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留學生活
一、我的生活
我在留日剛滿一年時，曾於一九七○年的三、四兩月的《菩提樹》雜誌（第二○八及二○九號），寫了一篇〈留學日本一週年〉。此後雖然經常於臺灣的《海潮音》、《獅子吼》、《菩提樹》，香港的《香港佛教》、《佛學雙週刊》、《內明》，南洋的《無盡燈》、《慈航》，日本的《天聲》等雜誌及報刊之中，發表了長篇的著作、譯作和單篇的論文，但卻很少提及我自己的生活情形。因此，有些關心我的師友，盼我再寫一篇關於自己的文章，免得讓人亂猜，我在東京，除了寫稿著作之外，還做些什麼活動。
正如我已在數篇報導文字之中所說的那樣，近代的日本佛教，是在世俗化和學術化的環境之中，向前推展，尤其在已成為世界最大都市的東京這個地方，世界各地所發生的新花樣，都可很快地在東京找到它們的樣品。因此，若依比丘的律制，住必蘭若和行必頭陀的尺度來衡量，可以說，我是沒有一天不在破戒犯戒！
正因為我想保持中國沙門的本色，所以無法住進日本的寺院。目前住在一個四個半疊榻榻米的亭子間裡，與俗人僅隔一層板壁而居，雖然已是比丘生活之所不許，但卻比起住進日本寺院更清淨些，至少，尚能有我自己的行持原則。好幾位初到日本的人，到我住處訪問之時，總有一些覺得意外，他們以為我已換了西裝，蓄了長髮，不喝酒，也該會抽煙，不吃大魚大肉，總也不致仍和國內時那樣的謹嚴。其實，我是讓他們失望了。
▲作者初抵日時攝於宿舍佛堂前
有一些人士，對於出家人的要求是相當矛盾的：一方面希望出家人的生活，依舊保持常住山林的禪修標準；另一方面又希望出家人深入社會，普濟人間的疾苦。當出家人與普通的社會接觸之際，覺得出家人的生活習慣，不能適應現代化的生活環境；如果出家人也和俗人打成一片之時，又認為失去了出家人的本分！這是比丘的律制和現代社會的抵觸之處。正因如此，就有部分人士主張：出家人的責任，在以精勤的修持，住持僧團的寺院佛教；至於隨俗的宣化和接引初機的工作，應由居士們來承擔。
其實，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看法。居士承擔接引工作的要求，今後當越來越感迫切，但在出家人方面，除了修持，同樣要負教化的責任。因在釋尊的當時，遊化人間、接引初機的工作，是由比丘、比丘尼僧承擔起來的。所不同的是，釋尊依據當時印度的社會背景，為比丘、比丘尼僧所制的戒律條文，用之於今日的社會環境，自有其不能融通之處而已。以至到了明末的蕅益大師和民國初期的弘一大師，便覺得比丘戒是無有一人可以持得完整清淨的了。事實上，在佛世的印度社會中，要把現傳的比丘戒持好，並非一件困難的事。若以原始佛教的比丘律制，行之於二千五百多年以後的今日社會，怎麼能夠沒有問題？由於今日的中國僧制已經名存實亡，所以我也不想在此加以深論，唯願一般人士不要用其一己之見，來衡斷出家人的生活標準就好了。
二、可貴的出家相
當然，我是主張學佛應以持戒為基礎的人，這也是佛教的根本精神，佛教徒如果不持佛戒，他和普通的人，就沒有二致了。佛戒的基本是從五戒十善推廣而成的。作為一個中國的僧人，對比丘、比丘尼戒，雖然無法如文受持，至少也和俗人所持的五戒十善，在深度和幅度方面，有所不同：例如堅守男女之間的一定距離，保持出家人的形相，不與俗人共同生活，不去歌舞等的娛樂場所，不做有失威儀的運動和遊戲。若從這樣的角度，作為衡量比丘生活的最低標準，我來日本之後的這段期間，也當獲得六十分以上的最低成績了。這是值得告慰於自己的事，但我不敢直下自稱是清淨的比丘，乃是毫無疑問的事。如要標榜持律，也就不該跑到日本這個不談戒律的國度裡來了。
