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洋到西洋
一、出版日文著作
去（一九七五）年一年之中，是我出生以後，最富於表現性的一段日子，有一位藍吉富先生在一篇介紹我的文章中，說我在去年一年內破了三項記錄：1.中國比丘循學院訓練而取得博士學位；2.中國比丘以日文著作的學術論文在日本出版；3.中國比丘以海外學人身分，受政府邀請，回國出席國家建設會議。我承認，這在以往，都是未曾有過的事，但也不是突然產生的事。
去年八月出席國建會後，即回到東京，為了論文的出版事宜而忙，除了忙於校對，同時也忙於籌措出版費用。在日本，凡是博士學位論文均可向文部省申請出版補助費，否則出版商就不肯承受，因為學術性的論文過於專門化的結果，除了少數從事相同或相近問題之研究的學者，一般的讀者是不會買的。看的人少，銷路不廣，出版的部數自然減少，如無政府補助，必定是蝕本生意。可惜，外國留學生無權向日本的文部省申請補助出版費。要使論文公諸於世，唯一的辦法，便是自行籌款。我日本的老師和朋友們，分頭代我接洽了京都及東京的好幾家出版社，條件都很苛刻。結果，與東京大學赤門前的山喜房佛書林洽談成功，由出版家和作者各自負責一半經費，也各分一半出版物。我的論文共印初版五百部，其中的二百五十部，歸我處理。由我付出的費用是一百六十萬日圓，折合美金是六千多元，這是一筆相當不小的數字。很多人以為我是出不起的，有人勸我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可是我相信，既然已經寫了出來，必定有龍天護法，使它在日本出版，否則我用日文寫成的一番苦心，除了取得一紙文憑，便無意義了。果然不出所料，當我向國內外的僧俗大德們發出求助出版費的信件之後，很快地得到了熱烈支持的反應，比如印順老法師、南亭老法師、白聖老法師、道安老法師、悟明老法師、慧嶽法師、沈家楨居士、沈嘉英居士，以及其他的法師和居士等，都給了我大力的資助。去夏回國期間，除了接受由周宣德居士為美國佛教會代頒的博士論文彌勒獎金一萬多元新臺幣之外，也收了一萬數千元新臺幣的果儀。這樣湊起來，出版費用，便有了著落。我要在日本出版該書的最大理由，倒不是因為我是花了四年的時間在那部書上，而是希望讀不懂現代漢文的日本佛教學術界，知道現在的中國僧人之中，也有人在從事於佛學的研究工作。因為在日本的佛教學術界，除了極少數人，尚知道有過太虛大師其人之外，連印順法師的名字，也絕少有人知道。所以把近代的中國佛教忽視了。其實，在日本佛教學界，固然人才輩出，若謂中國的近代佛教界中，一個人也沒法和日本的著名學者比較，那是很不公平的。我們的最大弱點，是未能用外國語文來撰寫，以致外國的學者們由於不瞭解我們，而忽略了我們。也許有人覺得，有沒有外國學者瞭解我們，跟我們努力弘揚佛法於中國的環境中，無關緊要。事實上，處身於今日的世界，如果與外界隔絕了的話，不唯不幸，而且相當危險。平常，你得不到新的營養，到了緊要關頭，你也得不到應得的援助和協助。所以，我雖花了一大筆來自師長同道們的錢，出版了一部日文著作，並不覺得是樁浪費的事。同時，我也應該在此，向諸位資助我出版該書的僧俗大德們，致無上的敬意和謝意。
▲作者與印順法師合影。
二、到美國的因緣
本來，當我於去年三月，通過了博士論文的口試之後，即可離開日本，為了論文的修改和出版，直到去年十一月十日，始從東京飛來美國。因為我的那部書，到十二月一日，才由出版社完成了書的樣子，送到我的手裡。
我在學成之後，應該回國為祖國的佛教教育及文化事業努力。我的已故世的指導教授坂本幸男博士也曾幾次提示我，中國的近代佛教之所以衰微，原因很多，未能有現代化的高級人才之培養的設施，也是原因之一，當我完成了學位之後，希望我回國去在這方面有些建樹。當我出國之初是抱著這樣的弘願，當我決心先來美國住幾年，也是抱著這樣的弘願。
