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的見聞和觀感
我們這一代的中國青年，比起三十年前的中國青年，要老成持重得多，以這一代的中國青年，和其他國家的青年比較，無疑的，在思想方面要成熟深沈得多。所以國內的青年一到外國，就會覺得外國青年相當淺薄。但是，正由於老成持重的緣故，在朝氣的程度上，便及不上外國青年了。
以我在日本所見，外國學生，包括日本以及其他國家的留日學生，大多喜歡參加群體活動的組織，如果沒有適合自己興趣的群體組織，也會號召志趣相投者，創立一個新組織。因此，他們在把各自的功課忙完之餘，便是忙著各種的群體活動。
在每一個大學裡，均有許多的學生活動的組織，每當學期開始，各個組織均在校園裡的人行道旁，設一個席位，懸起大幅的標誌和標語，從事招兵買馬的所謂「社員募集」的活動。
我是中國人，且為大學院的學生，初到日本時又由於語言及年齡等的關係，對於這些組織從未予以關心，因此，他們究竟在玩些什麼名堂，也不得而知。直到去年的十月，我的日語已能應付，立正大學及駒澤大學，均在這個月份，舉行「大學祭」──校慶節。在中國的校慶紀念日，是請校長以及名學者或大人物向全校師生訓話演說。日本似乎不同，校慶連續達一個星期，全校教室均被布置得喜氣洋洋，是什麼人布置的？告訴你吧！正是各個學生活動的組織，每一個單位，把一年以來的活動成果，利用這個機會，全部展示出來，有的用模型，有的用圖表，有的用實物，有的用幻燈，有的用電影放映。我參觀了他們的大學祭之後，使我深受感觸，我看日本學生在個人的智能上，並不如何優秀，但由他們各種組織集體所完成的成果展示上，就不能不使我覺得日本是個優秀的群體民族了。他們群策群力，幾乎像螞蟻似地為團體的光榮和成績而努力。因此，日本雖沒有偉大的思想家，卻能以其全民族的力量完成現代化的建設。
在他們的學生組織之中，有做學術研究的，有做體能運動的，有做機械訓練的，有做專為同學服務的，有做社會調查或社會服務的，有做信仰化導的，我雖沒有得到詳細的統計數字資料，就我參觀的項目所見，立正大學的類似組織就有四、五十種。其中有一組是海外旅行考察隊，目的地是臺灣的阿里山及玉山，因此在其室內，陳列了不少來自臺灣山地的用品及飾物，掛著臺灣的風景圖片，室中擺著一盤臺灣地形地圖的模型，最妙的，也在播放著臺灣高山族唱的民謠唱片，所以進入該室，感到非常親切。
除此之外，他們參加國際青年活動的例如童子軍和登山隊等，都把他們當時所用的工具、服裝以及所得的紀念品和採集物展覽出來，並對到過的國家和地方的概況，用文字或圖表表示出來。
▲立正大學雪景
不僅如此，他們同樣也有好多青年，居然有興趣學著做小吃點心的買賣，和街頭一般的吃食店或攤販一樣，向會場中的參觀者兜攬生意。但卻不要誤會這些青年，將來一定有志開吃食店。我問過一位青年，他說這既是人間生活活動的重要的一環，用來充實生活的經驗，固然應該，縱然真的從事吃食的買賣，又有什麼不好呢？以此可見他們的想法了。
總之，整個校慶的活動，並非學校當局，而是全體學生，這是學生自己的慶典。
▲作者與藍吉富先生合影於立正大學校門口
至於中國留日學生，目前也有各種各樣的組織活動，例如臺灣大學、中興大學、成功大學等各校畢業後留日的同學們，均有各校的「校友會」的組織。另有臺灣籍留日同學會，最大的是「中華民國留日學生同學會」。但我前面說過，這一代的中國青年，比較老成持重，所以雖有組織，活動不多，成果的展示更少。但再說到佛教關係的留日僧尼，又比普通中國留日學生的活動更少了，甚至彼此之間，不相聞問，說是大家都在忙於讀書和研究，固然是事實，中國僧尼之不喜群體活動，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但我一想到日本民族由群體活動所產生的力量，又覺得我們也該有所警策。