在東京，乃至日本的鄉村，除了各宗大本山之外，平日很少能夠見到以僧裝出現的僧侶，唯有春天的「彼岸」及秋天的「御盆」，在這一年兩度的日本民間祭祀祖先的季節中，可以看到許多穿起了僧服的僧侶，在大街小巷的人叢之間穿來插去，趕著為信徒家去誦經應酬。如在平時，那只有誰家死了人，僧人才會以僧裝去信徒的家裡。因此，有一次我去訪問一位朋友，找不到門牌號碼，問了路旁小店的店員，他竟以為我是找喪家念經去的，回說：「最近好像沒有聽說附近有誰去世了呢！」經我說明之後，始向我道歉，並且告訴了我所要找的門牌位置。由此可見，日本自己把他們的寺院佛教，稱為「葬式佛教」，固是諷刺，也是事實了。
但是，大多數的青年人，對於佛教，既不積極地追求其信仰，也不反對和歧視。他們從教科書以及各種的大眾傳播工具，如報紙、雜誌，尤其是電視和電臺之中，知道日本的文化和佛教的關係是不可分割的，從事佛教文化之研究和傳播者，又幾乎是青一色的佛教的僧侶學者，雖然佛教的教化工作，在此工商業時代的物質文明之中，所起的功績，無法用電子計算機求出它的體積和數量，佛教的崇高偉大，乃是誰也不敢否定的。所以，像我這個終年穿著僧服的人，雖有可能被人誤作去為亡靈超度的「坊樣」（出家人），但也從未遇到過鄙視厭惡的情形，有些老年人，還會合十問訊。自然，如果對我的服裝略加注意，就可知道我不是他們日本的僧侶了。
相反地，由於我的僧相，倒使幾位日本的青年產生了信佛學佛的興趣。有一個立正大學法學部的學生，經常見我在校內進出，始終不敢向我打招呼，後來我在圖書館裡一連坐了好幾個星期，幾乎每天都會見他在我桌前走兩趟，結果我向他笑笑，他才說：「對不起，我可以打擾你的用功嗎？」我說：「我太累了，正想有一個人來談談，輕鬆一下。」接著他告訴我，他對於高僧們的事蹟，都很崇仰，從今以後，如有高僧出現的話，一定不是日本人，縱然是日本人，也不會在日本國內成為高僧，因為，例如立正大學佛教學部的學生，大半是僧侶，但在平時除了我是僧侶之外，要想指出誰是僧侶、誰是俗人，就太難了。所以，他想信仰佛教，現在這樣的日本佛教，卻不能引起他深切的信心。後來我勸告他，佛教在衰微的時代中，只要有乃至一人警覺起來，不論他是出家人或在家人，以身自許，為了挽救佛教精神生命的危亡，來做全力的自我實踐，那麼，此人即可成為一代的高僧，整個佛教的慧命，也會由於通過此人的宗教生命，而為人類帶來無限的希望和溫暖。我又進一步地告訴他，佛教的本質，不是批判主義的，乃是實踐主義的。能夠具有批評現實的知識，是好的，假如具有批評的能力而放棄批評的行為，直接以自我的實踐，來求證其所持立場之是否正確，那才是最好的。
這位青年聽了我這番話，他的眼睛似乎亮了很多，並說：「原來是這樣的，今後我要多看一些佛書了，至少我要認真地把它當作自己的信仰了。」
上一個月，我到東洋大學的圖書館，一連查了一個星期的資料，其間，也遇到了兩位日本青年，他們拿了一部《碧巖錄》的日文講義，跑到我的位置來，開口就說：「好不容易，有機會見到一位以和尚的姿態來研究學問的人。」
我告訴他們：「你們看錯了吧，我是中國人唷！」
「對了，我們就是要請教像你這樣的中國僧人。」
