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見聞　聖嚴法師著

  　一位出家人的表白
　　
　　時間真快，出席了第四屆國家建設研究會之後，回到僑居地將近一個月了。但是我欠下本刊的文債，到今天才算抽到空閒，著手來寫。
　　
　　因為在這次的國建會中，我的身分特別，奇裝異服，吸引了許多人注意，包括本刊的編輯先生在內，希望我能給本刊寫一篇稿子，說說我對於這次會議的印象和感想，並且把我自己做一點介紹。
　　
　　也許一般的僧尼，給予人們的印象，老是躲在深山中苦修，或是專門在寺院中誦經的緣故，突然地發現了一個來自國外並且有著文學博士學位的和尚，參加了國家建設研究會海外回國學人的行列，總覺得有予人以一種新鮮的觀感。於是，從七月二十七日大會日程的第一天起，便受到了大會服務人員的特別款待，親切而周到地將我的飲食，安排在距離住宿的中國大飯店不遠處的功德林素食館。下午去慈湖晉謁總統蔣公的陵寢時，受到了電視、電臺，以及各家報紙記者們的注目，此後直到嚴總統招待我們的園遊會上為止，經常成了「搶鏡頭」的人物，真是不好意思。
　　
　　當然，參加大會的學人，以及他們的眷屬，也對我有相當友善的情誼，所以在出外尤其是到中南部各地參觀的旅途中，很多人願意和我聊天。有的人問我，應該對我怎麼稱呼，因在報紙上和電視上，給了我教授、博士、先生、法師等好幾個不同的稱呼。但是，學人之間的好多人，均稱呼我張大師，此與道教的張天師之間，頗有混亂的可能。其實，在一次國防部參謀總長賴名湯將軍招待的晚會上，真的有一位鄰座的次長夫人，把我當作道士。據說在地方戲中扮演道士角色的，往往便是穿著黃色的道袍，所不同的，剃光了頭的道士總是難得的。實則在中國古來，有個不成文的習慣，就是道士不稱名，和尚不稱姓。凡是出了家的僧尼，均不用在俗時的姓氏而一律稱為釋氏，若要從歷史的角度上做考證，那又未必是印度佛教的規定，乃是中國東晉時代有位道安法師所做的主張。因此，到了現在的我，用不用在俗時的姓氏，並不值得計較，不過，為了表示我是一個佛教的僧人，被人稱為法師，是比較適宜的。
　　
　　有的人覺得我這樣的人，做和尚有點可惜，其他可做的事很多，為什麼要做和尚？做了和尚的人為何也到外國去留學？也許有人懷疑我是因為受到了愛情上或事業上或財產上的失敗的打擊，而來出家的。其實我從十四歲開始，並沒有為了什麼，甚至也不是由於信仰的理由，便踏進了佛門之後，雖然曾經歷練了許多的苦難，比如一九四九年的隨軍撤退到臺灣，以及從一個上等兵到少尉軍官，再從一個退伍軍人第二次走進寺院，一直到留學日本而完成了即使對於日本人而言也是相當難得的博士學位，但卻與一般人所猜測的我之成為和尚的因素，毫不相干。正因為我做了和尚，才知道唐玄奘等遊學印度的歷史事蹟，以及日本文化之受中國文化的薰陶之深遠，其中的成分，出之於自隋唐以後派遣來華留學的日本僧人之努力者，相當驚人。
　　
　　今天的印度，佛教幾乎已不存在，今日的中國大陸，佛教也已衰敗，臺灣佛教的基礎，尤其在佛教關係的文物資料之收藏和研究的環境方面，相當的薄弱。而在今天的日本，從明治維新的後半期以來，他們陸續地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僧人，赴歐洲留學，學到了歐洲學者的治學方法，他們從語言學、社會學、哲學、宗教學等的各種角度，對佛教做語文、藝術、思想、歷史，以及論理學和倫理學的分析研究，將傳統式的宗教信仰為目的的佛教，開闢出了另一個純客觀的學術研究的園地，其目的在於究明佛教思想和佛教信仰，在人類的社會史及思想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它曾經產生過的文化價值。
　　
　　所以這與以傳播宗教信仰為目的的宗教活動，有著相當的差距，宗教師而像我這樣的出家人，可以加入這種研究佛教的工作而成為佛教學者，研究佛教的人則未必是宗教師，甚至也可能不是佛教徒，而是一位歷史學家或宗教學家。這一點，我們國內的人，大多無法理解，總以為宗教學者和宗教師是一樣的，所以當我在國建會的文教小組會議上，提出國內大學課程中，宜增設比較宗教學一課時，便被誤為我希望到大學中傳教，而和基督教私設的各種名目的神學院相提並論了。至少在今天的日本，學府中的佛教研究，與寺院中的佛教信仰，是分別進行而不相混淆的。
