動。現在，西藏的抵抗軍在德格西部的邊界，成立了一條保護陣線，中共懷疑我們一定在暗中幫助抵抗軍。
新春才過了一個月，二十多個中共軍事高級官員來到德斯眺，就像從前一樣，我們讓他們在附近的寺院留宿。
但是，這批中國官員聽到德格西部的反抗消息，堅持要住在德斯眺，而且對我們提供的新住所感到不滿意。
在一個早上，他們竟然索性搬到我私下住所的會堂裡來了；這個時候，我和堪布剛沙正一起在房間裡面。我的一個侍從匆匆地跑來，滿臉驚慌，連話都說不出來，過了一會兒，才勉強說出：「他們在佔領我們的地方！」令我一時不知道他究竟在說什麼？
我向窗戶外面望出，見到幾個中共官員，有的在解除馬鞍，有的正把他們的行李搬入我的屋中。
我的侍從著急，他要我們趕快離去，說逃走的時間已經無多。我盡力使他鎮定，叫他不要驚慌，我的秘書正好這時來到，我們便把這個情形告訴他，他認為情況未必如此嚴重，請我們只管放心，暫且留下。
早餐時，共軍高級官員叫人通知我，要我去見他，我於是下樓和他會面。
他見到我，送給我一卷黃色的絲綢，和一本已翻譯成藏文的《毛語錄》。他的翻譯員對我說，他們來此的目的，是要保衛和幫助我們。他又向我道歉，因為他們闖進了我的私人住宅，但他們解釋，我的住所正好在戰略範圍以內，所以他們須要在我的住所駐軍。他要求我繼續如常地做我們的事，又多謝我對他們的款待。
既然身為他們的主人，我便給他們一些酥油和食物；又請他們不要理會在他們住所間來來往往的僧人，因為僧人們只是在做他們的日常宗教工作；假如他們在夜間聽到我們誦經和討論，也請不要感到厭煩，因為這是我們每天必做的常規功課。
中共高級官員似乎很謙恭，聽我說話，時常都在微笑，但每天晚上，共軍在寺院的山門前，總拿著機關鎗把守在那裡。又時常要求我下樓與他們談話。
起初，我的秘書都和我一起去見他們，後來，我覺得自己一個人去比較適宜。中共的官員不停地對我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有著最強大的軍力。又說中國的戰船大到可以在上面開跑馬場；中國的飛機飛行的速度驚人，可以把陸地上的敵人全部捲起。
這幾個中共官員是中國人，但我發現他們的軍人卻都是西藏人，這些作了共軍的西藏人，想必是當中共在侵入西藏的時候，就被捉的那些年輕西藏人，他們大概都被灌輸了中共的一套道理，而且強迫要他們加入中共軍隊。但是，如果我去問這些西藏人是否如此，他們一定會對我說，加入共軍是他們的自願——因為他們根本就不能自由說話，這批西藏共軍看上去個個都斯文沈靜，出我意料之外。
共軍在寺院裡靜靜地住了四個月，在這段時間裡，每次我離開寺院，尤其是從邊界附近回來時，他們總要對我小心查問。
堪布剛沙在這個時候身體不大好，想要轉換一下環境療養，於是，我和他一起去多地剛卡（Doti Gangkar）山上的山洞——蓮華生上師曾在這個山洞裡靜坐過，修曼寺的喇嘛也時常到這山洞來閉關。
多地剛卡山是一座很高的山嶽，山腳有兩個美麗的湖：一個湖的水是綠色的，另外一個湖的水是漆黑色的。
西藏有一個傳說，說這湖的冰在「黃金世紀」時，永遠都不融化，而且閃出像鑽石般的光；而在「黃金世紀」完畢後的那個世紀，湖水就會像一塊瑪瑙一樣，有黑白兩色相混；到了再下一個世紀，這湖會變得像鐵一般，而西藏的一切也都變得黑暗，黑暗得令大家再也不能留在西藏。
我和堪布剛沙到達山頂，雪正在融化，露出了漆黑巨大的岩石。
這使堪布剛沙覺得很感慨。他覺得那三個世紀的傳說，似乎正向他警告著，現在大家已經應該準備迎接第三個世紀——「黑暗世紀」了。堪布剛沙說，大家要趁「黑暗世紀」還未完全來臨之前，盡量多做些工作，學習更多的佛學。