結果我把這兩個青年，約到外面的休息室中，展開了半個小時的宣化工作。其中一個告訴我，他在高中二年級的時候，曾經有一次搭乘公共汽車去學校的途中，一落座位之後，便把自己忘掉了，既不是睡著了，也不是昏迷了，乃是清清楚楚地、痛痛快快地，把空間和時間的存在忘記了，也把主觀的身心和客觀的景物忘記了，直到汽車過了他的學校，到了終點時，才被司機將他叫醒了。從此之後，連續又有好幾次，發現他自己站在他的面前，因此而使他開始了宗教信仰的追求。當他進了東洋大學，便從一位教授處，得到了要他去讀禪宗公案語錄的指示，他也的確已從禪宗公案之中，似乎理解到了一些什麼，又覺得什麼也沒有理解到。他很希望在高中時代把自己忘掉的境界再度出現，等了幾年也沒有等到。因此，我告訴他，忘我的境界，不是靠盼望和等待所能得到，高中時代的那種經驗，是在無心思的情形下出現的，那僅證明他具有修行的宿根，如要求得隨心所欲地隨時出現那種狀態，那就非靠修持禪定來達成其目的不可了。至於近人的《碧巖錄》講義，那是從文字的表面而給語錄所作的解釋，並不能夠深徹祖師們的悟境，悟境卻在表面的文字之後和之外。不但後人無從解釋，縱係語錄的說出者，也從來用不著另加解釋，因為，語錄本身並無特定的意義，祖師們只是用來點破當機者之疑情的工具而已。
於是，那個青年硬要我教授他們參禪的方法。苦以我不是禪師，同時也沒有參禪的道場，無法滿其所願，只好勸他們利用暑假，去禪宗的大本山，跟名師學習。雖然我也知道，今天日本的臨濟宗和曹洞宗之參禪行事，不過是例行的佛事，由禪開悟的，尚未見聞過哩！據我所知，修大乘禪不得效果，轉而去錫蘭、泰國、緬甸等地，修習小乘禪觀的日本僧，倒是有過幾位了。
那個青年又告訴我，他雖未斷肉食，但在吃到肉類之時，總覺得是吃著自己的肉一樣，很不是味道。聽說我是素食者，而且知道素食是中國佛教的基本要求之後，這使他對於中國的僧團生活嚮往起來。可惜，當大陸佛教滅亡之後，希望僅存的臺灣佛教，尚無一處可以供人集體參禪的道場哩！
另外一位，因為家庭是佛教的，所以生來就是佛教徒，但對佛教的看法，和他所瞭解的佛教，可說尚在佛教的門外，唯其由於種種人生的煩惱，使他追求信仰，而又不得其門，同時也對信仰的功效有著很多的疑問。例如信佛之後，僅對信仰者個人有益，還是對於信仰者所處環境中的他人也有益？信仰是精神作用的安定力，是否也能解決物質文明帶來的種種危害人類身心的難題？假如信仰無法解決物質文明給人類造成的災禍，那麼這種信仰，至少在今天的人類，便當暫時放棄宗教的努力，而將全部的智慧和能力，都放到物質環境的改造上去。可是，事實證明，信仰不能主宰一切，物質文明的改造，也絕不能解決人類的煩惱。所以他很覺得困惱！
後來我告訴他，致力於物質環境的改造，只能解決問題於一時，所以，永遠無法一勞永逸，永遠都是做著頭痛醫頭、足痛醫足的治標工作。至於佛教的信仰，是教我們以釜底抽薪的辦法，逐漸減少欲望之火的火勢，直到欲望之火完全熄滅之時，他雖依然處身於物質世間的人群之中，人我之間與物我之間的種種身心的活動，所謂喜怒哀樂、利害得失等的感受情緒，便會逐漸地平靜而達於澄澈的智慧境界，那便是轉煩惱而成菩提的工夫。因此，信佛學佛的動機，就一般而言，應該是為了自身，信佛學佛的目的，則當兼為他人了。所以，信了佛教的人，他當為了他人的幸福而鼓勵物質環境的改善，同時為了達成改善環境的目的，除了物質的，更當著重於精神的安定，唯有安定了現實環境中所有人群的精神生活，才能真正促成環境的改善。因此，凡是信仰佛教的人，如果他是信得虔誠懇切的話，除了作為一個正常而積極的普通人，也必然是一個熱心於佛教信仰之傳播和佛教教義之宣揚的人。
那個青年，很顯然地是初次聽到這樣的道理，所以感到很高興地和另一個和我談話的青年約定，要去認真地信佛學佛了。
這是我的僧相所發生的一點作用。可是在日本的現實社會中，經常穿著僧服，也確有許多的不便。
三、僧裝與素食