可是，我為什麼不先直接回國，竟然跑到離祖國更遠的美國來了？這可說是因緣的巧合，促成了我來美的事實。當我博士課程第三年（一九七三年）時，由香港的洗塵法師，轉來一封僑居加拿大的詹勵吾居士的信，那是一份印刷品上加寫了我的名字，告訴了我詹居士曾經大病，並有一大願心未了，他發心對其自置的一塊農地，施捨作為世界性的佛教道場，他將那塊土地命名為龍山，但因年事漸高，不能親躬其勞，建築規畫，均需另外找人。我和詹居士未嘗有過謀面的機會，然在十多年前因編《人生》月刊，曾與之書信往返。我在臺灣山中掩關期間，尚通過信息，出國之後，便相互失去了聯繫。由於輾轉接到一信，便恢復了書信往返。他希望我能為他的龍山提供意見，假如可能的話，也盼我承擔這個道場的籌建工作。我坦率地告訴他，我不是虛雲老和尚那種祖師型的僧人，創立大道場，更非我的能力所逮。但是詹居士仍盼我能去加拿大做一次訪問，並且為我在多倫多大學安排了邀請我去演講的節目。如果覺得可以，不妨先在那裡的大學中擔任教職，然後相機發動籌建龍山國際佛教中心的工作。我為表示報答他的美意，故於學位完成後，即進行赴加國的簽證手續。結果因為加國與我國無邦交，直接簽證頗不容易，若先取得了美國的旅遊簽證，加拿大的簽證便容易了，因此，給美國的沈家楨居士寫信，商請以他的世界宗教研究院，出一紙邀請書，先到美國做數月的研究訪問，再去加拿大。沈居士的回信，則建議我一開始便辦宗教師移民的手續，到了美國，留去自主，比起短期的旅遊簽證，可稱一勞永逸之計，而且也沒有一到美國，便無法離開的顧慮。同時我也考慮到，以我的英文程度，也不可能一到英語社會，就有擔任教職的能力。就這樣，我便辦了來美的手續。加拿大方面，本該早些去拜訪一趟，迄今尚未成行，至遲明（一九七七）年，我是一定要去看看詹居士的。
為什麼我不先回國，而要先來美國？這是很難解答的問題，我在取得學位不久的時候，曾給好友幻生法師寫信，說我好比處身於沒有汽車可開的環境中，雖從外國考到了駕駛執照，也等於沒有一樣。很明顯的，假如我從日本直接回臺灣，我想我能選擇的，只有再找一處深山的寺院，掩關自修，及閱藏著述的一途而已。當印順老法師，知道我將暫不回國的消息之後，給我來信，表示因我不能為國內做些貢獻而遺憾！家師東公老人，尤其感到失望，他老人家滿以為我在學成之後，即可回國繼承他的道場，在他老人家的策畫之下，做點佛教事業。另有好幾位比丘尼大德，願將她們的寺院，交給我來住持。可是，以我自己的考察及考慮所得，目前回國是不切時宜的，也是無法做出任何像樣的事業來的。不如趁我尚有一股求學熱忱的時候，再到美國住幾年。縱然美國的佛教環境，不會比臺灣更好，我只是以留學僧的心理準備，到美國學幾年英語，將來的我，不論在東方或西方，在國內或國外，最起碼的英語能力是必須具備的。在國外磨鍊數年之後，再回祖國，那時的力量也許會大些，至少不會比一個剛畢業就回國的留學僧的力量更小。
三、我在日本的朋友們
在日本，一共住了六年又九個月，除了結識了不少已成名的學者之外，也結交了不少年輕一代的日本僧侶及學者朋友，其中如高野山真言宗的杉原俊孝，比叡山天臺宗的堀澤祖文，日蓮宗本門派的音羽隆司，新興宗教大乘教的森正行，日蓮宗不受不施派的小林智純，日本山妙法寺派的岩田良三等人，都是我的知交。我在日蓮宗創辦的大學就讀，結識日蓮宗的青年僧侶，當然更多，比如身延山的林是晉，中伊豆的渡邊信勝，千葉縣的三友健容，長野縣的清水要晃，九州的松尾義隆，東京都的桐谷征一、山口晃一夫婦。以上所舉的諸人，我都在他們的家裡作過客，並且過夜至少一次以上，他們待我如親兄弟，不像對於普通的客人，更不像招待一位外國客人（普通的日本人招待客人，不輕易在自己的家裡，尤其不會使你和他們家人打成一片）；對我的接待都是例外的，毫無隔閡地把我視同他們家裡的人一樣。當然，由於我的素食，也為他們的母親或夫人增添了一些麻煩，同時增加了一份趣味。其中有幾位日本友人，甚至對於我的日常生活也很關心，過幾天不見面，便會打電話來問我的近況如何？
▲作者與三友健容先生合影。