　　
　　他們除了佛教創辦的二十多所所謂佛教關係大學內，設有佛教學部之外，其他各公私立大學之設有佛教學的研究所、研究室，或開有佛教學這門課的，比比皆是，例如東京大學的印度哲學研究室、京都大學的人文科學研究所宗教研究室等，實際上都在從事於研究佛教的工作。故在日本有兩個全國性的學會：一是全日本佛教學會，一是印度學佛教學會，後者的會員人數達一千五百多名，參加的大學有三十七所，每年召開一次論文發表大會，以兩天的時間，要分成十數個專門小組的會場。他們研究的風氣和研究的人數，既是如此的普遍而眾多，所產生的研究成果之豐富，也就可想而知了。難怪他們要誇稱，今日世界研究佛教的中心地是在日本了。日本是不是已執今日世界研究佛教而最有權威的牛耳，且不說他，臺灣的研究環境之不能和日本相比，是沒有爭執餘地的事實了。我便因此而到了日本。
　　
　　不錯，我也曾經在臺灣南部的深山中，有過掩了將近六年關的苦修的宗教生活經驗，使我奠定了佛教信仰的基礎。佛教好在不怕人對它產生懷疑，甚至禪宗鼓勵懷疑，而主張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同時佛教雖對經典尊崇，但更主張依義不依語。佛教不反對文字，也不將成文的經典看作絕對的真理，所以在佛教的宗教經驗越高的人，越能接受他人對於佛教所做合理性的批判，甚至自發地對於佛教做出層次性和系統性的研究及批判。在印度時代，便有這種特性，到中國的隋唐時，這一特性便形成了天臺宗、華嚴宗和禪宗的哲學思想之大開大合的局面。因此研究工作，雖不能和信仰同日而語，卻也別無任何衝突。
　　
　　有人問起我，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之分，我是屬於那一種呢？我說小乘是一個人騎著單車去遊山玩水，大乘是駕駛著巴士、火車、輪船或飛機，載了好多人，大夥兒去做團體旅行。如果說以傳播信仰給大眾為目的的傳教師是大乘佛教徒的話，像我這樣的人大概要算是小乘佛教徒了。可是，當我和所有出席國建會的海外學人一樣，抱著熱愛祖國的一顆虔誠心，回國來看看和聽聽祖國的進步情形，而使我認識了不少的新朋友，又像是從小乘佛教的範圍內，走了出來，快要接近大乘佛教的邊緣了。
　　
　　此所謂邊緣，因為我回國的使命，是出席國建會，不是傳教，我也沒有受過傳教師的訓練，因為我們相信，宗教信仰，應該是出於個人由於精神上的需要而來主動的追求，沒有必要做被動式的說服或商品式的推銷。佛教一切講究因緣，假如有緣的話，他便會來接觸到佛教，甚至接受佛教的信仰，否則的話，正像湖南人喜歡吃辣，山西人喜歡吃酸，浙江人喜歡吃臭，彼此都以自己的菜是世間最上等的美味珍饈，而相互勸請乃至強迫對方隨從自己的嗜好，除了徒然引起彼此間的不愉快之外，恐怕不會有什麼好處。雖然這種讚美自己的信仰或愛好，是無可厚非的正常心理，但由於自己的讚美和欣賞而進行強迫不同趣味的他人，全部來順從自己的程度，那就有重加考慮的必要了。
　　
　　所以對因緣未成熟的人們，雖然是佛再來，也是不去勉強他們的。正因如此，佛教往往被人誤會成為消極或逃世的宗教。可是，佛教重視因緣的培養，比如我這次有機會出席國建會，不就是和許多新朋友結了善緣嗎？彼此在祖國政府的邀請和安排下，除了對祖國的建設大業，更加認識並且更加堅定信心之外，大家也以極度誠懇的情懷，為國獻言，以盡書生報國的責任。然從佛教的立場而言，像這樣一個能使一百三十四位海外學人，共同在一起生活兩星期的集會本身，便是難能可貴的因緣了。我既被因緣關係所引導，參加了建國復國問題之研究的會議，雖然不是為了傳播我的信仰，至少也不能算是消極或逃世的人了。（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寫於東京燈下，刊於《海外學人》四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