此間，常有各種集會、聚餐、研究旅行等的團體活動，往往由於僧裝和素食，只好不去參加。有時非得出席不可的場合，縱然主辦者設想周到，也得要放棄一些應享的權利。
比如中華民國留日學生的同學會，以及華僑界為了慶祝國家的重要紀念日，舉辦的酒會、舞會、歌唱會、電影欣賞會等，每次接到了招待通知，照例要大家攜同眷屬或好友前往。我卻照例向字紙簍裡一丟了事。否則，如我應邀屆時前往，恐怕就要被人當作「欣賞」的對象了，尤其是酒會與舞會的場面。
可是，在這種場面中，可以結識很多新的朋友，能使一個人的生活面向外延伸，擴大互助合作的範圍，這就是現代人所不可缺少的社交活動，從佛教的立場而言，亦即是「同事攝」的一種方式。然在比丘律的原則上，這是無能為力的事，否則他便脫離了出家人的立場，而流於俗化了。別說比丘律制，即使在現代人的角度看來，僧人穿插於男男女女之間，也是一種刺人眼目的怪現象，更不用說相擁而舞了！
因此，當在必須出席的會議之中，盡可能地開完了會我就離開會場，不參加餘興的活動。然在各種學術性的論文發表大會之後，無一不舉行聯歡性質的「懇親」餐會，與會的會員們，便在餐會之間，進行私人的個別接觸和懇談，能使年輕的新會員們，有機會直接認識許多大學者和名學者，並且在這樣的餐會中，使得大家融融洽洽地打成一片，除了是友誼的，也是提高集體研究精神的一種方法。可惜，因我無法和他們舉杯相碰，也不能和他們進用同樣的食物，故也放棄了這樣性質的所有機會。
去（一九七一）年冬天，橫濱有座高野山派的寺院興建落成，請去了旅居東京的好幾個國家的比丘，不限於留學生，包括了中國、韓國、越南、泰國、尼泊爾的比丘，參加典禮。事先早已說好，為中、韓、越三國的比丘，特備一桌素菜。結果搬上桌來的，竟然沒有一樣是真正的素菜，原因是一般日本人所說的「精進料理」，除了家畜、野獸及禽類之外，水中的魚類及貝類均可列於素食之內。縱然是由寺院經營的素食之中，雖不吃魚、貝，仍把鱆魚放在精進料理的食譜之中。這是什麼原因，我尚沒有弄清。因而，不用說，我在那天只好空著肚子回到了住處。
另在我們的學校裡，每年有一次新生歡迎會、一次畢業生的送別會，又有論文指導會和旅行研究會。負責主辦的人，固然希望每一個在學中的大學院同學都能參加，負責指導的教授們，也無不盼望大家盡可能地參加。可是每次都會影響他們的情緒：第一，我要吃素。第二，我既不能喝酒也不能向教授和同學們敬酒。第三，日本人無論男女老少，幾乎人人都會隨口唱出好幾首歌來，在這種場合，就像自我介紹似地，每人至少均得唱出一首歌來。如我不是比丘，倒很可以唱一、兩首中國民謠來應景的，晚近的中國比丘之中，雖然也有不拘這種小節的人，可是，比丘歌唱俗曲，畢竟有失大雅，所以使得他們掃興。
有一次參加研究旅行，主辦人在列車上為每人買了一盒午餐便當，不用說，列車上不會有素食便當的，鄰座的同學對我說：「你不吃肉，飯總可以吃的吧？」我說：「飯當然是能吃的，只可惜一塊豬排和一塊鯨魚肉的味道，已和米飯混成一片了。」自從軍中退役，再度出家以來，又有十多年和葷腥絕緣了，不說要我吃，嗅到魚肉等葷腥的氣味，也會噁心反胃。所謂但吃肉邊菜不吃菜邊肉的方便，對我而言是行不通的。
因為在日本國內，除了少數幾家寺院，以「精進料理」作為吸引遊客的號召之外，根本沒有一家素食館，素食的人在外面的飲食問題也就相當的困難，除了牛奶和麵包之外，大概僅有紫菜飯卷和放在竹籠上的冷蕎麥麵，是純粹的素食了。因此，我無法去小館子裡吃包飯，唯一的辦法就是自己料理。