因此，當我畢業之後，好多朋友勸我留在日本，因為他們不希望我的離開而少了一位朋友。日本的「空寺」或「無人寺」，各宗派都有很多，如我願意接受的話，手續極其簡便，只要取得他們宗派的僧籍，便可根據兩條路線，去選取一座合意的寺院。此所謂無人寺，有兩種性質：一是原來的寺主死亡了，或離寺另謀生活了，即成了空無人住的寺院，此需由各該寺院的宗派所屬的本山宗務院物色人選，派往接受。實際上，青年人願意終身住寺院做僧侶的不多，如果生為寺主的長子，不得已而繼承父業之外，在家人去出家的固然極少，一寺之主有兩子為僧的更少，所以，這種性質的無人寺，頗有越來越多之勢。另一種是寺主雖然蓄妻，卻僅生女而未能育子，同時也找不到在家人的男孩做他們的徒弟，一旦寺主故世，他們的妻女也就不得不搬出寺外。像這樣的寺主，為了顧全他們妻女的生活，就設法找到無寺的青年僧侶做他們的所謂養子，實際上即是我國的贅婿；所不同的，中國的贅婿往往大權旁落，以妻為主；日本的養子，雖或有例外，原則上是實權的繼承人。日本的友人告訴我，像第二種性質的無人寺，當然不會被我考慮，若以我的資格，將能在第一種性質的無人寺之中選到條件最好的一座，有檀家及信徒的護持，不用為生活問題擔憂，修行、研究或在大學裡擔任一職，均可由我自主。可是，我到日本留學的目的是什麼呢？所以我婉謝了他們的好意。
我在日本期間，也有幾位中國朋友，對我幫助很多，比如清度法師及張可炳先生，不但交往六年多，尤其在我辦理來美手續的階段，因為人在日本，無法取得臺北中國佛教會的身分證明文件（即使取到了恐怕也無大用處），清度法師的亞洲佛教善鄰會正好幫上了我的忙，他給我出了僧侶身分以及佛教傳教師資格的證明，使我順利地取得了美國駐東京領事館的移民簽證。各種英文文件的處理，則由張可炳先生代勞打字填寫，而且陪我到美國領事館走了兩趟。張先生原在臺灣中興大學擔任商業英文的講師，後來留學東京明治大學，專攻工商管理。他是湖北的世家出身，英文好，漢文的古詩文及書法也好，他和他的日籍夫人，雖都是天主教徒，最初由於臺灣的實業家張伯英居士的介紹，和我往還很密，甚至放下他的公事來幫我的忙，是一位正直而善良的友人。
從一般而言，我的赴美簽證是相當快的，前後不過三個月，其間尚由於我一時無法提出有關出生證明的父母姓名的有效文件，而耽誤了一個多月，否則的話，當可更快一些。美國佛教會給了由其會長敏智老法師簽署的聘書，以及其副會長沈家楨居士寄到的生活保證書之時，我的赴美即成了定案。雖然我對美國的佛教環境所知有限，我卻抱著與初去日本時同樣的沈重的心情，從東京乘華航班機離開了日本。那是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下午六點十五分。聞訊趕到機場為我送行的，有我的日本友人：立正大學的助教授佐佐木孝憲、講師久留宮圓秀、三友健容、仲澤浩祐、岩田良三，東大的三友量順，《法華Journal》的社長山口晃一及其夫人照子女士，另一位在立大研究室服務的田島彌生女士（她出生在滿州，能說中國話），也到了機場。立大的同學，也是我初到東京時期的日文老師古河俊一氏，已有數年不見面，也突然到了機場，使我感到驚喜。杉原孝俊氏特別為我送行而從他的家鄉山口縣，遠道趕來羽田機場，盛情至為感人。為我出版論文的山喜房佛書林的老闆淺地康平氏和他的助手吉山君，專程開了他們的汽車到我的住所，把我載著送到了機場。一位正在東京大東文化大學攻讀博士課程的韓國比丘法印法師也率領了他的信徒史夫人等，到了羽田機場。中國友人：則有清度法師、西定法師、達和比丘尼、張可炳、章霖、鈕南雷、陳澤楨、談海岑及其夫人，尚有一位為了見我一面，特地從巴西趕到東京的廖秀梅小姐，也加入了為我送行者的行列。她曾數度給我寫信，要求我為她剃度，我因沒有自己的道場，無法負起教養她的責任，所以拒絕了她的請求，並勸她去臺灣依她的皈依師臺中的妙然尼師剃度，因此，現在她已是達彥比丘尼了。當時，我看到幾位女眾的眼角噙著眼淚，我真感激她們對我的友誼。人生就是如此的悲歡離合的一局一局的場面串連起來的。從不認識而相識、相知、相傾慕、相離別。也有從相識、相怨、相仇恨、相聚再相聚的。此即所謂愛別離苦及怨憎會苦的寫照。我在日本六年多，得到一個學位的虛名，更珍貴的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友誼。
