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日本一週年
一、留學的因緣
我在許多的阻難之中，離開了臺灣。如今已是一年了，尚未把我來日的經過，以及在日本的生活，向國內做略為詳細的報告。原因是既然有好多師友道侶，對於我的留學日本不以為然，多餘的解釋，也就不必要了。
首先，我要感謝家師東初老人的啟示，那是在一九六五年，我正在高雄的深山中，第一度掩關自修，忽而接到東初老人的快函，要我提前出關，東初老人說在此日新月異的時代之中，如果沒有國際性的知識學問，勢難立足於時代潮流的尖端，所以他願全力支持我到日本留學。
當時，我雖為了編寫宗教學及佛教史的資料利用，正在自習日文，但對留學日本，了無興趣。我固佩服近百年來的日本佛教界，由於西洋科學方法和時代精神的灌輸，利用考古學、語言學的知識，將佛教的梵文、巴利文、漢文、藏文等各種語文的經典，以科學的態度，做比較、整理、分析的研究，並且已由偏重於歷史事蹟的考察，進入了偏重教理思想的申論。然而，所謂時代的精神，縱然用之於佛教，也不能脫掉西洋哲學和宗教的臭味。所以，我雖喜歡見到日本學者整理出來的資料，卻又厭惡日本學者將佛教的義理用西洋哲學來對比，尤其不喜歡他們把佛教的信仰也和西洋的宗教來對論。這當然是我的一種民族自尊及信仰自尊的意識，未必是對的，但也未必不對。因此，東初老人的快函，在我的心緒上，雖然起了一波漣漪，很快就平靜下來。
次一原因，我也看不起日本的留學生，我不敢說日本的佛教大學，都是一些只收學費而無學問可授的野雞大學，但有一個事實，近五十年來，凡是留學日本回國的僧俗佛子，在佛教的弘化事業方面，能有正面建樹的人，又有幾人？甚至我曾說了這樣的話：「日本的佛教大學中，尚沒有製造出一種知識學術的濃縮丸藥，可供我們進去一吃，就成了大學問家。」
可是，當時正在日本留學的張曼濤先生，經常與我書信往返，他也勸我，不管日本的佛教大學如何，日本佛教界自明治三十年代以迄現在，培養了許多世界性的佛學人才，總是真的。至少，目前的中國佛教界，尚無一所屬於自己創辦的佛教大學，如想自家創辦，也該看看人家辦得如何。不論如何，觀摩的價值總是有的。
▲作者與淨海法師合影
這一下，真的被他說動了心，便託他代辦入學許可的申請手續，不巧的是，婉謝了東初老人的愛意，我又為著東渡之後的費用擔心，即使曼濤先生鼓勵著我，要我不用怕，像他就是並無經費卻能留學且已在日本結婚成家的人。這在於我是不敢希望的事。出家衣服，脫下極易，再想穿上，那就難了，我已經過行伍十年，好不容易達成恢復僧相的目的，如再脫下僧服，於心實在不願。縱然暫時換上俗服，未必即是返俗，但在我的本願，絕對不忍如此。結果，留學手續又告中止。
到了一九六七年，我第二次入山掩關期間，正在泰國留學的淨海法師，由於志願相近，經常以書信討論如何重振中國佛教的問題。有一次，突然他在信中透露，他在泰國佛教大學雖已八年，由於泰國語文及巴利文的學習佔去了時間，致在一般學科上，無法趕上，而且泰國佛教大學的大小考試，不論你是否來自外國，評卷給分完全一律平等，所以他不能全部接受。他僅參加聽課而不考試，最後也無法獲得大學的學位證明。此事我轉告了曼濤先生，曼濤立即回信，要我勸請淨海法師轉學到日本去，他說讀書雖不是為文憑，要為佛教做教育文化事業，文憑卻極有必要。
淨海法師為教的熱心，要超過為學的精神，為了佛教前途，決定轉學日本，並且慰勉我說，不必掛心經費，只要真心為了佛法，定有善緣護持。
此時，臺北首剎善導寺，新聘悟一法師擔任住持，悟一法師頗有一番弘願，願藉該寺的地利人和，為佛教貢獻出最大的力量，所以不棄下愚，特來我關前三訪，請我出山為善導寺的講座效力。該寺歷屆講主，均為名極一時的長老耆宿，現在請我擔任，無疑是最大的殊榮，但我仍以德學淺薄，不敢報命。到了一九六八年春天，經不起悟一法師的一再函促，終於出關，到了臺北。
在臺北期間，張曼濤已經回國，受聘於中國文化學院執教，與我接觸機會增多。尤其是剛剛接掌慈航中學的慧嶽法師與我之間，可謂一見如故。他們兩人一致主張我應去日本跑一趟。終於在慧嶽法師的全力促成之下，並得到正在東京留學的吳老擇先生奔走接洽，為淨師及我，辦妥了赴日留學的手續。
二、遭遇的困難
漸漸地，許多道友均知道了我即將東遊的消息，所得的反應，很不樂觀，甚至有位南洋的老法師，以往他曾對我愛護有加，這次我給他寫信，也不願回覆了。但是，如果得不到經費的支持，我的留日夢就會瓦解。任憑我說我有信心，此去絕不至於易裝返俗，可是，許多既成的先例，影響著我。我不反對正當的還俗，還俗後仍做三寶的外護，未嘗不善，而我自身，自知宜以比丘的身分來住持佛法，當然不會還俗。這一點，我很感激東初老人的，可謂知子莫若父，也唯他一人堅決地放心我東渡，他曾對人說：「聖嚴即使去了日本，也不怕他會還俗。」然而，時隔兩年之後，當我自願留日之際，東初老人又不太贊成了，但他依舊感到滿意地說：「雖然現在我並不贊成你去日本，如今你自動想去，足證我以前命你留日的動機是正確的。」
距離出國的日期，越來越近，我的留學經費尚不知在那裡，因此給淨海法師寫信，希望他一人轉學日本，我則打算放棄了。淨師回信，為我鼓勵，他說，這可能是我們出國深造的最後一個機會，假如錯過，永不再有，不論有多大的困難，均應克服它。經費不足，求三寶加持，萬一真的無人支持，到了那時再做計畫。
困擾仍在繼續地向我襲擊。有人故意在交談之中說給我聽：「中國佛教真是悲哀，又要損失一位法師了！」有人問我：「你可要帶些在家衣物在日本備用？」有人給我寫信責問：「你是否討厭你現在的法師身分？假如你不想還俗的話，勸你留在臺灣。」有人的信中更加激烈：「想不到我所敬仰的法師，曾經掩關修行的人，竟也會走上還俗的路！你知道日本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嗎？望你懸崖勒馬，否則你便失去我們的敬仰，也失去了你的一切。」有一位居士竟聯絡了好多位道友向我勸阻，後來又給我寫信說：「留日三年，不如在臺灣面壁三天。」有一位愛護我的法師也向我的在家弟子們勸說：「你們如果真的敬愛你們的師父，那就不要供養他經費，否則等於幫助你們的師父還俗。」
有些同道居士，雖在嘴上不說，卻在行動上對我開始冷淡。有一位居士，原先表示願意全力支持的，後來竟受另一位居士唱反調的影響，轉過來對我採取不信任的態度。