自炊固然是很自由而且也很乾淨，但亦不是沒有困難，那就是上菜市買菜的工作。東京巿內，雖然到處都有稱為「八百屋」的蔬果店，為了便宜一些，還是去菜市場的好。東京的菜市是下午四點到六點之間營業，星期例假休息。一到營業時間，菜市裡擠滿了家庭主婦，尤其是廉價品的攤位之前。我這個光頭的和尚，提著菜籃，夾在大群的婦女之間，已不像話，怎麼好意思再去爭和搶呢！最初三天去買一次菜，現在已改為十天去一趟了，而且都是選在快要下巿的時候去，買它一大堆。平常如需什麼，只好多花點錢，在就近的「八百屋」購買了。
四、飲食問題
說起自炊，最初我的居亭主人，還以為中國比丘，都是自炊自食的哩！其實，我在出生以來，到了日本，才學會了炊事。故在出國之前，還有一個年輕的居士，擔心我到日本，天天要吃生飯。結果，這種日常生活的基本技能，終究不像學佛成佛那樣的艱難，短短幾天之後，便讓我克服了，甚至有幾位日本同學和外國比丘，嚐了我的「廚藝」，竟說相當不錯。
當然，他們只是在新鮮花樣的初接觸時，覺得「相當不錯」而已，現在，他們再也不說這句話了，並且批評我說：「每次來看你，你怎麼總是煮這幾樣東西？」有什麼辦法？我不能把青菜、蘿蔔變出其他的名堂來呀！
好在我自己，由於出身寒微，對於飲食的好壞，從來不加挑剔。在臺灣曾有一段時期，每天以蕃薯葉佐餐，連續達數月之久，也未覺得什麼可口與不可口。
不過，炊事確實是樁討厭的工作，也是一件浪費時間的事。因此，我曾試著，僅以牛奶、麵包來充飢果腹，結果由於我的胃腸機能較弱，多喝了牛奶便會瀉肚，不吃菜蔬，牙齒也會出血不止。
從去年年底起，改為一天煮一次飯菜，早中兩餐，仍吃牛奶、麵包，直到現在，依然如此。可是，因我的胃機能特別，十多年來，很少有過餓的感覺，所以，往往會把午餐忘掉，起初我還以為這是在臺灣山中，數年不過中食的習慣所造成的能耐。但到今（一九七二）年春天，我卻第一次進了日本的醫院，醫生驗血之後告訴我，說是營養不良所導致的貧血。同時也告訴了我，經常頭痛和感冒的原因。
作為一個出家人的我，以往不願接受營養的觀念和理論，因在高僧傳記之中所見，殊少沒有經過苦修的歷程，在他們的苦修期間，斷飲斷食不足為奇，那裡還談什麼營養問題。現在臨到我自己自身，竟然無法衝破此一關卡！若要追究其中原因，可能因我目前的生活方式，除了沒有家室或眷屬之外，讀書、受業、跑圖書館查資料、坐在書架旁邊寫文章等，已和一般人的生活無異。同時，專心於禪修的人和用思考做學問的人比較起來，在體能的儲蓄與消耗方面，也是大不相同。
當然，若以心力能轉萬物的觀點而言，像這樣的隨俗知見是無法成立的。
五、讀書與寫作
說到讀書和寫作，如果依照部分禪者的看法，這也無非是生死的葛藤！不過，其中也有問題，假如一味高調無言之教，佛教的傳承，固然可藉以心傳心的方法來維持，但其能夠維持多久？能於多少人之間維持？其所傳承的純度和尺度，又將以什麼來做準繩？事實上，除了極少數非正統的禪者之外，真正不立文字的禪宗祖師是少而又少的，所謂以指標月、藉筌得魚的方便善巧，依然是用著形象化的語文，來指點學者的迷津。否則，禪宗的公案和語錄，也就不會產生了。再從禪宗諸祖的思想上考察，亦無不有其經典的教理，作為他們的背景。
有些不學之輩，任意主張，一旦開悟，便可洞悉三藏十二部的所有佛法。這種見解是相當危險的，晚近中國僧尼教育水準的普遍低落，與此不無關聯！實際上，以修觀行或參禪所得的悟境，是悟理性而非悟事相，開悟可能斷除生死煩惱，但並不即能宣說經教，三藏十二部經教所指的理性，自可依開悟而洞貫；洞貫其理性，並不即能如其教相。何況，悟境也有大小深淺的不同，正確地由禪觀開悟，亦須根據經教原則的指示，否則便會落於類同的外道的所謂野狐禪了──沒有開悟，反而歧入魔境，以少許的神異當作了佛的知見！