年長的教授們，雖也知道我將離日赴美，但未告知他們離日的確切日期。很顯然地，我可斷言，以上所舉的年輕一代的日本友人，不論在宗教界或學術界，十年、二十年之後，無一不是領袖人物。假如我能為中國佛教的延續和發揚繼續努力下去的話，誰說沒有更多的機會和他們相互交往與彼此合作的可能呢？
四、三藩市與紐約的佛教界
因為經過了換日線，十二月十日下午自東京起飛，抵達美國西海岸的三藩市，竟然是同一天的上午。無形中使我把時間倒流了一天。
事先有人建議我，經過夏威夷、加州，然後到東海岸的紐約，這樣可以一路看過來，對於中國佛教在美國的現況有一個具體的印象。因為中國佛教在美國有寺院的地方，只有這三個州。發展的歷史，也是由夏威夷、加州、紐約的次第而來。最早是知定法師的華僑佛教會，其次是泉慧法師的中華佛教會，均在夏威夷的火奴魯魯。一九六二年，妙峯、宣化、樂渡三位法師，相繼到達加州的三藩市，第二年妙峯及樂渡二師再到紐約，其中以妙峯法師為到達美國本土的第一位中國比丘。結果宣化在三藩市創立中美佛教會，妙峯在紐約創立中華佛教會，樂渡在紐約創立美國佛教會，可謂美國本土的三個中國佛教的立足點。談到美國本土的中國佛教，有三位居士的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三藩市美洲佛教會的梁民惠，紐約美東佛教會的應金玉堂，紐約美國佛教會的沈家楨。中國比丘之能到美國本土，多半跟這三位居士的邀請及護持有關。目前在美國的中國佛教，雖仍不出這三個州，寺院已超過二十五所，規模均不大，住的人數，多則三十多位，少則四、五位，多數的寺院則為一寺一人。看起來並不壯觀，但在短短十數年間，能有如此成績，已可告慰於祖國的有心之士了。
我為趕到紐約過陽曆年，所以未經過夏威夷。我預先有信給三藩市的智海及宣化兩位法師，他們兩位都答應到機場來接我。下機後，見到智海法師在玻璃壁外，寫了一張紙條「是聖嚴法師嗎」向我招呼，我點點頭，說話是聽不見的，只好相互合掌笑笑，繼續向檢查口的海關方向走。我有三件蠻重的行李，海關官員是華裔的一位女士，說一口標準的中國話，問了我幾句，沒有細查，便讓我出了檢查臺。智海法師和他的一位信徒，正在門前出口處等著，隨手接去了我的行李，上了那位居士的車子。我很奇怪，宣化法師怎麼沒有派人來接我呢？好在已有智海法師來接，住宿不成問題，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了。智海法師雖然初次見面，卻有一見如故，且有如見老友的親切感，我與他素不相識，我之能來美國的遠因，即是由於他曾向沈家楨居士在數年之前提起過我在日本求學的情形，從那以後，沈居士開始與我通信，直到把我請來了美國。這大概是因我寫了幾本書，又常在佛刊中發表一些文章，結交了一些文字朋友的緣故。所以，我雖初見智師，智師已見我多年了，不是老友又是什麼呢？他由香港到美國，曾在美國佛教會代理會務及寺務，後來轉至三藩市，創立一棟三層的樓房，名為般若講堂，目前，信眾人數增加，漸有不夠寬敞、不敷應用之感，不久當可見其另外構築寺院的新址。他善說能講，待人和藹，為人純樸而謹慎。在他那裡住了一夜，第二天他陪我訪問了鄰近的一聞法師的顯密圓通寺，宣化法師的金山寺。
宣化法師怪我為什麼不通知他抵達三藩市的班機時間，突然去拜訪他，使他感到意外，甚至有些不樂意的樣子。我說我是寫了信的，與給智海法師的一封同時寄出的，他說並未見到。不管如何，我已安抵他的金山寺，這已不是重要問題。直到過了一個多月，我從東京寄給宣化法師的信，又從東京的朋友處轉退到了我紐約的現址，始知宣化法師沒有故意不迎接我，的確是信件的郵遞之誤。
▲作者與宣化法師合影。
