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見聞　聖嚴法師著

  　道教學會與道教學

　　我在本文之中，將分三個主題，介紹目前日本道教學界的活動現況，以及以歐美道教學界為主流的國際道教學的動態。這三個主題便是：1.日本道教學會，2.二十年來日本道教學界的成果，3.即將召開第二屆會議的道教學國際研究會的實況。

　　一、日本道教學會

　　在日本這個國度內，到處都充滿著求知識、求進步的氣象，凡是世界上已有的學問，他們無不希望研究和吸收，日本自身的文化基礎極其淺薄，她卻能夠吸收世界上已有的各種文化的優越點，成為滋養日本民族的補品，所以日本這個國家雖與我國同文同種，確也有著和我國不同的地方。

　　比如道教在我國的晚近以來，已成了不受注目的民間信仰之一，道徒之中固然無人來做學術的研究，學者之中以道教作為研究之主題者為數也很少，研究成果的發表與出版者更少；至於像「日本道教學會」那樣的學術研究的發表大會之組織活動，根本尚未起步。道教已如眾所周知是中國的宗教，自秦漢以來，在中國的文化史上，與儒教及佛教三分天下，論戰不已，優劣勝敗，時見起落。但至晚近之際，道教一系，除了老莊思想被列於東方哲學系統而受研究之外，對於道教，似乎是被學術界所忽視了。

　　日本道教學會，每年召開一次大會，至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已舉行到第二十二屆大會，也就是說，這個學術大會的產生，早在二十二年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不久之後，道教學會也和其他各種學術性的組織一樣，適應需要，由褔井康順博士發起籌組，應運而生。

　　事實上，在日本民間有其民族性的神道教，未曾見有中國式的道教，在其歷史上曾經傳入了中國的道教，至於現在是否有人信奉道教，不太瞭然，據日本的學者說，縱然是有，為數也極稀少。因此，從事於道教研究的人，沒有一位是道教徒，相反地倒是以佛教關係的學者為其主流。因此，目前的道教學會會所設於我們的立正大學，現任的該會會長也是我們立正大學的教授山崎宏博士，他的兩部代表性的著作《支那中世佛教之展開》及《隋唐佛教史之研究》（法藏館），也都是佛教關係的書。前任是一直當了二十年會長的褔井康順，原為早稻田大學教授，現任佛教關係的大正大學的教授，不過他雖為天臺宗的僧侶，卻以道教作為其研究的專長，他的代表作為《道教の基礎的研究》（理想社一九五二年出版）。

　　因為第二十二屆的道教學會大會，在我本校召開，所以我也躬逢其盛，加入該會成了它的會員，在現有的三百五十位會員之中，我是第七個中國人。先我入會的則為現住法國的吳其昱先生，曾任華岡中華學術院研究部主任的陳祚龍先生，澳洲國立大學的柳存仁先生，法國極東學院的施舟人先生，以及國立臺灣大學的林灑聰先生，另有一位不知所屬的陶慧廉先生。可是，參加這個學會的外國學者，除了中國人，尚有美國夏威夷大學的Holmes H. Welch，法國巴黎大學的Max Kaltenmark，法國極東學院的Miss Anna Seldel，巴黎大學的Michel Soymie，法國的R.A.Stein，法國學士院的Paul Demieville，慕尼黑大學的Wolfgang Bauer，西德的Alfred Hoffmann，以及另一位法國人L'eon Vandermeersch和越南的釋天恩。絕大多數的成員，當然是日本學者，但它已經包括了歐、美、亞、澳各洲的七個國家的分子在內。所以它雖是日本的道教學會，實際上已是具有國際性的學術大會了。