自然，禪觀的工夫，能夠助於智慧的開發，從禪觀的修持而有若干成效的人，再來研習經教，便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了。悟境如光明，世間如暗室，經教如暗室之門，持了悟的光明，從經教之門，進入世間的暗室，由於光明的察照，對於室內的景物，自可一目瞭然。故在正統的佛教，主張行解並重和定慧雙修。
又有人說，佛教的經論已經夠多，再加上歷代高僧大德的著述，已使佛教的典籍，多得使初學的人無所適從，何必還要為之繼續增加呢？難道說，今人的見解，比起佛陀以及歷代的祖師們，更加高明不成？
這樣的論調，聽來似有道理，實則毫無道理；假如他對人類的歷史文化，稍具一點常識，他就不會發出如此的謬論了。由於時代不同，環境不同，佛教必須要對處身於不同時空之間的廣大群眾，做適應性的宣化，因此，只要歷史向前延伸一天，便有繼續寫出一天新書的要求。所以，凡是新書產生得越多的時代，也是越有希望的時代。近數十年來，中國佛教界，既在努力於古典的開版和影印，也出版了不少的新書，這正表明著中國佛教的前途，尚有希望可觀。唯其從質量的分類比例上看，新書尚嫌不足，在此尚嫌不足的新書之中，通俗化及講解式的，又佔了絕大的比例，真正夠得上「學術性」三字的新書，實在太少，縱然是以現代化的方式，做條理系統的編述之作，也不多見。以致在一九六二年，有位天主教的神父杜而未，特別於《恆毅》雜誌上叫陣說：「佛教徒們寫寫吧！」
我是一個沒有受過現代制度基礎教育的人，但也始終沒有放下閱讀和寫作的努力。初期，是在求知欲的驅使下讀書，又在發表欲的鞭策下寫作。二十八歲之後，即轉為求法、護法、弘法的熱忱所動，從事於佛典的鑽究和寫作了。要寫作，必須勤讀書，讀的書多了，必定又有另一部新書要寫。於是，我在山中閉關期間，寫了不少，來到日本留學之後，又寫了好多。當時我在關中，不斷有文章發表，有書出版，便有人批評我是「光寫文章不修持」的人。假如那個批評可以成立，那麼，也可接著批評我在日本是「光寫文章不求學」的人了。這真是相當可笑的事！
我的寫作，已如前述，是出於不能自己的為法的熱忱；能和許多的讀者們見面，那要歸功於各家刊物的主持人了，如非他們的索稿乃至逼稿，可能不會寫出這麼多來。但我從未希望用我的文章，換取一點什麼，甚至它的效果如何，因我無力過問，故也不去想它。我除了盡心盡力地為佛法獻身，至於客觀影響的功過得失、利害是非，實在不是我的智慧與福德所能決定的事了！
當然，三寶是不會辜負努力之人的，佛陀明示的因果律則，也是絲毫不錯的。只要發心為道，存心為法，想做的事一定得以成就，想去的地方也必得以成行。十一年前，我在沒有金錢也沒有信徒支持的情形下，竟然達成了入山閉關的願望，在山中住了五年多，卻未拖累他人。三年半前，我在連飛機票也不知如何著落的情形之下，又在國內一片反對聲潮的衝擊之中，竟然辦妥了留日手續，到了日本。來了之後，又以堅持不變僧侶的原則，隨時準備於後援斷絕之際買了船票回臺灣的情形之下，竟然獲得了瑞士某一大心善士的慨然自動資助。類此的際遇，固然不能說是由於我的文章，至少是因我表現了求法與弘法的努力，而由護法龍天，使得有心的僧俗大德們，向我伸出了溫暖的加護之手。
六、有了獎助金
我的指導教授坂本幸男博士，曾經勸慰我說：「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無道心。」意思是說，但為求道發真心，但能耐得起清苦和寂寞，不用擔心衣食住行的生活問題。