宣化法師的金山寺，住了三十來人，四眾皆備，美國人多於中國人，他的比丘弟子中，三位有碩士學位，比丘尼弟子中，一位有博士學位。所以我的博士頭銜，在他那裡是響不起來的，但他待我非常熱忱，到了金山寺之後，他便不讓我再回般若講堂去住了。在金山寺住了五夜，暢談了三個晚上，第四晚要我為他的弟子們講了一次話。第五天又陪我去了一趟他新購的萬佛城。他們的生活相當清苦，修持極為精進，他們沒有床鋪，也沒有廣單，大多終夜坐禪。隆冬天氣，房子高大，沒有暖氣設備，宣化法師自嘲其為冰庫。我被當作上賓款待，住在一間唯一有一張木板小床的房間，雖有玻璃窗，因係木窗，加上古老，僅可擋住大風，寒氣是阻不住的。宣師看我身體瘦弱，特別借我一件新製的輕暖的伽藍褂。他們那裡，似乎也無人使用被褥，每人僅以一條毛毯禦寒。當時正有幾位美籍的比丘及比丘尼，為求感應而過著為期一週、三週，乃至五週的絕食生活，希望以此感應護法龍天，使他們的萬佛城所需的欠款，源源而來。他們日中一食，袈裟不離身，是頭陀行的一個僧團，在物質條件富足的美國社會中，以苦行來化度一般不滿美國現實生活的男女青年，確實也是一種可行的善巧，所以迄今的中國僧人之最具方便來攝化美國青年的，仍推宣化法師。從他購置萬佛城的這一事實，又可以看出他對發揚中國佛教的悲願之大了。
我在加州的六天之中，也先後拜訪了三藩市美洲佛教會的真常法師及梁民惠居士，加州佛教會的妙智法師，美國佛教僧伽會的妙境及達誠二位法師，也遇到了觀音寺的體靜比丘尼師。還特別乘飛機到了洛杉磯，在宣化法師的中美佛教會洛城分會住了一晚，由他的兩位弟子接待，並駕車導遊了洛城新建的中國街，日本的曹洞宗、真言宗、淨土真宗的洛城下院。也訪問了越南博士比丘天恩法師的國際佛教禪學中心，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文學博士，在洛城的發展，相當快速，有學院、圖書館、禪堂，並且正在修建一座越南式的寺院；可惜他當天不在，未能謀面。另外，明知文珠尼法師因事回了香港，我還是去她的美西佛教會訪了一趟，雖在晚上六點多鐘，那天正好是聚會，有十數位男女居士，並且讓我在那裡吃了一餐晚飯，圍坐著談了一些佛法。以我印象所得，加州的中國佛教最有力的當推宣化法師，其次當推智海法師及文珠尼法師。其他數位到達不久，在信眾的接引方面，尚未能以有力二字來衡量。
十二月十六日，乘國內航線，從三藩市飛到了紐約。宣化法師的盛情與隆禮，使我感激，他率領了他的全體弟子，在大殿上為我送行，再開了幾輛車子，送我到機場的檢查口。一次又一次的為我拍照，並且盼我早日回到三藩市來和他同住。如此的禮遇，對我而言，頗有受寵若驚之感，這在其他地方是不易見到的。
當天下午五點多鐘，在紐約的甘迺迪機場降落，一出檢查口，就見到了好多迎接我的人，那是仁俊、樂渡、妙峯、靜海、日常、會機等諸法師，美國佛教會則派了一位董事賀國權居士，到了機場。除了賀居士之外，都是多年的師友。在百忙中，為我一個人，竟勞動了他們好多人。
到了紐約之後的一週之內，為了表示歡迎我，諸山除了在壽冶老和尚的光明寺，為我公宴之外，相繼又有樂渡法師的佛教青年會，浩霖法師的東禪寺，妙峯法師的法王寺，個別為我設宴歡迎。藉此到各寺趕齋的機會，使我熟悉了紐約佛教界的環境，也約略地瞭解到中國佛教在紐約的發展情況。
我到紐約的掛單處，是美國佛教會的大覺寺，會長是曾任常州天寧寺方丈的敏智老法師，大覺寺的住持是曾在上海靜安寺為我們授過課的仁俊法師，他們兩位都是江蘇省籍的傑出僧寶。美國佛教會有一個董事會，由全體董事處理各項重要事務。會長由董事會聘請，住持也由董事會決定，以會長名義任命。有三位副會長，一位是仁俊法師，另兩位是沈家楨及俞時中居士。大覺寺的住持之下，有一位副住持，由日常法師擔任。紐約的各寺之中，目前以應金玉堂居士獨建的大乘寺最大，現由從緬甸來的洗塵法師住持。住的人數則以大覺寺最多，我到之時，已有四位比丘，加上我，便完成了一個五人的僧團，在海外，已堪稱難得。
過了陽曆年，參加了大覺寺例行的彌陀佛七，與仁俊法師到沈居士的菩提精舍小住兩晚，和沈居士談到讓我補習英文的計畫。接著便開始了英語的補習。同時由於敏智老法師暫時回香港，為美國佛教籌建一座叢林式的莊嚴寺募款，我便替他擔任每週週日的講座，選講的是《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接著由於仁俊法師的支持，與日常法師合作，開設了週日的靜坐班，不久，日常法師因病返臺靜養，靜坐班便由我一個人負責了。又由於沈居士的建議，為了接引美國青年信佛，坐禪是可行的方法，為了推展坐禪的活動，首先當訓練若干助手，因此而開設了坐禪的特別班，第一期十四週，有四位青年，第二期也是十四週，有七位青年。