面對著這些來自各方面的困擾和批評，我的內心感到極度的悲痛，但我依然感謝這些人的關心。我想：他們對於佛教、對我個人，均係熱血赤忱之士，假如不關心佛教的興衰問題，他們不會為了比丘人才的還俗與否而費唇舌；假如我在他們的心目之中，根本不足輕重，我的舉止動靜，自也不致引起他們的反響。所以我敢斷定，他們都是佛教的中堅分子，均是可敬可愛的護法之士，我不能埋怨他們，甚至應當鼓勵他們，雖與我的志趣相反，然在愛護佛教、重視僧才的用心方面，卻是和我一致的。
不過，他們何以對我如此的不信任，照理說，從我歷年來的著作文字，以及行止言語中，應該對我有點認識才是，怎麼也把我看同一般呢？但當我向人解說之際，強而有力的證據又被他們搬了出來：「某某法師在臺灣時，誰都會讚他的道心高、有修持、有理想，大家對他的期望也極高，結果呢？去了日本，現在已是兩個孩子的爸爸了。總之，人是會隨著環境而變的嘛！」
對的，人是會因環境而變的，所以才有求生西方淨土的必要，到了西方淨土，日與諸上善人為伍，耳濡目染，無非念佛、念法、念僧的修行方法的啟導，所以到了西方，決定可以達到不再退墮三塗的目的，若在娑婆世界，就很難確保不入牛胎馬腹了。凡夫，那裡敢和地藏菩薩去比較，地藏大士誓要度盡地獄眾生，然後方自成佛，我則縱有自信也不敢自吹，因為我尚未能自主生死，豈能奢言。所以也難怪他們的不信任了。
有人安慰我說：「這不怪你，壞的是以往的留日學僧，使得教界的有心之士，大大地灰心，萬一你真的去了日本，無論如何也要為我中國的比丘，爭一口氣。」這種安慰話，無疑一箭雙鵰，既罵了以前的留日學僧，也警告了我。
我的觀念，與一般人略有不同，我自己絕不改變出家的初衷，但也不反對僧尼還俗。曾在《覺世》旬刊一八一期寫過〈論捨戒與還俗〉的文字中說：「正因僧尼的還俗，不受尊重，不得諒解，致使一些雖不能守持僧戒，甚至已經破了淫盜殺妄──特別是犯了淫戒的出家人，仍然覆藏遮掩，不願還俗，即使因為知恥而偷偷地還了俗，還俗之後，便不敢在佛教界中露面了。」（此文收錄在《律制生活》）
因此，我對敢於光明正大的還俗之士，雖表惋惜，尤感可佩。何況出家生活，並不能適合於所有的人，出家之後，一旦發現這種生活方式與自己的個性或意趣相衝突時，最好就是設法還俗，還俗之後，仍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甚至能為三寶盡到更多的外護之責。從各大乘經中探求，多數的大菩薩，均現在家身，觀世音菩薩有三十三種身分的化現，我們發了菩薩心的人，為適應需要而變更身分，有何可恥？
誠然，教界有心人士之不喜僧人還俗，原因不在不許還俗，而在鑑於僧才培育之不易，加上青少年出家的人數，急速減少，為恐僧種將滅，所以不忍見到已有一些成就的比丘還俗。這些還俗比丘，大多是童年出家，曾受了十幾、二十年的佛教教育，結果竟不能為佛法獻力，而去成了妻兒的債務人，實在也是佛教的損失！
一種風氣，也是主要因素，比如在泰國的佛教大學，學生是青一色的出家人，但其畢業之後，僅有極少的幾人願做終身的比丘之外，其餘的均會還俗，乃至正在求學中的比丘大學生，已經公開地物色結婚的伴侶，唯其做一天比丘，必持一天比丘戒，還俗結婚則已首先捨了比丘戒。泰國佛教界，絕不因為受了大學教育的比丘，多數必將還俗而為之惋惜，因其儘管有許多人還俗，仍有許多人來出家。有些人明明知道他們一定會還俗，泰國的佛教僧團及佛教大學也同樣歡迎，有些人是特為要受佛教大學的比丘教育而出家，大學畢業，還俗進入社會，更受社會的歡迎。他們同樣做著佛教的外護工作，並且成為居士的核心。可敬的是泰國的還俗比丘，知道以優婆塞的身分供僧敬僧，中國則頗有不同。當然，若依佛陀的本旨，出家乃是盡形壽的終身大事，如果像泰國那樣，出家之時便存了還俗的心念，根本就不許出家的，那也僅是一種隨方的方便而已。
至於風氣，乃是正確的看法，例如越南也派有好多比丘在日本留學，他們在日本，仍著北傳的僧裝，看來與我國的僧尼相似，以致我與淨海法師，曾被好幾位初見面的教授，誤認為是越南比丘，真使我們難堪！他們之中，大多是由寺院、信徒或俗家供給經費，也有申請日本的獎學金或越南佛教會的資助，因此，有一點，他們是把握得住的，就是絕不以工作來賺取生活費。所以他們不用改裝，也想不到要還俗。我曾問過一位越南比丘：「日本和尚結婚、吃肉，你們越南比丘覺得如何？」他答得很妙：「我們是來學日本人研究佛學的工具和方法，不是來學結婚與吃肉。想要結婚、吃肉，何苦花了錢來日本，就在越南不是更加容易？」這倒是真的，日本姑娘可以嫁給和尚，在日本結婚的中國比丘，似乎尚沒有一位曾經娶到日本太太。
自然，我很羨慕越南比丘不用以勞力在日本賺取生活費，可是，他們未開留日結婚的風氣，更足敬佩。我國比丘可不同了，首先有第一人開了風氣，此後的便會失去國人的信任，國人既不信任，便失去經費的支援，便得易裝工作，由於易裝，更加得不到國內教界的諒解，甚至產生誤解以及流言，留學比丘在得不到同情和遭受批評之下，便把自己的初衷一拋，心想：中國僧界既然不接受我，乾脆去走還俗的路吧！如此地互為因果而造成每下愈況的趨勢，真是可惜之極！其中當然也有由於個人特殊因緣而離僧還俗的，那自另作別論。
在臺灣佛教界，不知是那一位大德，發現了一個事實，那就是：自己有了寺院的比丘，留學日本之後，大致仍可保持比丘的身分，沒有寺院住持的比丘，留日之後，多半成分是會還俗的，並且舉出好多實例。其實，這個癥結，不在於有沒有寺院的住持職務，而在於有沒有經濟的後援，有寺院的人，經濟比較有把握，不必事事仰助於他人，故可不受客觀之毀譽的影響，在主觀的情緒上自較穩定得多，也沒有為了蠅頭小利而去和俗人一樣地打散工的必要，所以他們不易走上還俗的路。當然，既有寺院的職責在身，一則不怕回國無處容身，二則他們也不忍拋下已得的成就，而去另謀一種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而重起爐灶。至於沒有寺院職責在身的人，情形便不同了，他們了無牽掛，若無後援的憑藉，或受客觀批評的刺激，加上意志不能堅定，便會隨著環境而變了。可是，也有例外的，因為，確實有人於來日之時，即已有了改變身分的動機，有一位比丘，當我送他上飛機時，他就說出了：「願以另一種身分謀求中國佛教的新出路」的豪語，現在這位比丘，已成了某學府的副教授。此與太虛大師在建僧工作未能實現之時，也曾有過以在家菩薩身來挽救中國佛教的情形相似，未嘗不使我人敬佩。另一位比丘，本有自己的小精舍，故意轉讓之後赴日留學，他是準備到日本變更身分的，他未公開說明還俗的原因，但他結婚的事實，可以說明比丘生活對他而言，並不適合。像這兩位，與寺院之有無及毀譽之相加，似乎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了。