因為，這個毛病不僅在國外的僧尼如此，在國內的大勢也是如此，佛教內欠缺教會的群體力量，而有寺院的個體力量，寺院中也似乎沒有僧團的（大眾）力量，而有個人的影響力量。這是由來已久的問題，也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彼此之間，缺乏守望相助的照顧，凡事未臨自己的頭上之時，不覺有何痛癢，臨到自身之際，又有無助之憾！這種缺少群體反應的狀態，最易遭受外力的破壞了！日本的佛教，我們姑且不論它的生活方式如何，但在其各宗之內的團結是沒有問題的，縱在宗內的大小寺院或門派之間，也有意見存在，但當某一寺院發生危機之時，宗內便會一致予以扶助支援。事實上，各宗寺院之中，除了本山或大本山的大寺院，係由宗內公選產生的管長、座主、貫首等名目的領袖來擔任住持之外，各中小寺院均為寺主私有及世襲的，然其對於宗團之內的互相協助與督促，即是整體的。這種型態，在我中國，是否也有效法的必要和可能呢？當然也有很多問題，但其比較強韌有力，卻為事實。
在日本留學的外國僧尼之中，以越南比丘的活動興趣最濃，他們雖在日本，卻和越南國內的佛教全體，保持著極密切的依存關係，並且與越南駐日本大使館之間，建立起相當靈活的從屬關係，因此，日本宗教界或佛教界凡有活動並且招待外國宗教人士的場合，使館必有通知給他們的留日學僧；凡有國際性的宗教活動，越南國內派出代表之外，也必帶同留日學僧的代表參加，甚至即以留日學僧為正式代表。越南留日比丘的國際語文，並不如何高明，但他們個個勇氣十足，用其並不高明的英語、法語、日語到處活動，身分雖然是留學僧，名片上卻印著越南佛教會任命他們的職稱，因此，越南比丘所認識和交接的日本佛教界的名人和名學者，要比我多得多了。憑事實而論，日本佛教的名人學者，並不如何地高興他們，但卻無不重視他們的力量，因為這些越南比丘，都是在越南國內的大學畢業後，由佛教會派遣出來，他們受到自己國內的重視，國際上也就重視他們。因為他們返國之後，便是第二代的越南佛教的領袖人物，國內國外的人士，以此重視他們，他們也以此而努力奮鬥。因此，如果擺開了越南佛教徒之是否過問政治問題的一點之外，我很感佩他們這種上下一體、一心一德的活力和朝氣。例如他們的明珠上座（萬行大學的校長），一心一意為越南比丘人才的國際交流而向各國政府要求獎學金，學僧出國之後，依舊給予各種方式的鼓勵和慰勉。因此，在日留學的越南比丘之中，雖也有一、兩位改了俗裝，但他們表示是由於接受俗家的經費而暫時改裝，一旦學成返國，依然再度出家、再度受戒，因為越南佛教需要他們。萬一真的結婚成家，越南佛教還是需要他們貢獻出所學與所能。從越南留日學僧的口中，可以聽出充滿了愛教、護法及弘揚正法的信心和責任感。好像也使我見到了越南佛教的希望。
其次是韓國比丘，不過，在我們的立正大學並沒有韓國比丘，他們共有十多人，分別就讀於東京的東大、駒澤和東洋文化大學，也有部分就讀於京都。因為韓國佛教已有自己的三所大學，其中的東國大學，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所以都是先在國內大學畢業後，再到日本就讀大學院的碩士學位及博士課程。但在目前的韓國比丘之中，真的有了博士學位的，僅有一位，那便是曾經到過臺灣，並且由白聖老法師頒贈了「三藏法師」尊銜的徐京保法師。他的博士學位是在美國得到的。因此，韓國和越南比較，尚差一個博士比丘，越南已有從印度那爛陀大學獲取博士學位的釋明珠（即是前面已提到的現任萬行大學校長），另有一位是從日本早稻田大學得到博士學位的釋天恩。在同為中國大乘佛教系統的國家之中，除了日本，也僅越南及韓國有了博士比丘。博士並非真的比所有沒有博士頭銜的比丘更有修持或更有學問，但卻代表了接受近代化教育的最高標誌。因此，韓國對於日本，由於曾被奴役統治過三十多年，在觀念上始終抱著國仇的態度，但仍運用各種關係，使得優秀的韓國比丘們來日本留學。因為他們雖有大學，尚無大學院，尚無國際性的佛教學者，尤其對梵文及巴利文，學的人沒有，教的人更沒有。