我的助手雖尚沒有訓練完成，由我教禪，竟然也能接引若干美國青年，使他們受三皈五戒，是我始料之所未及的事。因此，曾有一位美國青年問我，在日本留學，得了博士學位，僅到美國教禪，豈不可惜！我的答覆是，只要能接引人們信佛學佛，因緣許可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博士學位並不妨礙我教坐禪。坐禪原是我個人自修的方法，如今教坐禪，也不能限制我的研究興趣。事實上，我在美國佛教會，雖未接受任何職位，即以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態度，做著弘法的工作，所以，只要住在這裡一天，便願竭盡所能地為其做一天的貢獻。
當然，以佛法的推廣而言，美國的社會，尚是一塊等待開墾的荒地，若無拓荒者的精神，而想佛法在此地生根立腳，是辦不到的。
五、出席世界佛教史學會議
我一向主張，佛教如果與學術脫節，便會流為低級的民間信仰；佛教如果與廣大的群眾隔膜，便會流為僅存於研究室或圖書館中的故紙。若不將此兩端兼顧並重，便不能保全佛教之成為佛教的特色。所以，我在美國佛教會，雖然教授坐禪，而更重視教理的研究。故當臺北的中國佛教會來函通知我和沈家楨居士，要我們兩人代表中華民國，出席威斯康辛大學南亞研究所主辦的世界佛教史學研討會後，我便立即準備了一篇論文，願意準時參加。沈居士由於工作太多太忙，故由我國駐美使館，改請了因明專家，現在印第安那州立大學執教的齊思貽博士，同我出席了這項學術會議。
這次世界佛教史學會議的召集人，是新任威斯康辛大學南亞研究所的主任教授，佛教史學者博士A.K.Narain，在今（一九七六）年年初便向各國發出了邀請書，我中華民國也由外交部轉到了邀請學者出席的徵求書。本來應由教育部轉給各大學的有關研究部門，中華民國政府迄今仍不知道研究佛學早已成了國際間的一門顯要的人文科學，所以仍將研究佛學當作宗教信仰的問題來看待，交由內政部轉給了中國佛教會。雖然，專攻佛學而得到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在今日的國外及國內，政府亦無不知之理，就以去年出席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議的人之中，至少有兩位是專攻佛學的人，一位是以研究因明而在英國牛津及劍橋兩所大學取得哲學博士的齊思貽教授，另一個就是我。我們既受政府邀請回國，當然在政府已有資料的。可是，陰錯陽差，這次威斯康辛大學的徵求書，轉到中國佛教會，在常務理事會上通過請在美國的沈家楨居士和本人就近出席。沈居士無法分身，竟又改請齊博士出席了這項會議。我們極樂意代表中華民國，我們也覺得被中佛會推薦是光榮的，但是，政府將學術會議視作宗教活動，不能不表示遺憾！
這次的會議日程，一共三天，加上報到及離開，我們整整花費了五天的時間。約好八月十八日下午五點半在威斯康辛州的首府麥迪遜機場與齊教授會齊。
當我到達時，始知齊教授是早晨到的，為了接待我，特別商請了威大的一位藏文學者──茲威林博士，開車前來，同時還帶來一位齊教授的朋友，現在威大圖書館服務的王正義先生。這次出席會議的學者之中，會議秘書處派車到機場迎接的，只有我一人，不用說，我是仗了比丘身分的緣故，雖在學術上的成就，不論僧俗，皆靠真本領，應對和接待之時，宗教師是比較受到尊重的。
八月十九日上午九點半至八月二十一日晚上九點半，是這次會議的起居日程。一共有來自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荷蘭、澳大利亞、中華民國、日本、印度、西藏、錫蘭、越南等的學者三十多人，平均每天有十二個人讀出他們的論文，每人讀稿二十分鐘，然後以十分鐘留給大眾問答討論。
美國各大學之中開設佛學課程之最早的，即是威斯康辛大學，迄今已有許多由該大學培養出來的研究佛學的人才，分散在美國好幾個大學，擔任教授佛學的課程。在這次會議中，即有好幾位這種身分的學者。他們最得力的教授，是已故的魯濱遜博士，他的繼任者是羅伯特．密勒，目前的那拉因，則是接替密勒氏的職務。