我與淨海法師，不論怎樣，均是處於不利的地位。縱然我們來日已近一年，有一位來日本觀光的同道，竟還當著我們兩人的面說：「現在你們雖然尚未變更身分，但是誰能保證絕對不變呢？時間還早，有的到日本兩、三年後，才突然變了的。」真是啞巴吃黃蓮，有苦難言，這位同道到我們兩人同住的一間斗室，明明親眼見到我們的生活型態，完全和在國內的一樣，僧服、素食，並且設有備做朝暮禮誦的佛壇，如此的情景，尚不能取信於人，我們還有何話可說！不說也罷，且讓我們咬緊牙關，堅定意志，用事實來向國人解釋吧！
三、溫暖的心
一旦下定決心之後，外在的影響是不易阻止的。菩薩道中，分有順、逆兩種助緣：大抵，福大障輕者，多有順緣的鼓勵和協助；反之者，則多逆緣的激勵和歷練，所謂久鍊成鋼。許多的不順意事，對我而言，未嘗不是推我向上的增上助緣，那些給我阻攔困擾的人，誰說不是我的大善知識呢？故而決定衝破一切難關，踏上留學之途。
但是，人心相同，我既是人，而且是人中之凡人，怎不希望萬事如意、少惱少難呢？所以每每自念福薄障重而暗暗地飲泣，回憶我自出生以來，總是在苦難之中不斷地搏鬥。然而眾生之在生死之中，要想逆流而上，游出生死的苦海，豈有毫不費力的便宜事呢？只要前程的好景在望，再大再多的苦難，也該甘之如飴，直下承當。因此，在我的人生歷程上，往往會發現「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遇。
當我幾乎要陷於完全失望的情勢下，我仍抱定決心並在佛前祈願：「弟子聖嚴，此番為求中國佛教文化及教育的重振，而去日本留學，去後絕不改裝，絕不放棄素食，絕不以做散工來換取生活費用。若我佛教尚有前途可為，敬乞三寶加被，助弟子完成學業。倘以弟子無福無德而非其選者，則在糧盡援絕之時，使之立即返回祖國，再度入山，閉門思過，絕不因此灰心而變志還俗。」此願一發，內心平靜了許多，似乎已將留學經費的問題，完全解決了。
果然，當我買了機票，宣布了出國的日期之後，部分原持反對態度的師長道友，自動地贈我行儀，有些人士雖未即時拿出錢來幫助，在觀念上也頗有轉變的跡象，尤其幾位長老及熱心的居士，在金錢上及精神上，均給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勉勵。
最感人的，是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三日的晚上，我借善導寺的彌陀殿，向臺北的相識諸道友做臨別贈言，到了一百數十人，大多是我講經時的知名聽眾以及由我接引皈依了三寶的在家弟子，他們之中，雖有一、兩位是抱著憂戚的心緒，似乎是為我比丘的身分送終而來，大多數的人，即是真正為我東渡而來歡送與話別的。那天晚上，我準備了茶水及糖果，是以茶話會的方式進行。大家聽完我一小時左右的報告東渡的目的之後，都很高興，我要他們發問，並囑居士們之間互相認識，共同勉勵。他們之中，凡是發問的，倒不是關於日本佛教的，乃是修持方面以及佛法義理方面的。我真對他們感到抱歉，我雖經常主張學佛應以行持為重，卻未能有機會領導他們修行，我雖主張度眾應先學法，我在臺北，卻僅講了兩座經（《八識規矩頌》及《大乘起信論》）。散會之際，我的戒兄淨空法師，特地為大家攝了幾張團體照，雖因光線不足，畫面不夠理想，我仍把它珍藏起來，因在那個場面之中，聚集著一百多位居士及法師們的熱忱，將會永遠地溫暖著我的為法為教的心。散會之後，大家還是依依不捨地圍繞著我，有好多位一直跟隨我到客廳裡，他們好像能夠多看我一眼或多跟我說一句話，都有莫大的安慰，我想，假如不是我要遠離，當不致有這樣感人的場面出現罷！同時，因我已經宣布，第二天不希望任何人到機場送行，否則，我不安心，甚至會罵他們，為此，有幾位居士的眼角，依然掛下了離別的淚珠。
但是，第二天到機場一看，仍有數十位師長道友，趕來送行，有幾位年輕的居士，見我沒有真的罵他們，好像得了特獎似地歡天喜地，可是一轉眼間，我在人叢之中，揮手向他們互道珍重之時，竟又轉喜成戚了。本來嘛，世事無常，送君千里，終須一別，能夠勘破幻相的聖者，永遠不落悲喜的泥沼，通常的凡夫，喜樂憂苦，便互相交替而糾結不已了。
我獨自一人，滿載著祖國師友送給的溫暖和期望，踏上了東征的旅程。
坐在中華航空公司的班機上，心中不知是苦是樂，是憂是喜，自隋唐以後，日本為了欽慕中國的政教文化之輝煌，不斷地派遣使臣及學僧來我國訪問學習，以致日本在文化及宗教方面均成了中國文明的開發世界。同時，我國自唐朝開始，即有鑑真律師冒死東渡，隨行弟子二十三人，攜去大批的經像法物，受到聖武天皇的皈敬，並為聖武、皇后、皇太子等四百餘人授菩薩戒，同時設立戒壇，奠定了日本比丘戒之授法的基礎，到了一九六二年五月，日本佛教界為了追懷這位偉大的唐僧，還特別隆重地舉辦了鑑真大師圓寂千二百年紀念大會。他對日本文化影響之深遠，也就可見一斑了。
到了日本的鎌倉時代（西元一一九二─一三三三年），相當中國的宋元之世，由於中國禪師的相繼東渡，為鎌倉文化及政治、軍事，貢獻尤多，其中以蘭溪道隆、元庵普寧、無學祖元、大休正念、西澗子曇、一山一寧等人，最為有名，迄今猶被日本政府視為國寶的鎌倉建長禪寺，便是道隆禪師開創的，該地的圓覺寺則為祖元禪師所建。
另有一位中國禪師之名，在日本的民間更為響亮，那便是我國明末清初之間的隱元隆琦。他本為中國臨濟宗的法系，因為曾補黃檗山的法席，故於順治十一年（西元一六五三年）率弟子二十餘人東渡之後，受到江戶幕府禮敬，開創禪寺，仍以中國黃檗山福壽寺為其寺名，所以成了與榮西的臨濟宗、道元的曹洞宗，鼎足而三的日本第三禪系的黃檗宗。隱元東渡，也像其他華僧一樣，除了攜帶經像法物，也帶來工藝技術的傳授和中國土產的傳播，比如豆腐的製作法，便是受隱元之賜，另如豇豆、菜豆、扁豆，日本的命名，迄今仍叫作隱元豆或簡稱隱元。