　　在日本人的會員之中，包括全國著名的大學如東大、京大、東京教育大、大阪教育大、國學院大、早稻田大、慶應大、明治大、日本大，佛教關係駒澤大、立正大、大正大、東洋大、大谷大、龍谷大、花園大、佛教大、高野山大，神道教的天理教大，天主教的上智大等四十多所，有關東方學的研究者三百多人。由於日本學者之研究中國思想，必須通過對於儒釋道三教的理解，研究中國的佛教，也必須判明佛教和道教之間的各種關聯的問題，除了相互的排斥與論爭，更有彼此的吸收與融合。於是，今日日本傑出的佛教學者，無不追求對於道教做更多的認識，這便是道教學會以佛教學者為其主流的最大因素。但是，現代的學術界，早已脫離了以主觀立場來研究外教的態度，他們忠於學術的方法，以科學化的考察，排比而做整理和闡明的工作，所以，雖為佛教學者的道教研究，仍是站在純客觀的立場，尤其道教之在日本，沒有宗教的力量可言，由他們處理的道教問題更是可以信賴的。目前研究道教最有成就的日本學者，也是佛教系統的大正大學的教授吉岡義豐博士，他的主要著作有《道教之研究》（法藏館一九五二年版）、《道教經典史論》（道教刊行會一九五九年版）、《道教と佛教第一》（學振一九五九年版）、《道教と佛教第二》（豐島書房一九六九年版）、《道教》（淡交社一九七○年版）、《道教の實態》（興亞宗教協會一九四一年版）、《斯坦因敦煌道經分類目錄》（東洋文庫一九六九年版）、《白雲觀の道教》（新民印書館一九四五年版），另外，他又和巴黎大學的Michel Soymie氏合編了《道教研究》四冊，是將日本學者的重要論文以及歐美學者研究道教的重要論文，編集而成，由豐島書房自一九六五年起出版，至一九六九年已出到第四冊，以後可能尚會繼續出版。所以，若論成就，當以此人最高。他為了研究道教，嘗於民國二十八年至三十五年（西元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之間，到北平留學了七年之久。

　　至於日本道教學會的目的，是在於推進道教的研究，以及和此關聯的東方民族之宗教與文化的各種問題之探討，使得相關的學者們在會員的方式下彼此聯絡。它自成立以來，除了每年召開一次為時一天的學術大會之外，尚有適時舉辦的研究會與講演會，同時發行學術性的雜誌《東方宗教》一種，目前每年出版兩期，已經出到第三十八期。會員的資格，最少在大學院以上的程度，經老會員的推薦介紹，並確認是對此門學問之研究者，便可成為正式會員。會中職事，兩年改選一次，由大會選出理事十二人，由理事中推出一人為會長，另設監事一人，評議員的人數已達七十二位，這是榮譽職位，凡是大學的名教授或代表者的會員，均被選為評議員，於學術大會中輪流擔當「司會」人。我國的柳存仁及陳祚龍兩先生，也在評議員的名單之中，但在這次的二十二屆大會之時，沒有見到這兩位先生出席。事實上，會員的過半數，是分布在關西方面，這次在東京立正大學主辦的大會上，關西方面的好多會員均缺了席，到會的僅得一百多位。當然，以研究道教為專長的學者都見了面，例如褔井康順、吉岡義豐、窪德忠、酒井忠夫、村上嘉實、宮川尚志、佐中壯、木村英一，以及研究緯書的安居香山與中村璋八等人，都在會場中露了面。

　　這次在大會中提出論文發表的，有東京大學的窪德忠，論題是〈臺灣における道教の現狀〉，他自一九六八年起，每年都要到臺灣做一次研究旅行，這是因為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共匪掀起了所謂「文化大革命」之後，當時中國大陸已經沒有任何宗教可供研究，中國的道教，唯在臺灣尚有一些可資參考的東西。在他這篇論文中，僅有報導，未做考證。他說臺灣的道教比起三十年前華北地區的道教是不同的，北方的道教是全真派，至於臺灣，由於六十三代張天師到了臺北，所以南方的正一派取到了優勢。在臺灣，像北平白雲觀那樣的修行道場根本沒有，甚至道觀的名稱也見不到，而是代之以「宮」及「廟」，最有名的臺北指南宮，以前是以呂祖為主尊，現在則供了玉皇、三清，乃至孔子也在內了。臺灣道教所供的主尊，多係媽祖、玄天上帝、關帝、土地公，最多的是什麼什麼的王爺了。這些廟或宮內，因為沒有道士，所以由俗人組織了管理委員會經營管理。