韓國在日本，是所有外國旅日僑民最多的一個國家，總數達六十萬，來自北韓及南韓，各佔一半，由於只有南韓政府與日本有邦交，致使來自北韓的人，大多也受南韓駐日使館的照顧，甚至把北韓所稱的朝鮮籍改為韓國籍。正由於旅日的韓僑人數眾多，也就顯出了其力量之強大，據說在關西地區，屬於韓國佛教的寺院有一百多所，大多是日本型態的在家佛教道場，他們的主要對象，仍是韓國僑民。但在韓國國內，南北韓相加不過三千多萬的人口之中，出家人即有一萬二千人左右；其中在南韓二千多萬人口之中，就有八千左右的男僧和四千上下的尼僧，已經不算太少了。
據韓國比丘告訴我，在數十年前，一般的韓國民眾，對於僧尼的觀念並不好，以為凡做僧尼的人，便是沒有知識、不事生產、遊手好閒的人，當時韓國的僧尼素質的確也不夠理想，佛教的教化力自亦相當薄弱。但在近數十年來，已漸漸地將僧尼的教育水準，提昇到中學程度的水平線，同時在出家人之中的學者，也漸漸多了起來，社會上對佛教的觀念，也就轉變了，例如今日的韓國總統朴正熙便是佛教徒，尤其是朴總統的夫人不僅信佛，且有修持。所謂上行下效，朴正熙總統的政治功績為全體韓國人民所讚揚，他既奉佛，韓國政府也授權給佛教行政機構，加強對於教團的整頓與革新，例如在日治時代遺下的蓄妻僧侶住持的寺院，韓國佛教會就有權力予以抵制，使其轉變。教團之內發生了問題，教會也有力予以適當的處置。因此，他們確能做到教內統一步伐的程度，比如對於僧尼所用袈裟的顏色問題，曾做了三次統一性的變更：本來使用紫灰色，後見南方佛教均用黃色，便一律改為黃色；接著由於部分持律比丘之律師們提出理由反對，便一律改為紅色；又有律師們據律典說比丘不得持用五種正色，結果再恢復為紫灰色。這個統一袈裟顏色的問題，在臺灣也曾發動過，後來由於涉及階級性的製造而遭反對，同時也由於佛教會不能硬性規定而作罷！但是，由韓國的服式及衣色的統一，可以看出教會的權力，又可從其接受律師們的反對意見而知韓國佛教會的主宰力，仍操之於教團的律制和教徒的民意。
說到僧尼的階級，在日本是老早就有的，但其並非依據律制而來，乃是日本的政治封建制度下的產物。日本民族的封建意識，也可謂已到根深柢固的程度，目前的日本，所謂將軍和大名等的封建制度，早已不存在，但是新的財閥如三菱、三井、住友等，新的政黨，乃至新興的宗教集團，也成了新的封建制度，日本人民也以有此型態之存在而得到安全感，所以，除了新起的政黨是由選舉產生其黨魁之外，所有的財閥乃至新興的宗教集團的主腦者，均係採用家傳的世襲制，日本人卻很少對此提出異議的。
因此，日本佛教的僧官僧階制度，始於孝德天皇的大化元年（西元六四五年），到了明治五年（西元一八七二年），政令廢止僧官，明治六年又令廢止僧位，但在各宗之內，建立了管長制度之後，依舊採用大僧正、權大僧正、僧正、大僧都、權大僧都、僧都等共計十三個等級的僧階稱號。他們在大法會場合，僧階及儀服的層次分明，色彩判然，仍如封建時代的官場威儀，井然有序，說它不好也未必，說它是依佛的律制則更未必。
除了日本，今天的越南比丘，也分有稱謂的等級，戒臘未滿二十夏的稱為大德，二十夏以上的稱為上座，四十夏以上的稱為長老。這倒是合乎比丘律制的規定的。韓國比丘則以僧臘為基礎，再予以考試分為八個僧階，但此屬於德學的尊銜，在生活及服式上則一律平等。