如今，在日本民間的新年裡，尚盛行著一種叫作「達摩」的開運風俗，即是為達摩像點眼開目，同時發一個善願，據說相當靈驗，此一風俗，也是創自隱元派下的另一坐落於高琦地方的達摩寺。所以，今日的日本黃檗宗，雖僅有四百七十八座寺院，教師男女相加只有三百九十人，信徒十八萬人，是現在日本各宗派間勢孤力弱的一個小團體，但其卻為唯一由中國比丘所創的日本宗派。
當我想到此處，臉上不禁感到一陣熱氣上湧，我想我的面色一定紅得相當難看了。試想：我國的古德東渡，為的是什麼？在日本已做了些什麼？我呢？此去竟是為了向日本學習一點什麼回來滋養祖國的佛教，那麼，我在日本將會產生一些什麼作用，回國之後又能貢獻出一些什麼力量？我感到責任重大，但又自知福德淺薄，不足負起這樣重大的使命！唯有退一步想，在這聖僧不出世的環境之中，能有我們這些凡庸之輩，竭力以赴，總比大家袖手不管要勝一籌了。如此一想，心中又安慰了好多。
我到東京，正好是戰後最大一次降雪之後的第二天，放眼望去，一片銀色世界，這使我引起了二十多年以前的回憶，這樣的景色，已有二、三十多年未曾見過了。那時我還只有十多歲，長江南北岸的風雪，雖使家境貧苦的我感到寒冷，然而童年的回憶以及出生地的故土風物，總是溫慰難忘的。可是，當我聽到周遭的人們，都在用著日語交談之際，又將我從夢境般的回憶中喚醒，發覺自己不但不在故鄉，且已離開了祖國，做著異國之客了！
四、師友的期望
來日之前，在臺北的一年期間，我受著善導寺住持及監院的優遇，日常生活，已有養尊處優之感，所謂飯來伸手，茶來張口。另外還有水果，隨叫隨有；衣服換下，有人拿去洗了再送回來；房間髒了，有人進來掃除擦拭。因此，有一位居士怕我到了日本，也許不能適應。
事實上，我是農家子弟出身，曾經在最困苦的環境中長大成人，又在軍中待了十年，尚有什麼苦不能忍受的呢？為自己料理日常生活中的衣食瑣事，總比專為他人的生活瑣事而做幫傭的人好得多了。假如真有一天，必須要我為人燒飯打雜的話，我也能夠自信絕不喊苦。因我經常勉勵自己：作為一個出家人，雖與君王並座不以為貴，縱與乞丐同行也不算為賤，真大丈夫，能屈能伸；也唯真大丈夫，始能入道出家。
當然，初到日本，蝸居斗室，除了忙生活雜事，最重要的是忙應付語文的障礙，以及功課的接受和消化，故在時間的支配上，感到非常緊張。由於親身體驗之後，對於先我而來留學的僧尼同道，不禁油然起敬，不論他們的成就如何，僅在對於留學環境的適應而言，已足令人感佩。
因此，有一位大正大學的安居香山副教授，曾在訪問臺灣時於善導寺見過一面，對我這樣在國內已有成就的中年法師，能放下名利，來日本做老學僧的精神，表示讚佩。另一位在臺灣詩文書畫界頗有聲望的吳萬谷居士，也給我來信說：「啣願東渡，志昌佛教，以上人學行，必底於成，名相早空，知不執於主講（案：係善導寺所請之虛名）與負笈也。」
到了東京，給我寫信最多的人是恩師東初老人，他老本來不贊成我這出於自發的留學之行，我既來了，則「望子成龍」，乃為人之常情，故在第一封信中，對我期勉有加，情意殷重，現敬錄數段如下：
在此時期，能有暇讀書，固屬幸福，況出國讀書，更是幸福中之大幸福。近世留日青年同道者雖多，然有大成就者實寥寥無幾人。反觀入元日僧雖多達數百人，固多屬凡庸之徒，他們在禪學成就雖不大，然能把握時機，把禪學以外的中國文化輸入日本，照大體說，也不負此行。以現在而論，短時間內在日本能學得多少東西，當然要看人的天資，以爾之天資，或較其他者有較大之成就。但我不作此種想法。
經數年來徹底考慮，深覺宗教存在的價值（佛教在內），只是精神熱忱（意志，願心在內），不在學術文化。宗教要是走上學術化，是走下坡，趨向滅亡。儘管釋尊說了三藏十二部經典，但其重心仍然在道──精神。老實說：今日吾人捨道而不談，而談學術文化者，只是標榜他是時代人物而非落伍者。要是宗教超過時代，則永遠落於時代的後面，代表女子最進步的迷你裙，宗教能與它比罷？（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函）
東初老人由大陸遷居臺灣之後，對佛教文化事業，不遺餘力，且將他所創建的道場，命名為「中華佛教文化館」，最近數年之中，亦在埋頭於書案的著作生涯，但他所重的宗教價值「只是精神熱忱（意志、願心在內），不在學術文化」。這與所有歷代的高僧大德的觀念，是脈絡一貫的，古來高僧，無一不博覽群書，甚至著作等身，像印度的龍樹、無著、世親，中國的智者、賢首、玄奘、窺基、道宣、道世，都是學冠當世的大學問家，但是，他們之為佛教的祖師而非學問家者，原因即在於他們所重的不是學問，而在宗教的精神。乃至近代的印光大師，尤其以著作豐富見長的太虛大師，他之反對以歷史進化論來考證佛典，即是最明顯的宗教精神而非學術的態度。今天的日本佛教，就是走上了學術化的「末路」，學術化未嘗不善，但它能夠破壞宗教的情操，乃為可能的事，宗教家與學術家之間的同異點，也是極易判明的事。東初老人深恐我會受了日本佛教環境的影響，變為本末倒置，背棄宗教精神而言學術文化，可謂用心至善。
至於我一向的態度，以及個人的願望，從未想到要使自己成為一名學問家，尤其不喜把我稱作「作家」。因我明白自己的身分和性格，假如作為一個比丘的我，走向了純學術的路，至少，也為自己所不歡迎。但是，佛教之作為宗教，絕不如其他神教之為了宗教的理由應當放棄學術，或違背學術，乃至反對學術。所以我是宗教師，卻不排斥他人保持學術文化的態度。我來日本，是為了宗教精神的實踐而求知識學術的輔佐，並非僅以學術的追求為目的，不過是以學術作為通往宗教領域的橋樑。
和我通信的法師和居士，當然不少，給我提供意見的也很多，現在再錄兩段比較扼要的師友的書信如下，以明他們對於我的期望，是多麼的殷切：
吾兄赴日深造，弟意不欲斤斤計較學位之獲得，最好還是認真從事某些工作之研究，如日人治學之方法；教會（各宗）之制度；出家僧眾之教育與管理；對在家信眾弘法及聯繫之內容與方法；僧教育及社會教育（如小、中、大學等）如何組織及辦理；寺院經濟之來源與運用；住持僧眾及職事為薪給制抑如我們寺院與個人不分？日人寺院（指各宗）為私人募建抑由各宗管長統籌興建？住持僧犯戒，管長是否有權力制裁或撤職或更換；日人信徒是歸各宗所有抑是屬於出家者私人所有（如我們中國一樣）？關於這些問題，希望吾兄加意研究，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作為將來改革中國佛教之藍本。學位獲得與否，弟以為那是虛名，真正的還是在「真才實學」，吾兄為一有心人，對此當早存於心也。（臺灣幻生法師一九六九年四月八日來函）