威斯康辛大學有學生十七萬人，以人數之多而言，它是次於加州大學及紐約州立大學而名列第三位。讀佛學的僅二百多人，研究所專攻博士、碩士課程而屬於佛學部門的，有三十多人。這次會議中，這三十多人，既是服務員，也是最熱心的聽眾。只是未見有學生聽眾，提出任何問題來向發表論文的學者討論，僅於會議的極短的休息時間，他們找到所要問話的對象，提出他們的意見。
會議在美國召開，到會的人，也以美國人最多，包括威斯康辛、哥倫比亞、加州、史丹福、賓州、維吉尼亞州、華盛頓州、西北大學及克爾利通學院等。加上在美國的外國學者，比如我和齊思貽博士，代表中華民國，卻住在美國；山田一止及清田實是日本人，卻分別屬於西北大學及威斯康辛大學。印度的學者Taini、U padh y ay a及C h an dra，卻分屬於加州大學、夏威夷大學及印度駐美大使館。也有美國學者而來自國外的，比如哥倫比亞大學出身的Leon Hurwitz博士，卻在加拿大的溫哥華大學，他是智顗的專家，曾先後在日本六年，已是世界知名的佛教學者。
提起知名的佛教學者，出席這次會議的，可以舉出十位擔任主席的人，作為代表：1.日本的西藏學者長尾雅人；2.澳洲的印度教專家A.L. Basham；3.加拿大的Leon Hurwitz；4.印度的Padmanabh Jaini；5.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曾英譯《勝鬘經》的Alex Wayman；6.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的許理和(Erik Zurcher)，他曾以一部《佛教征服中國》的書著名於世；7.法國巴黎大學的A.W.Macdonald；8.西德的Heinze Bechert；9.日本的唯識學者，山田一止；10.印度的Nathmal Tatia，他是那爛陀大學的教授。
在日本國內，京都大學的長尾雅人博士，是很受尊敬的長老學者，但尚不是最高地位的佛教學者，由於他常以英文撰寫佛學論文，所以頗為國際知名，也成了這次會議上享譽最高的人。他提出的論文，卻是關於伽藍建構的圖形位置配備的歷史地理學，很有分量。最有分量的一篇論文，應該是山田一止的有關唯識學的研究，在會議的第三天，他問我對會議的觀感，我說：西方人研究佛學，不論如何努力，總是兜著問題的中心在轉圈子，說來說去，總不易觸及問題的癢處；同時，這次會議是以歷史學為主題，也以歷史學的學者為最多，這表明長於理論的西方學者不多，若係長於理論的學者，他必懂得歷史，歷史學易治而思想史難治。齊思貽教授也是治佛教理論的人，他對山田一止博士很有好感，山田氏對我的說法，頗表同感。
我的英文程度很差，在會議期間，對於學者們宣讀的論文，僅能知其大概，若干在文獻學上鑽牛角尖的論文，也不感興趣。倒是兩位印度學者，提出的佛教和耆那教的對比，並且論及何以佛教在印度，結果被印度教吸收而失去了佛教的面貌，耆那教在印度出現，與佛教同一時代而略早，但其迄今仍在印度繼續活躍？
綜合的印象，今日世界上的佛教學者，主要是語言學家及歷史學家，尚談不上思想家。他們為了研究東方的佛教，大多要懂得日文、漢文、巴利文、梵文、藏文，加上英文、德文及法文，甚至於蒙古文及俄文。會議期間，大多數用英語，少數用日語和漢語，仍以英語為主要的媒介。但是，研究大乘佛教的人，無不能閱讀日文、漢文、梵文、藏文，像我這樣僅能懂得兩、三種語文的人，頗有半聾啞的感覺了。我國近代佛教學界，像印順法師這樣廣博而有思想深度的人，當今世界上恐怕不會有第二位，但是印公不擅外文，也無人用外文尤其英文，將他的思想及研究的成果，向國際上做有深度介紹，所以很少知有印順法師之名。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我這次宣讀的論題是「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四位思想家」，選的是明末的智旭，民國的歐陽漸、太虛、印順。國內的學界，每每重視歐陽的地位，歐陽固然傑出，在這四人之中，第一位則應推印順。如果對佛教的思想史有若干認識的話，宋以下，像印順這樣的人，的確少見。我對四人的介紹是很均等的，與會的學者們，獨對印公的大乘三系統，及對如來藏的認識，感到興趣，引起了Dr.Alex Wayman(哥大)及Dr. Diana Paul(史丹福大學)的討論。