此後不久，臺灣的幻生法師，看了我的〈留學日本一週年〉，他便以「寄向東瀛」為題，在《菩提樹》二一○期上，給我寫了一封公開信。幻師是我少年時代的同學，以後雖少有同住的機會，彼此常能以自我修學及為法珍惜相互勉勵。他經常為病魔所苦，卻從未被病痛所屈服。比起他來，我雖較幸運，但亦不是一個健壯多福的人，所以他在那封信中，對我的留日意志，深表同情。到了一九七○年六月十九日，便接到了《菩提樹》主編──朱斐居士的來信，為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佳音。謂有一位正信佛教徒，願助我學費及生活費，沒有任何條件，但盼我能為佛法的修學而努力就好，問我一年的全部費用，需要美金多少？他將從瑞士匯錢來。
當時，中央研究院派來的留日學生，每月發給二百美元；日本文部省給外國學生的獎學金，每月八萬日圓，而且那是依照就讀國立大學的標準，每年學費僅繳一萬日圓上下。但是，我是出家人，記得智光老和尚曾經告誡我說：「出家人，切勿倒果為因。受人布施是因不是果，造了受施的因，必將要付出報答的果。」所以我根據當時的最低標準估計，回了一信，以致後來由於物價及學費上漲，不得已又勞朱斐居士代我向美國一位居士募來了五百美元。
這在自有臺灣的佛教留日僧尼以來，我是第一個幸運者，所以立即寫信報告了我的剃度師東初老人，以及幾位經常關心我的師友。不久，《菩提樹》雜誌也為我刊出了這則喜訊，我也收到了好多來自各處的賀函。
然而，世間事總是利害互見的，有了可喜可賀的事，它的背後可能便有可憂可惱的事，跟踪而至。到了一九七一年初，有關我在日本的種種謠言，迅速地在臺灣流傳開來。臺北、臺中、高雄，都有人在議論著我。而我本人，卻無所知。結果弄到我的恩師東初老人，寫來一信，問我在日本的生活情形，究竟改變到了什麼程度，因為有人傳說我已有了洗衣、煮飯等照顧日常生活的（女）人。東初老人要我據實回報，如係謠傳，也囑我刊登啟事澄清。這使我煩惱得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於是，我給善導寺的寬裕法師去信，問他謠言的情況和原因。寬裕法師的回信很快，他說他在臺北沒有聽到任何人傳說我的謠言，希望我安心求學，不用為了此事煩惱，謠言止於智者，縱然有了謠言，也用不著刊登啟事澄清，要不然倒成了「此地無銀三百兩」了。寬師是我住在善導寺期間，結識的一位善友，他是一位很重道念的人，在這關頭得到他的這番慰勉，無異醍醐灌頂，通身清涼。這樁謠言困擾，也就不了了之。尤其當我於去年暑假，回國走了一趟，大家見我廬山依舊，那些為我擔心甚至捏了冷汗的朋友，相見之下，只好哈哈一笑。
人是需要順緣協助的，偶爾間，逆緣的打擊也未必不佳。當在一帆風順的時候，往往會有得意忘形的情態出現，在這當口，如果有人給他潑上一頭冷水，豈不正是使他回到本來的崗位，繼續向前邁進的助緣嗎？所以，我在受到打擊之時，心裡雖感委曲，事後想想，那些打擊的結果，竟又助長了我的意志。由這觀點上看，我當感激他們了。至於那些擔心我返俗，甚至傳說我已和女人同居的人，存心也有不同。有的是為佛教的損失而著急，有的則是出於相當明顯的嫉妒意識。為教著急的人是可敬的，出於嫉妒意識的人是值得同情的。因此，也就沒有什麼可資氣憤的事了。