　　在臺灣，沒有見到專業的道士，幾乎全是兼業的，道士們住在家中，過著妻室生活，這種家庭多數名為某某壇。道士們受到信徒的要求，在廟中舉行各式的醮祭，或在自宅祈願，當然，特別是喪祭、忌日了。因為道士不住廟，平日也無定時的朝暮課誦，在打醮之際，大多讀誦《三官經》與《五斗經》等。他們平時的服裝一如俗人，也不蓄長髮挽髻，唯在舉行儀式的場合，始穿道服。所以，臺灣的道士不多，道教的教團組織之力極其微弱。不過上廟或宮中去進香的人，倒是很多。由於道士太少，臺南的天壇，在廟會祭日，信徒們就穿了法衣擔當照顧的工作。臺北的覺修宮根本沒有道士，僅有信徒們於廟會或祭日在那兒誦經。

　　另有一位，是岡山大學的大淵忍爾，論題為〈臺灣における道教禮儀〉，他把臺灣道教所行的禮儀，分成廟中的祭禮（醮）及一般家庭所用道教的葬禮。醮分有火醮、王醮、慶成醮等。他把醮祭的形式、道壇的構成、道士與經典、從祭儀中所見的一般性，做了報告。至於道教在葬儀中，所用的十王與十二地獄、破枉死（血湖、血盆）城、解結等，他也做了調查。這位大淵先生曾出版過《道教史の研究》（岡山大學共濟會書籍部一九六四年版）及《敦煌道經目錄》（法藏館一九六二年版）。

　　此外尚有立正大學野澤達昌的《後漢末荊州學派にみウれる老莊思想》，東洋大學岩佐貫三的《鬼に關する中國的發想》，大正大學牧尾良海的《四神相應の說について》，富山大學高瀨重雄的《青木北海とその禹步僊訣》，大谷大學三桐慈海的《僧肇と頓悟義》，鐵鋼短大服部克彥的《北魏洛陽にみる神仙思想と佛教の關係》。由此看來，道教學會之中，實也包含了老莊的道家思想的研究活動。然就全體而言，仍以道教為主。

　　二、日本的道教學

　　現在，再把二十年來日本對於道教學與道家學的學術成績，做一概要的報告，以便於國內外的有心之士做參考。

　　一九五二年，出了兩本很有分量的著作。

　　一是吉岡義豐的《道教の研究》（法藏館）。這部書的內容，是以：1.民眾的道教，2.自民眾的道教至出家的道教，3.出家的道教，共計三大論點所構成。以往對於道教的研究者，多側重於教理和教典方面，這一部書則在追究道教和民間信仰之間的社會關係，以求對於中國的歷史社會做更深切的理解。

　　另一部是褔井康順的《道教の基礎的研究》（理想社）。此如其書名所示，是對道教做基礎性的研究，是以〈原始道教之研究〉及〈道教經典之諸相〉的兩篇論文所構成，書後附錄了一篇〈牟子の研究〉。

　　在單篇的論文方面，則有大正大學安居香山的〈支那古代巫祝考〉（《宗教研究》一三一），這篇文字中，很有趣地處理了中國古代祭儀和巫祝的問題。尚有關西學院大學村上嘉實的兩篇論文：一為〈魏晉交迭之際における老莊思想之展開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一二─一），他說在曹魏正始之際的王弼與何晏等人，也以為儒家的聖人是老莊之「無」之道的最高的體得者，老莊也及不上他們。到了魏晉的竹林七賢之世，大約是把老莊和儒聖置於同等的格位；從那之後，則以莊子為中心，這是思想史上的一個轉變，莊子思想流風廣被，因而葛洪以仙術之極而被認為位在聖人之上的至人。然至東晉之末與南北朝之初期，儒道兩流又均被置於佛教之下了。村上氏的另一篇論文是〈老莊的自由思想〉（《史林》三五─一），他說縱然在古代中國的官僚社會中，也產生了自由精神的處世態度，那便是處士社會的開始，此一意識型態，則為出之於老莊思想，因由殷代的定命思想而轉變為隨順的思想之根幹者，即是老莊：老子的「自然」和莊子的「自適」。村上氏另著有《中國の仙人》（平樂氏書店一九五六年版）。