在韓國的比丘，對德號的尊稱，也有一定的限制，我有一位韓國同學，到我住處拜訪，見到我的書架上擺有我自己寫的幾本書，印著「聖嚴法師著」的字樣，他便對我肅然起敬，他說我被稱為法師，一定是中國很有地位的比丘了。我正想解釋說，在臺灣的佛教界，法師兩字已是對於所有僧尼的通稱之時，他卻先我做了補充說明，他說他們韓國的比丘，有了相當程度的專研修習之後，始被分別尊稱為法師、禪師、論師、律師等，一般的出家人是不能用這些頭銜的。這也與律制的規定相符合。因此，有位韓國曹溪宗駐在東京弘法院的院長行願禪師，當他要贈送我一部被視為韓國國寶的海印寺藏版《楞嚴經》的影印本時，不知對我用怎麼樣的尊稱做簽贈。
前面說到越南的留日比丘們，受其國內的重視，也受日本佛教界重視，倒不是重視他們的智能和已有的地位，而是重視他們對於以後的越南佛教所具有未來性的期望。因為他們在其本國或在國外，均在同一個組織系統下受保護和受鼓勵。雖然，以我看來，乃至以我國青年們的角度看來，他們的心理年齡尚很稚氣，甚至有點像意氣用事的出鋒頭主義，但也正由有點稚氣，才有青春的活力，推動他們做種種的努力。
至於韓國比丘在日本，也比我們中國僧尼有福報得多，至少，他們有其本國的寺院可住，不用為房租及生活費擔憂，也不用自己炊煮。更可羨慕的是他們仍能和在其國內一樣地過著僧團生活，每天朝晚參加例行的殿堂課誦。因此，韓國比丘留學日本之後，雖然也有一個還了俗，但在比率上是很少了，原因是他們不必改了服裝去打散工找生活。住在寺院中未必沒有是非，但在許多可能的問題方面總比較單純得多。因此，當我和兩位越南比丘被韓國的東京弘法院邀宴了一次之後，越南比丘便想也在東京籌建一所越南的寺院，縱然小一點，也比租住普通的民房要理想。但當他想到旅日的越南僑民，除了留學生，僅有外交官，力量太單薄，因此轉而為我加油，說是中國的旅日僑民也有六萬以上，若能登臨一呼，必可水到渠成。其實，我真做過這個美夢，我也說過：「雖然來做留學生，卻未放棄作為一個比丘的責任。」（《菩提樹》二○九期三二頁）並且在毛正智居士的熱心推動下，真的努力了幾個月，但是後來為了趕寫碩士論文，不能天天為了此事奔波，同時發覺東京的華僑社會，對於一個正在留學中的出家人，不可能馬上給予大量經費的支持。假如能夠假以時日，和華僑界接觸與結緣的機會較多之後，我仍有信心可在東京籌建一座中國的寺院。然而經過考慮再三，覺得我不能為在東京建寺而花費十來年的時間，因為發展中國佛教的基礎應在國內而不在國外，我來日本的目的，也非為了建寺，而是為了求學。學取日本之長以補救中國之短的方法，當然是把重心置於學問，而非其他了。
我在初到日本的第一年中，除了主動地去訪問有關的佛教道場、學校、學者、名僧之外，很少受到國際性的宗教團體的邀請，原因是我們自己沒有團體，也沒有組織。我們中國的留日僧尼仍如在國內時一樣地過著閉門讀書的生活，最初我曾發起在東京的中國系僧尼（包括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每三個月聚會一次，結果舉行了三次之後，便被一位來自臺灣而非常用功的比丘尼因故推辭而告壽終正寢。原因是大家太忙，忙得在三個月之中也抽不出半天的時間來聚會。本想運用這個集會推動一些集體性的工作，比如計畫性的共同寫作或共同翻譯，都是值得做的，做了交給臺灣出版，也是不太困難的。可是我們雖尚未能做到，我仍希望留日中的同道們犧牲一些時間，試著共同來做。從這一點，也可發現中國民族性異於日本之處。日本人拙於做個人的特長發揮，巧於群體的分工合作。我國人的個人智力，平均高於日本人，也往往能以個人的努力在日本人群之中出人頭地，但卻不善於從事群體性的共同性的工作之努力。也許我這觀點是錯誤的，甚至我也希望這是錯誤的。
可是就我現在所知，越南在日本留學的僧尼十多位，在家佛教青年一百多人，每月均有集會，僧尼則另有集會，會中有佛教儀式、有佛法演講、有提案討論、有餘興節目，每月也有他們所做的工作。韓國比丘，因有他們自己的寺院在東京和關西各地，所以，不但每月集會，並且有各種性質的集會。