希望座下在留日期間，多注意：1.日本佛教的組織層次，2.寺院與信徒之關係，3.僧眾與寺院之關係，4.經濟之來源，5.僧伽制度，6.教育制度，7.如何接引青年，8.怎樣適應日新月異的新潮流？若能在這些問題得到答案，我們加以取捨，以定我國佛教今後應走的路線，給中國暮氣沈沈的佛教輸血，給它打強心劑，讓它從沈睡中醒過來。（美國祖印法師一九六九年五月十日來函）
以上兩位法師的年齡與我不相上下，所見也大致相近。幻生法師是我在上海就讀靜安佛學院時的老同學，來臺之後，雖經常與病為伍，卻未嘗稍離修學崗位，可以算得同輩之中潔身自好且有真才實學的法師，在我出國之前，曾做竟夕長談，語多慷慨，見解不落先人的老調，給我頗多鼓勵。祖印法師與我相識，乃在三年以前，他參加海外僑教會議而回臺灣，多謝他慕我之名，特別請星雲及煮雲兩位法師陪同到我山中的關房相看，談起中國佛教的復興大業，彼此意見極為契合。但是，如何著手進行復興的工作，可謂千頭萬緒。上面他們兩位所提各點，不過是舉其大要而已，要我在日本研究這一些問題，實是輕而易舉之事，我也會做成報告向國內公布，但是，要我回國之後如何從事這些問題的取捨和實現，那就要看因緣的安排了。
當然，期待於我的，不限於中年法師，長老之中也不乏其人，甚至更為關切，例如白聖老法師來信說：「仁者已到日本就讀，甚喜！盼達成願望，載譽歸來。淨海法師處，代我致意，並祝學成早歸，為無量頌。」白公老人是我求學時的副院長，又是求戒時的教授阿闍梨兼開堂大師父，對我關係極深，但他仍對我說了這樣的話：「你與淨海法師，此去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如果你們兩位也一去不回（僧團）的話，大家都說，中國佛教會決定從此停止辦理留日手續的批准及轉呈了。」在其語氣之中，還是有些不放心，但其殷望尤重。
另有南亭老法師也有這樣的盼望：「來信說日本佛教有其短處，亦有其長處，我望你去短取長帶回來一套復興計畫。惟我國人，不論在家出家，有同一『不爭氣』的毛病，等於麻木，思之令人浩歎。忍勞耐苦，你一定能守。」（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函）南老人在同函中甚至表示，由於小笠原宣秀（龍谷大學教授）及牧田諦亮（京都大學教授）訪問他的華嚴蓮社，加上我的赴日留學，頓然忘了過去對於日本人的民族仇恨，而增加了一分親切。
此在我的一位皈依弟子林正慈居士，也是相同，其為軍人家庭，愛國意識特別強烈，過去對於凡是日本的事物，無不憎惡，但在來信中說：「我們全家，由於師父在日本，不知怎的，偶爾也看日片電影，也聽日本音樂了，甚至有人在夢中去遊鎌倉的『江之島』了，因為我們的師父在日本，忘記了日本曾使我國的國體破碎，也使我們從大陸逃亡到了臺灣！」
在過去，在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國，不過是一個地名而非一個國家或民族，認為中國人的愛國意識很弱，只要給他一點利益，他便會幫著日本人對付自己中國人。至於日本人，他們的民族意識極強，尤其是遠征的軍人和外派的使節以及工作人員，人人均以國士忠臣相許，人人可為國家而死，絕對不為賣國而生。事實上，日本就在於這樣的估計錯誤上發動侵略戰爭，也因如此的自信而招致無條件的投降。
我說這一段話，並非題外插曲，而是有慨於一些同道，擔心我們一到外國，就會變成日本型的和尚了。其實假如真的如此，雖受日本人的歡迎，卻斷不為日本人所尊敬。日本人很不喜歡你說他「不像日本人」而像「中國人」或「外國人」，那等於是罵他的祖宗，他們當然也不希望說我們中國人不像中國人而像日本人。假如你是卑躬曲膝，口口聲聲地說：「日本的至上」、「中國的不行」，他們那能看得起你？
前幾天，我由牛場真玄先生，介紹去見大正大學的關口真大博士，他是當代研究達摩禪、達摩大師、天臺止觀的第一位權威學者，去（一九六九）年到歐美講學，歸途中曾經過臺灣，但我當時已到了日本。他見我去，非常高興，忙著找書籍和資料給我看。我稱他先生，他也稱我先生，以中國觀念，他和我都不是先生，他是日本天臺宗的和尚，是一寺之主，又是該宗的權僧正（大法師），我也是法師，至少是比丘而非先生。不過，「先生」一詞之在日本，乃係「指導者」，是對教員、醫師、律師、學者、專家的敬稱，也用之於師父或老師或長輩的敬稱。對普通人的敬稱是「樣」，對普通僧人的敬稱是「御坊樣」。日本教授對於其本國學生，絕少敬稱先生的，除非已在擔任教員之職者。但以關口博士的看法，我們是以中國佛教學者的身分在日本留學，我也老實說明，非來學日本的佛學，而是來學日本佛教學者所利用的工具。
可見，我們既不會被日本的現狀所同化，日本的佛教學者，也無意要我們變為日本化。甚至有一位我們的日本好友叫作三友苔雄，我們送他東西，他必還送一份禮物，我們去他寺院拜訪兩次，每次都使他的全家動員，為我與淨海法師準備茶點和食物，特別是「精進料理」（素食），忙得他的母親、弟弟、妹妹在「臺所」（廚房）裡團團轉。我們說過意不去，他卻說：「你們是真比丘，我們只是名字比丘而不持比丘戒，相當中國的居士，所以應當請你們來供養。」另一位駒澤大學的副教授佐藤達玄，他教的是戒律及中國佛教史，我則請他教我個人的漢文的日語讀法，今（一九七○）年答應教我巴利文，他看了我寫的《戒律學綱要》，雖不全懂，即很佩服的說：「我研究中國戒律，卻不持戒。日本的戒，根本不行。」因此相當親切，常請我與他家人同桌，並且特為我做素菜。
此在日本習俗中是很不尋常的，一般家庭見客時，最禮貌的，便是打電話叫一份「壽司」待客，絕不可能由女主人親手煮了，全家和你共桌同餐，往往是女主人見了你一面，行了禮馬上躲了起來。
所以通常也不歡迎朋友（尤其外國人）到他們家裡訪問，如果有事，往往就在他們的門口解決，請坐也不會說一聲的。但我除了三友及佐藤的家，尚在一位浪岡洋一先生的家裡做了上賓。