　　一九五三年，未見出版專門的書籍，但有數篇論文：

　　廣島大學池田末利的〈魂魄考─その起源と發展〉（《東方宗教》三）、〈龍神考─祖神の動物轉格の一例〉（《東方學》六）。

　　駒澤大學中村璋八的〈緯書における黃帝について〉（《漢文學學會會報》一四）。他曾與安居香山合著了一部《緯書の基礎的研究》（漢魏文化研究會一九六六年版）。

　　東京教育大學今井宇三郎的〈黃帝についてレ〉（同前條）。

　　大正大學安居香山的〈史記に見える黃帝問題──特に司馬遷の黃帝の取り扱に方を中心として〉（同上）。

　　東京教育大學酒井忠夫的〈方術與道術〉（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研究室《東洋史學論集》）。他說自秦漢以來，被稱作「方術、道術」的名詞，到了後漢時代，其內容即起了變化，這是形成道教過程中的極重要的一大因素。酒井氏另有專著《中國善書の研究》）（弘文堂一九六○年版）、《近代支那に於ける宗教結社の研究》（東亞研究所一九四三年版）、《中國民眾の善惡觀》（法藏館）。

　　大阪府立大學佐中壯的〈抱朴子の方法論と現代歷史學〉（《藝林》四─六）。

　　橫濱巿立大學波多野太郎的〈老子王注校正〉（《橫濱巿立大學紀要》一五）。

　　一九五四年則有如下的數篇論文：

　　池田末利的〈釋廟〉（《甲骨學》三）、〈立戶考─のそ宗教意義と原初形態〉（《廣島大學文學都紀要》一一）。

　　大熊充哉的〈莊子研究序說──莊子の形式的構造について〉（《哲學》四）。

　　追手門大學木村英一的〈老子の新研究第一部──老子の成立に關する考察〉（《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三）。這是一篇很結實的考證學上的大作，他將《道德經》及〈老子傳〉的漢初成立說，與先秦的文獻做了細密的比較和檢討；另有一篇〈黃老かウ老莊及び道教へ〉（《京大人文研究記念論文集》）。他說，所謂「道家」的觀念，成立於漢初，其實質是以黃老之學為中心，迄漢武帝獨尊儒學，而使道家之學流向民間，成為與民間的巫覡相混合的信仰，接著又受到外來的道教的刺激，不久便成立了道教。木村氏尚著有《中國的實在觀の研究》（弘文堂一九四八年版）、《中國民眾の思想と文化》（弘文堂一九四七年版），當其寫完老子的新研究第二部之後，便於一九五九年，由創文社刊行了他的《老子之新研究》一書。

　　佐中壯的〈葛洪の生涯とその風格〉（《東方學論集》二），他依據《晉書本傳．抱朴子．外篇》卷末附載之自敍，認定葛洪的生年為西晉武帝統一之年（西元二八○年），歿於東晉穆帝永和六年（西元三五○年），推翻了一般以為葛洪卒於穆帝永和末年（西元三五六年）八十一歲之說。

　　早稻田大學褔井康順的〈葛氏道の研究〉（《東洋思想研究》五）、〈葛氏道と佛教〉（《印度學佛教學研究》二─二）。

　　笠原仲二的〈莊子に現われに死生觀上〉（《立命館斗學》一二○）。

　　一九五五年，吉岡義豐的《道教經典史論》，由道教刊行會出版，全書分為三編：第一編以道藏的編纂史為中心，第二編為道教經典的研究，第三編為古代各道經中所引書目的編製。對於道藏研究整理的工夫，在此之前，尚未見有比這更為可取的參考書。

　　在單篇的論文方面，則有下列數篇為其代表：

　　木村英一的〈老子の新研究第二部──道德經之原形にムいて考察〉（《大阪大學文學部紀要》四），在這篇論文之中所做的工作是對有關道德經原典之變遷的考察，構成道德經之要素的分析，以及將道德經正文日譯。