在目前，世界各國之間的距離，由於交通工具的發達，人員來往的便利，所以距離越來越近。凡是有眼光的佛教徒，也無不把視線放遠到國際上去。但在我們國內，大多仍以各自的寺院為中心，寺院當然是我們的立足點，不能不顧各自的寺院而談佛教的全體性，然而過分地做著各自寺院的保守者，往往便會忽略了全面的佛教大局。可是，處身於教團組織力量相當薄弱的狀態下的寺院住持們，又能如何地為全面的佛教大局而做具體的努力呢？這實在是值得我們深思再三的問題。就以我們留學的僧尼而言，除了個人的關係以及個人和其寺院之間的關係之外，就像是被教團放逐出境了的一樣，沒有教團交下的訓令和任務，也沒有教團給予的國際關係上的便利和照顧。結果留學的僧尼們，你要他不以各自的寺院為主，要他以全面的佛教大局為著眼，也就很不容易了。因我沒有屬於自己的寺院，也可以說國內每一座寺院都是我自己的，所以想法與作法比較有點不同，我和各國的留學僧接觸多了，並也經常交換彼此的意見之後，頗受他們的重視，故也經常被邀請參加他們的活動。現在也正在和他們共同發起一個「在日佛教留學生親善會」的組織，包括佛教關係的世界各國的留日學生，以比丘為中心，以僧俗四眾為成員，以期協力推動佛陀的法輪，運轉於未來的世界之中。
參加國際性的活動時，不但可以增長見聞，更可以增長對於中國佛教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比如今年正月，我被邀請和韓國、越南的比丘代表們去參加日本一個新興佛教教團「國柱會」中央級幹部的新年會餐，先用汽車來迎接，到達會場前，即見到中華民國的國旗，心中不禁為之欣喜不已。進入會場時，在場大眾二百多人，全體起立，鼓掌歡迎。就席之時，又發現我的席位上插著小型的中華民國國旗，而且特為備妥了素食。餐會之先，國柱會教團的主幹（會長）田中香浦，特別再把我們的國籍、法名、稱呼，向大眾介紹。並說佛教由印度至中國，由中國至韓國，由韓國至日本，韓國是印度佛教之孫，日本是中國佛教之孫。韓、日兩國的佛教，有著父子關係，所以該教團正在籌建一座紀念碑，以紀念韓國佛教之流傳到日本。目前的日本新興教團之中，頗願與我中華民國來往的，除了孝道教團，恐怕要數國柱會了，否則不會請我，也不會因中國的比丘代表之到場而插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我國國旗了。
然而，當我每次講這話時，就怕對方問起：「你們準備如何著手去復興中國大陸的佛教，原則如何？方法如何？人員如何？」去年年底，我的指導教授坂本博士就曾如此地說到：「我希望你們中國的佛教早日復興，……但是，在此時機未來之前的現在，希望中國佛教界多培植人才，更希望像你這樣的人，留在日本，好好地多讀幾年書。」
說到培育佛教人才，近二十年來的臺灣佛教界，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凡到臺灣訪問過的國際佛教友人，均對臺灣女尼多於男僧的現象，感到驚奇。不是說女眾出家多了不好，而是說何以男眾出家的太少？此在越南、在韓國，他們的青年男子出家，還是壓倒性的多過女子。可見，這是臺灣佛教的個別問題。那麼，究竟僅是佛教內部的問題？抑係整個國家社會的問題？或著兩者兼而有之呢？但願我們關心中國佛教前途的人共同研究；也許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多多留心國際佛教，考察國際佛教國家之優長得失，再對我們的現狀加以審察，予以興革。否則，任其照著現狀發展下去，當然在一時間尚無危機，危機卻會有一天要來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