五、我在日本做什麼
因我不是三歲的小孩，在知識的感受和辨別的能力上，已不是一張白紙，我雖自信不是一個主觀主義者，但我一旦進入一個新的環境，或面對著一個新的現象時，總喜歡把舊有的記憶或曾經經驗過的印象，拿出來做一番對照和比較，然後加以分析和判斷，構成我的另一個新觀念和新印象。
因此，到了日本，事事愛發問，有時問人，有時問自己。初到日本的當晚，被計程車載著，走完了高速高架公路，就進入我現在住的地方。短短一小時左右，我的頭腦連續發現了好幾個問題。
海關人員對我這個出家人，頗友善，問了幾句就通過了，可見他們對宗教師尚有敬意。
計程車司機，扳著面孔，不肯把車後的藏貨室開啟，只好和迎接我的淨海法師、慧定尼師，與我的幾件行李擠在一起，幾乎要把骨頭擠斷。要他走普通道，他卻硬起頸項直往高速公路上疾駛，這要使我們多花一倍的車資，另加通路費。足見日本計程車極不禮貌，後來才知道，對日本人自己也是如此，所以報上常有抨擊的文字。
高速公路，雖不挺直，但均高架，都在三、四層高的樓房上空經過，這種工程的浩大，絕非新開發的國家所能辦到的，日本經濟成長之快速，可見一斑。果然，去年年底公布，日本已成為世界第三位的經濟大國，超過了西德而僅次於美國及蘇聯。去年完成的由東京直通名古屋的「東名高速公路」，工程更加偉大，每寸的費用為二十七元美金。目前東京的地下道的總長度，也僅次於紐約及巴黎而為世界第三位，原因是日本的鋼鐵重工業發達，所以公共的建築事業，突飛猛進。在東京街上走的有軌電車，已在有計畫地拆除淘汰，改向高架及地下發展。身為同是黃種的亞洲人，日本何以能夠如此，我們卻未能。無他，是在戰後受到美國的全力扶助，以及韓戰、越戰的經濟挹注之故。
當我下了計程車，發現鴿子籠式的民家住宅區，一片都是木造的兩層樓平房，後來知道其建築費相當低廉，但卻經常拆了再建，為怕地震，所以不建太高的。奇怪的是在東京鐵塔附近，竟又正在起著四十一層的大廈，在板橋區正計議要起八十層的大廈，普通民房卻相當簡陋。我當時猜想一般平民的生活不會太好。現在證實，政府的中級公務員，大概是兩百元美金上下，百貨公司的店員，大多僅有八、九十美元的月薪，不過，日本盛行三班制，假如你的精力充沛，一天可在三處工作十八個小時，至少每月可以賺到二百五十美元了，不過，這樣拼命的人不會太多。有一次我問一個計程車司機，他為公司每天開十六小時車子，月薪八萬日圓（相當新臺幣八千八百元），除了房租、稅金、生活費之外，能存進銀行的已沒有了，可見，一般家庭並無積蓄。事實上一般家庭，都在寅吃卯糧，欠著大公司的分期付款的債。
為什麼？這在我到了東京第二天，就明白了。淨海法師先到東京一個月，已經將我們兩人的住所及炊具、食物、應用家具全都準備妥了，真是難為了他，所以慧定尼師一再說我有福報，淨師為找房子，跑了多天，碰了好多壁，我卻完全坐享其成。當我們談起物價時，始知我們的房租每月一萬六千日圓（與新臺幣九比一），水、電、瓦斯、保安燈、清潔費等尚不在內。配給食米每五公斤七百六十日圓，一小把青菜五十日圓，一根紅蘿蔔三十日圓，一塊豆腐三十日圓。算起來比臺灣貴得多了。過了二十多天，菲律賓的劉梅生居士遊美回來道經東京，住了兩週，據他說東京生活費用甚至高過紐約。被他一說，心中不禁為之著急：一則我來日本之前，僅有每月百元美金的預算；再則拿了這麼多臺灣佛教界的淨財，花在日本，若不能夠真為中國佛教帶回一些什麼營養，責任如何交代？不過，對於素食者而言，一如在國內同樣的便利，不像耳聞那樣，日本沒有素油也買不到蔬菜，倒使我安心不少。
首先接觸到的友善的日本人，是我們的房東夫婦，在臺灣時曾聽到說，日本的房東極可惡，他拿了你訂約時的禮金，就希望你能趕快搬掉，然後再租出，再收禮金，因為房東在許多地方不給你便利時，你就非搬不可了。然而，我們的確有福，房東叫著和知虎喜，老夫婦倆，一見我能說幾句日本話，高興得什麼似地。他是淨土宗的信徒，對於普通佛法及中日文化的歷史淵源，也能懂得不少，他說能有中國法師住在他家，是他的福氣。直到現在，對我們兩人的照顧，要比對其他的房客更多。最感人的是，日本華僑不知供僧功德，我們的房東卻告訴我們：以前日本人大多供養僧寶的，現在日本和尚都結婚了，所以也不願去供養了，你們是真和尚，我們應當供養。除了常常送些食物給我們，淨海法師去夏返臺之時，房東供養一千日圓的香儀，家師東初老人去冬來訪，房東供養二千日圓的香儀，聞我即將返臺，也送了我一千日圓。日本的物價，去年平均漲了百分之十五至三十，房租自不例外，可是，到去年年底，房東太太竟在我們的租約上把一萬六千日圓改成一萬五千，自此每月減收一千日圓，表示敬僧。並已答應我們，住滿兩年後，如果尚需多住數月，不必續約，可以照現約付錢。而且我們隔壁的房間，已從去年初的一萬八千日圓增加到了兩萬六千日圓。
▲景中為作者寓居的小木樓
以前，僅是耳聞，日本人的刻苦勤勉和學習精神，要超過其他國家的亞洲人，雖其智慧並不是亞洲人中的最優秀者，然其努力的結果，要比聰明自負的更有良好的表現。我到日本之後，便發現日人的讀書風氣之盛，絕非現在的臺灣同胞可比，他們上下班時，上車之前及下車之後，趕路的步伐，像是軍中的緊急行軍，或趕去緊急集合，但在車內，大多慢條斯理，悠閒自得，有的看報，有的看書，好像要去趕考似的在臨陣磨槍。實則，他們已養成了利用空閒看書的習慣，在家中也是一樣。所以我與日人交談的最大感觸是他們的平均知識水準，要超過我國，一般人的知識領域也比較廣。日本的翻譯事業也為我國所不及，不論那一國家出了一本世界性的新書，在三個月內，就會有日文的譯本出現，而且譯得相當的好。普通的佛書可銷十萬冊以上，這些新知的譯著銷數，不言可知了。日本人既是如此勤奮地讀書，我們是為讀書而來日本的人，更加應該讀書了。要讀日本書，首先要學日本文，我雖自修過，也在臺北補習過，但要運用自如，豈有那樣便利。因此，除了大學院的功課，必須另請日文老師。一般留日學生，大多先進「國際學友會日本語學校」，一年之後，再進日本的大學。我們大學的教授，也教我們跟越南比丘一樣，先去學日語，或者進日語學校的夜間班。我們卻做了另外的決定。