在此，我想順便一提。當白聖老法師於去年九月，往返美國，道經日本兩次，體念到留日的佛教關係學生，所以向橫濱的孝道教團，請了每人每月五千日圓的助學金。去年年底，孝道教團的統理夫婦訪問臺灣，道安老法師也為我們請得五個名額。這對留日的僧尼居士而言，是從未有過的佳音，為使留日的僧尼居士們，欣喜地受到祖國佛教界的照顧，我便聯絡在學中的同學，填寫調查表格，呈寄中國佛教會。受惠的數目雖不多，被照顧的意義卻很大。可是，我們高興了一番，竟被中國佛教會的公事「拖」下了大海。從去年年底，一直等到今年五月初，才把全部的「推薦書」寄到我處，再由同學們寄去孝道教團，已經是五月中旬，各學校早已開學，所以了無反應。我去該教團查詢，始知我們申請太遲，預定的一百名，早已額滿。據說今年的百名之中，中國文化學院來的學生，即佔了五十多名，我們真正研究佛學的人，反而吃了閉門羹！我將此事告訴了正在南洋弘化的白老和臺灣的道老，他們也都為之嘆了兩口冷氣。若要找其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我們福薄的緣故。好像《有部毘奈耶》卷四二所記的薄福善來一樣，佛陀要阿難尊者為善來留飯，由於善來福薄，竟使多聞第一的阿難尊者，把佛陀囑咐留飯的事忘了。
七、學成之後做什麼
我國的佛教環境，不能和日本比較，日本在明治末期，即已使佛教的教育制度，跟上了現代化的環境，所以，能夠培育人才，也能安置人才。我國的佛教，在現代化的教育制度方面，可說尚未起步，也就是說，比起日本，我們落後了將近一百年。所以，自己無法培育出人才。我們的人才，若不是靠自修成功的，便是從一般大學畢業之後再進佛教的。假如由僧侶身分，去受一般大學的高等教育之後，便會因其所學，並非佛教之所需用，往往會因投閒置散，終於返俗而去的。
另有來到日本留學的人，雖然學的是佛法，卻與中國環境所要的講經方式不同，乃是分析考證及組織條理之學，縱然學成，回國之後，亦無用武之地。何況留學數年，在佛教語言學和各種基礎學科的學習之餘，能夠真有成就可觀的，就不多了。於是，有一些人學至中途，便改變了努力的方向。有一些人回國後所做的工作，亦非他們留學期中所學的專長。也可以說，今日中國的佛教環境，既沒培育高級人才的能力，更沒有容納高級人才的位置。正由於此，大家很為出國留學的僧青年擔憂，唯恐變成投出去的梨子，一去不再回頭。故我對於教界給我的反對和阻撓之苦心，是很能夠理解的。
當我出國之前，已經有人問我：留學回國之後將做什麼？很顯然的，就目前的環境而言，僅有兩項事業可做：一是興辦私塾式的佛學院，一是接下一座寺院或另建一座寺院。如果就這兩項事業的需要條件而論，何必要來日本留學呢？
來日之後，經常也有人問起我同樣的問題，我除了感謝他們的關心，實在無從答覆，因為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何去何從。我只能向自己保證，我將沿著已走的路線，毫不猶豫地繼續向前走下去，至於能夠走出多寬多遠的一條路來，那是要待因緣來做決定的事了。作為一個出家人，最低限度尚有一條自甘寂寞的路可走。日本在明治末期，佛教界保送優秀青年出國深造，是為配合其國內佛教教育文化走向現代化的要求，各宗派在培植人才的同時，也為這批人才的事業做了安排。我們是不同的，我們出國是出於個人的志願，我們的事業是要靠個人的努力來實現的。因為今日的中國佛教，事實上僅有個別的寺院，尚沒有組織化與系統性的教團。因此，凡是有所抱負的人，要想發展事業，必須先從創建寺院著手。因為沒有寺院做基礎，便不易得到信徒和經濟的來源，有了寺院之後，又被行政事務佔去了他的時間。（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寫於東京，刊於《菩提樹》月刊二三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