因此，如果說出席這次會議，有什麼收穫的話，是使國際佛教學術界，發現了中國比丘之中，也有夠資格出席這種學術會議的人，尤其使他們知道了近世的中國佛教界，尚有四位思想家，特別是印順法師，乃是一位現在的佛學大家，好多人都感到意外和新奇。外國人是好奇而不服氣的，為了追查我對印公的介紹，是否屬實，今後當有一些能夠看懂現代中文的外國學者，來研究印公的著作了。
有一位印度學者，在第二天的晚宴中，問我對於這次會議的感觀如何？我說，有趣得很，至少使我們聚在一處有了相互認識與交換意見的機會。我的英語講不好，但還可以說幾句和聽一些，日本早稻田大學的中澤かつとし教授及大谷大學的寺川俊照教授，均不能說英語，倒是有好幾位西洋人能說日語，在會外，無形中結成了一組日語的交談小組。意外的有一位錫蘭比丘，名叫 Rev.H.Gunaratana，現住華盛頓，他是參加旁聽的，也能說普通的日語。另外，在會中遇到了一位越南比丘，現在也住華盛頓，他是拖倒吳廷琰政權的活躍者之一，是釋智光的有力助手，名叫釋覺德(Ven. Dr. Thich Giac Duc)，他的博士學位不是佛學，而是加州某一所大學的政治學，他一口帶有法語腔調的英語，頗有鎮攝聽眾心神的能力，他確是一位具有傳教師所應有的神態的人，他今年四十三歲。他向我說出了要使一半的美國人化為佛教徒的豪語。所以齊思貽教授對他也很感興趣，我們談了好幾次。
中國人與會的，尚有一位札奇斯欽教授，他是蒙古人，除受了完美的漢文教育之外，也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他的英語又出奇的好。他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教授，現在摩門教的Brigham Young University任教，他是蒙古問題專家。另在威大東亞語言文學系擔任主任教授的周策縱博士，雖未提出論文，卻和我們天天見面，並在八月二十日的晚宴之前，抽空將我們幾個中國人，用汽車接到他的府上喝茶、欣賞他珍藏的字畫，特別給我看了一幅弘一大師的墨寶，「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的卷軸，紙質尚未變黃。周先生之所以曉得我，是由一位臺灣大學的講師，現在威大博士班專攻佛學課程的古正美小姐告訴他的，古小姐本來也不認識我，只因在威大的圖書館，看過我寫的書，她正在致力於佛教語文的修學，學成後，將準備回國教授佛學。
會議期間的五天晚上，均有宴會，八月十九日的晚宴，設於威大的學生活動中心，二十日的晚宴，由會議主持人那拉因博士夫婦招待在他的家裡。二十一日的晚宴，則受那拉因的前任，密勒博士夫婦招待在密勒氏的府上。與會者中，有好幾位是素食主義者，我的飲食，故也未成問題，因為有不少東方人，所以，冷麵、餃子、咖哩食品，和西洋口味兼美，筷子和刀叉具備。雖在宴會上，也充分顯示了國際色彩。
會議的第三天下午，利用兩個小時，討論了成立一個簡名為ＩＡＢＳ(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的組織問題，這次出席會議的人員為當然的基本會員，會長或名譽會長為長尾雅人博士，並將邀請若干榮譽會員，當時被提名的有十位，日本的山口益博士，華裔美籍的陳勝觀博士，皆在其中。預定每年集會一次，出版一冊論集，這次的會議，算作初屆。像這樣以佛學為主題的世界性的學會組織，尚是第一個。對於佛學研究的前途而言，不用說，這是一個很可喜的事實。（一九七六年九月二日寫於紐約，刊於《菩提樹》月刊二八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