首先由吳老擇先生介紹了牛場先生。牛場原係大正大學的講師，能看懂語體中文，也能說幾句中國話，現因年老退休在家著作，他對中國留學生，相當友善，我在臺北時，就由楊白衣居士處得悉牛場之名，且願指導我們。本來家庭教師均要報酬，而且相當的貴，牛場則不談這個，甚至拒絕接受我們送他的水果及點心，他說：「你們應多用功少用錢，有錢應多購書帶回去，不要花錢送我的禮。」他已鬚髮皆白，但在學問的追求上，仍如青年，經常去古書會館購舊書，也告訴我們應去何處，可以最少的代價，買到很好的舊書，現代日本學者的新書，大多是採自明治、大正及昭和十多年間整理完成的資料，所以不要專購新書。在日本一年以來，他待我們最關心，也使我們最感激，他懂得中國現代佛教徒的苦悶，也感念日本佛教的主要源頭是發自中國，見到我們，像是見到了落難中的故鄉親屬的遺族子弟，頗有不勝噓吁之感。
最初是我與淨海法師，每週同去一次，後來由於我曾有些基礎，淨師則必須從字母學起，所以每隔一週，兩人分別各去一次。我在牛場先生處獲益很多，先教我把日文譯中文，後教我用日文來將中文譯出，前者較易而後者頗難。他又說：「學一種新的語文工具，好像重新生長一次，痛苦是必然的，但在學會之後，快樂也是必然的。何況你們的碩士論文，必須要用日文撰寫，否則，你們來日本做什麼呢？」
另一位日文老師是我們的同學三友苔雄，在前面已有介紹，他每週教我們九十分鐘的日語會話。
去年夏天，淨海法師返臺渡假，我則另請一位立大的三年級同學古河俊一，教了兩個月日文。現在仍是淨海法師的老師。
▲作者與李添春居士的兒子李俊生先生合影
從去年十月份起，牛場因為研究工作較忙，不能繼續再教我們，我們改請李添春居士的二公子李俊生先生教讀日文的佛教書籍，方式和牛場那邊相同，我與淨海法師分別隔週上課九十分鐘。俊生先生原讀駒澤大學，後轉讀立正大學碩士班，現在正讀博士班，經常也和我們同堂聽課。他為人非常和氣而樂於助人，我們在許多方面，都得到他的照顧。畢竟他是出身於佛化家庭的子弟，我們有時送他一點小禮品表示謝意，他必送還更多的東西，我們不好意思，他卻說未能多做供養，對於法師應該供養。其實他也是自食其力，維持夫婦兩口的生活，除了讀書，尚得每日趕在兩處工作，時間相當寶貴，金錢也很寶貴。
還有一位駒大的副教授佐藤達玄，由駒大的空雲尼法師介紹認識，他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見我寫的《世界佛教通史》上冊，他把大拇指一豎：「如果是我寫的，可得博士學位了，你把它譯成日文吧，在日本尚未見到如此的好書哩！」的確，日本的好書很多，以《世界佛教通史》的氣派寫成的，還未見到，因此他極願和我互相研究。因他是日本曹洞宗的和尚，去年到臺灣訪問時，有一家寺院送他的一本書上，簽稱他為「佐藤居士」，使他有點難為情。實際上我的補充意見，以為他是「住寺的居士」或「攜眷的僧人」。在中國立場，稱他居士並未錯；在日本立場，居士並不住持寺院，如此差別而已。我看，日本的佛教教師有點像西洋的基督教教士，如果你把基督教的傳教士或牧師，稱呼為平常信徒，他們也是不甘願的，因為牧師雖然也是在家人，他們的職務卻是做著傳道的工作。因此，日本僧人，可以不稱他們為比丘，不可不承認他們是和尚。請勿誤以和尚即是比丘，和尚在印度的梵話為「鄔波馱耶」(upādhyāya)，譯意為親教師，不限於佛教的比丘所用，外道的在家教師也有採用的。
我們到了日本，既是比丘，又是學生，在華僑及日本人看來，也是和尚。既是宗教師，就有宗教生活及宗教的儀節，除了我們自身的，尚有關於他人的。因此，也有華僑因喪事而請我們誦經超度，聽說以往的留日僧尼也做這種工作。我呢？並不反對比丘為信徒誦經，若以替人誦經作為謀求生活的方式，我就不贊成了。俗人以請比丘誦經作為喪葬的排場而將比丘視同鼓號樂隊，佛法的尊嚴也就因此掃地。因此，當第一次有人請我們誦經時，由於喪家曾給我們在留日人事及手續上的協助，不忍峻拒，但我要求死者的遺屬們，敬僧、禮僧，來去迎送，並對他們開示，要他們先拜佛，次拜僧，再拜亡靈的遺像。可是，喪家不知曾聽那一位留日的「先輩」法師說過，臺北誦經通常是每一個和尚一百元新臺幣，因此，也就照例給我們每次一千圓日幣（相當一百一十元新臺幣）。本來，僧人誦經，不得計較供養之多少，可是，施主若以工資比率，那就失之於不敬了。這是中國的習俗難改。當然，這家華僑並無輕慢僧尼之意，甚至由於我的開示，更加敬信僧尼。到了去年新曆年底，有一位曾皈依倓虛、定西、樂果等東北三老的修昆璞居士去世，他是在東京華僑之中，我所知道的兩、三位正式皈依了三寶的正信居士之一。當他病逝醫院之後，清度法師即打電話給我們，要我們誦經，為了鼓勵更多的人信佛，對於一位正信的居士，我們應該答應。一到修家，未亡人見到我時，如見到父母似地向我的腳下撲倒，投地不起，我就立即以人生的無常苦空及因緣的虛幻聚散，善巧地開示修太太，經過十分鐘左右，始把她安慰著坐起身來。修氏老夫婦兩人，雖不是我的皈依弟子，但已久慕我的虛名，所以，我的開示，對修太太十分受用，並說，像我那樣懇切真誠的開示，還是三十年前在東北聽定西老法師講過。其實，我們那敢和定西長老相比，那是佛法的加被和她本人的善根之力使然。
但是，除了三、兩位正信居士，我們仍不希望為華僑誦經。
不過也有例外，比如今年元月中旬，有一位原來曾做駐滿洲國大臣的張先生，病逝東京寓所，他在晚年念佛精進，禮佛不間，但他僅是隻身在日本，喪事由其生前的友好料理，因其信佛甚篤，所以想為他請到有道的高僧前去超度，日本卻沒有高僧，正巧遇到皈依不久的鈕正慧，談起此事，就把我和淨海法師用包車接了去。起初，我仍有顧慮，不和那位張先生的政治背景如何，鈕居士則一口為我擔保：「師父請放心，弟子在東京已數十年，知之甚詳，再說，我怎麼也不會使得師父吃虧的。」結果，我見到日本前首相岸信介，也是張氏治喪會的友人總代，才放了心。曾經做過駐日公使的陳先生，見我們兩人在張氏靈前，上了香，誦了一卷《心經》和三遍〈往生咒〉，為亡者迴向超度，感到滿心歡喜。他是張氏葬儀委員會的主委，特以主人身分，請我們到東京華僑經營最大的一家觀光旅社「山王飯店」吃晚飯，叫了滿桌的「精進料理」，那也是我們在日本第一次吃到最豐盛的並且是中國風味的素席。席間交談很多，陳氏雖未皈依三寶，因其常與日本佛教人士往還，故對佛教常識懂得很多，並有心願，協助真言宗智山派大本山成田山的圖書館之整理和擴建。