我們在山洞裡過了一段時期，他很快便回復健康，可以回修曼寺——能夠回修曼寺教導大家，是感到最為鼓舞的。
我們回到修曼寺，中共軍隊已經離去。
堪布剛沙想到，我們的教導不應該只限於僧人方面，而應該擴大到所有的西藏人。
秋天，他在集會堂舉行了一個集會，從早上七時，一直演說到傍晚六時，其中只休息過兩小時，他對大家訓導，要大家知道將要面臨一個重大的轉變和我們將不再能夠舉行法會。他告訴大家，這並不表示佛陀給我們的教導會因此被毀滅，同時，西藏人的統一也不會被毀滅。
他引述佛陀的一段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心，是諸佛教。」他要大家提醒自己，實行正道，建立自心的道場；把佛陀所有的教誡——從最初的「苦諦」到最後的「道諦」——連結為一體，應用在我們的生命過程上。
堪布剛沙教大家怎樣培養注意力和慈悲。他鼓勵大家要立戒不殺生，而且要在不殺生、不傷害他人之前，先懂得怎樣控制自己的意念。
後來，堪布剛沙召開了第二次集會，這一次，所有的僧人都參加。他叫僧人們要多多幫助比他們少機會學習的居士，同時明白佛教不應該再畫分成不同的學派，而應該一同學習怎樣皈依「佛」、「法」、「僧」，怎樣發展「慈」、「悲」、「喜」、「捨」。當他談到「捨」的時候，他強調人權和非暴力的重要，尤其是在我們現在的處境中，他一再請大家修習仁愛，努力靜坐。
這以後，堪布剛沙探訪了很多隱士，這些隱士都曾發過誓，決定要與世隔絕。堪布剛沙告訴他們：不要再留在關房，必須經歷重回塵世的衝擊，然後學習怎樣在世間修行；他把隱士們帶回了德斯眺。有些朗加哲的僧人對此甚為不滿，要來與堪布剛沙辯論，堪布剛沙欣然答允了他們的要求。
朗加哲的僧人引述佛教經典，指出堪布剛沙的錯誤。堪布剛沙對他們說：沒有實際的修行而只知道佛教的理論是不夠的。他請僧人們留在德斯眺，幫助有需要的人。後來，這群僧人中的一個喇嘛，成為堪布剛沙的虔誠弟子。
很多人從四面八方來到寺院學習，堪布剛沙要所有的高級喇嘛和祖古融入整個佛教團體中，成為平等的一分子，不要覺得自己比其他人高一級。
堪布剛沙盡力教導所有向他求學的人，過了不久，寺院學生的數目大增。堪布剛沙獨自一個人應付不了，所以把學生們分成幾組，請我們幾個僧人幫助教導每一組人，他自己則在旁邊指導。
這種訓練對大家都非常有益，尤其是我，更需要藉這個機會學習教導他人。
至於我自己的學習，除了醫學和天文數理學比較差一些以名，其他都順利完成，已到可以預備考「格梗（Kyorpon）」學位的適當時候。
因此，我一連三個月都不參加其他任何活動，只在堪布剛沙的幫助下，埋頭重溫所有學過的東西。
在一個吉日裡，我和兩個僧人一同在寺院外面的園地上接受考試——這一園地有欄杆圍著，本是用作公眾講學的。
在這片園地的一端放著堪布剛沙的寶座，另外有四位教授和他一排坐著，其餘還坐有很多僧人和學者。
考試的方式是問答討論：受考試的學生要回答在座僧人所詢問的每一個問題，回答完畢以後，還要立刻向僧人學者作出辯解，僧人們告訴我，這種考試方法在中世紀的基督教教院即已實行。
考試的時間是三天。通常，第一天是最困難的。每一天大家都有茶和食物的供應。
終於，我考到了「格梗」學位——這種學位，相當於英國的博士學位。因為我受過很多演說和教課的訓練，所以我同時還多得到了一個碩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