談起佛教關係的圖書館，我的興味最濃，我在來日之初，即有將中國佛教之佚書而仍存於日本的文物，集資價購或影印了帶回去的願望，並在《香港佛教》一一二號提及此事。要想達成影印的願望，第一條件是經費，第二條件是和日本幾家大圖書館的關係之建立。如今，經費已有一位居士極願助成，正在思考如何去向有關的日本圖書館接洽，若無相當人事關係，想要達成此一目的，頗為不易。真是因緣巧合，陳先生，不但熟識成田山圖書館負責人，也熟識東京兩大圖書館之一的東洋文庫的負責人，另一個國會圖書館，他說也能轉託友人達到目的。由於這一巧遇，雖然此一大業尚未開始，已使我欣喜不已。但此巧遇是由禮請我們去誦經而來的，可知，誦經豈非好事。這次誦經，又是從接受華僑的皈依而來。
在我們未到東京之前的現代日本，是否有過皈依三寶的佛事舉行，我不知道，日本信徒是生來的、世襲的、屬於那一宗派的，故也無所謂接受三皈與否。
至於我們，雖然來做學生，卻未放棄作為一個比丘的責任，所以，凡有和人接觸的機會，總以佛法作為交談的主題。因為我們是比丘，說話不離佛教，不會有人取笑。相反地，如果比丘不談佛法而光談世俗之事，人家倒會譏嫌我們為世俗和尚或光頭俗漢了。
但是要在一個新環境中，首創風氣，頗不容易，所以，我來東京已近一年，在此期間，求說三皈的正信居士，僅得四人而已。追溯一千二百一十二年前（唐玄宗天寶十二年），鑑真律師以六十六歲高齡到達日本之後的一年之間，受到日本宰相、右大臣、大納言以下高位百官的禮拜問訊，並為聖武上皇、皇后、皇太子等四百四十餘人授菩薩戒。比起渡日先賢如此的盛德宏業，我真要慚愧得無地自容了！
說起三皈依，也是菩薩們的安排，不是個人的力量。第一次是因劉梅生居士訪問東京，他對我們很有敬意，對於接引社會青年的進入三寶，也極具熱心，故由於他的關係，把一位大學剛畢業的日本青年，叫作本保正長，勸了來接受三皈，另一位由馬來西亞來日本留學的華僑青年陳亞榮，同時參加。這次可以說，我是做的現成佛事，一切功德，均出於梅生居士的成就。
六、華僑皈依
再說另外兩位華僑居士的皈依因緣。與其說是我的接引，不如說是他們自己的佛緣成熟。當我尚未來日之前，毛正智居士就已看了多年的佛書，也是臺灣出版的《海潮音》及《菩提樹》兩種佛刊的長期讀者，所以當他從《菩提樹》的消息中，知我到了日本，立即寫信到立正大學佛教學研究室，把我找到，他在信中對我推崇備至，一則使我汗顏，同時也使我有「吾道不孤」之慰。他要我邀同在東京的留學僧尼，到他的鎌倉寓所應供，於是，我和淨海法師商妥，決定去鎌倉一行，並且約了慧定、空雲、妙智等三位尼法師，順道參拜了建長寺、圓覺寺和以大佛聞名的高德院、新建的大船觀音等佛教名勝之後，去到毛居士山間的寓所，他連忙打開久封的鐵柵正門，把我們讓進客廳奉茶。經過交談，始知他雖看佛書，也知供養僧人，但尚不是三寶弟子。問他曾經親近過那幾位高僧大德，他說：「正在等著大法師親近。」並且又說了一些似道非道似佛非佛亦道亦佛的道理，請我印證。他的書架上既有佛書也有道書，他信佛也信道，談起靜坐修持，便是大週天和小週天的觀念。同時告訴我，他在近幾年前曾以二千萬圓日幣，為他做牧師的小姐建了一座基督教堂。我將這些印象綜合起來，發覺他是一位宗教大同盟主義的信仰者了。所以，除了適可而止地談幾句佛法，不便和他辯論。由於我研究過比較宗教學，是以發覺我既懂佛也懂道，甚至還懂基督教，既知中國佛教，也知日本的佛教，故被認為是難得遇到的僧人了。因此，見了一面之後，對我更加敬仰，在他的信仰上也更進一步地接近了正信的佛教。
接著一連兩次，給我寫信，請我為他誦經錄音，他要隨著我的聲音學著誦經，第一次錄〈普門品〉及〈大悲咒〉、十小咒，第二次錄〈楞嚴咒〉。東京到鎌倉往回一趟，如果稍事逗留，即需半天的時間，我仍有求必應，或懇請淨海法師同往，或在我們的住處，請了五、六位留學的同道，錄音之後，由我送去。致有一位尼法師笑我：「毛居士又不是法師的弟子，他也不是真正的居士，怎麼如此熱心？這麼遠的路，這麼麻煩的事？」
其實，我有我的想法，人家既願接近我們，並且願學誦經，正是傳播佛種的好機會。何況毛居士每次問我，要他來或者我願去時，都是我願前往的。但不久之後畢竟成了三寶弟子。
毛居士曾任浙江上虞縣長及駐日本長崎總領事，當他皈依之前，約同他昔年的同僚鈕先生到我的住處相探，並決走皈依的日期之際，我便希望鈕先生也能到場觀禮。舉行儀式那天，請了淨海法師及另兩位尼法師同往鎌倉。儀式開始之前，鈕先生如約趕到，我便寫了兩份皈依詞，也取了正智及正慧兩個法名，鈕氏本係被邀觀禮，我也未說請他一同受皈依，但是，當我穿袍披衣，正襟端坐著把三皈的意義講解完了，他也自願跪下地去，誠懇地接受了皈依。
皈依儀式，極其簡單，不用引體，不用唱誦，僅在正授三皈之前，念了三遍懺悔偈：「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今對佛前皆懺悔。」接著正授三皈之時，一邊念誦三皈依文：「我某某，盡形壽皈依佛、法、僧，不再皈依天神外教、外教教義、外教教師。」一連三遍，做三次接受三皈戒體的觀想。再念：「皈依佛、法、僧竟。」最後誦三遍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先後不到十分鐘，就將這場佛事做完；但在這十分鐘的時間之內，由於參加者的注意力（心念），完全受佛事的威儀及懇切的語意所融攝，見他們那種恭敬虔誠的情形，絕非集體數十人皈依時所可相比。所以皈依完了，觀禮的淨海法師第一句便說：「簡單、莊嚴、隆重。」隨往的兩位尼法師也均有同感，甚至其中的一位，由於我這一皈依開示及儀式的感動而對我說：「今天我也不由自主地在內心重受了一次的皈依，感到遍體清涼。」
其實，我那有這樣大的感化力，這完全是由於毛、鈕兩位居士的善根所感，也是由於同往幾位出家同道的德力加持。不過其中的主因是在毛正智居士。
同時，唯恐他們誤會，僅我一人是他們的皈依對象，所以一再強調，他們是皈依一切的三寶，一切僧尼都是他們的師父。故在皈依儀式終了，我未教他們頂禮我個人，而是請淨海法師等一同站到中間，接受他們平等的禮謝和供養。（佛曆二五一四年二月十五日寫於東京立正大學，刊於《菩提樹》月刊二○八、二○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