　　國學院大學山田統的〈老子の生涯〉（《國學院雜誌》五五─四，五六─一）

　　熊本大學松本明雅的〈原本莊子の研究〉（《東方古代研究》六）。

　　笠原仲二的〈莊子に現われに死生觀中及下〉（《立命館文學》一二二，一二五）。

　　京都大學福永光司的〈僧肇と老莊思想〉（塚本善隆編，法藏館版《肇論研究》）。他另外著有《莊子》（朝日新聞社一九六七年版）及《老子》（同上一九六八年版）。

　　夏目一舉的〈道教に於ける符の問題〉（《日本文化》三五）。

　　東京大學窪德忠的〈道教と佛教〉（《世界歷史講座》一）。此人已在前面提到過，有關研究道教的著作很多，例如《道教と中國社會》（平凡社一九四八年版）、《道教百話》（筑摩書房一九六四年版）、《中國之宗教改革》（法藏館一九六七年版），又與西順藏合編《宗教》一書（《中國文化叢書》六，一九六七年大修館版）。他也是今天日本唯一以研究日本民間的庚申信仰知名的學者，著有《庚申信仰》（山川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庚申信仰の研究》（日本學術振興會一九六一年版）、《庚申信仰の研究．島嶼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一九六九年版）。

　　一九五六年的單行本方面，有村上嘉實的《中國の仙人──抱朴子の思想》（平樂寺書店的サ─ラ叢書），作者依據葛洪的《抱朴子》，非常趣味地敍述了中國的仙人思想。在論文方面，則有下面的幾篇：

　　駒澤大學石島快隆的〈抱朴子引書考〉（《文化》二○─六），他曾著有《抱朴子》一書（岩波文庫，岩波書店一九四二年版）。

　　戶塚高校宮澤正順的〈抱朴子と張角一派〉（《宗教文化》一一）。他述了張角派的道教思想，與《抱朴子》思想的衝突之點。

　　大淵忍爾的〈抱朴子研究序說〉（《岡山大學法文學部學術紀要》五），他提出論證，證明了《抱朴子》的思想，強烈地影響了〈論衡〉及〈潛夫論〉。

　　吉岡義豐的〈道藏の成立にムいて〉（《宗教研究》四七）。他以「道藏」名稱之出現，是成於唐高宗的時代，他的論證是在唐高宗御製〈一切道經序〉、王懸河之〈唐藏經序碑〉、尹文操之《玉緯》藏經等。他又有一篇〈初唐に於ける佛道論爭之一資料──道教義樞の成立にム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四─一），這是出於道教方面的有關佛道論爭的重要資料。

　　一九五七年的單行本道學書籍是：山田統的《老子》（河出書房），這本書是以老子為孔子同時代的人物，將其生地、姓氏、名字、生涯等，做了平易的敍述；有一位上原淳道氏為作書評，說是一冊相當出色的書。在單篇論文方面則有：

　　名古屋大學大濱皓的〈老子の論理〉（《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一八），他以一位老子思想之追求者的看法，以為老子的道是不可分割的渾然一體。

　　山下實的〈莊子の至人思想について〉（《鈴峯女子短大研究集錄》四），他以為莊子的齊物論，乃是「現實」的主張。

　　松本雅明的〈原本莊子の研究補遺〉（《東方古代研究》八）、〈戰國後期に於けれ道家の諸學派〉（《東洋學報》四○─一）。

　　一九五八年未見出版單行本的書籍，論文則有：

　　木村英一的〈莊子妄言一則〉（《石濱先生古稀紀念東洋學論集》）、〈莊周說話を通じて見た莊周の死生觀〉（《東方學》一七）、〈莊子之卮言〉（《東方宗教》一三、一四合刊號）。

　　安居香山的〈道藏に於ける黃帝傳の考察──特に廣黃帝本行記を中心として〉（同上）

　　吉岡義豐的〈斯坦因將來敦煌文獻中の道教資料〉（同上）。

　　窪德忠的〈全真教團成立に關する一考察〉（《宗教研究》三二─二）。

　　弘前大學秋月觀映的〈全真清規責罰榜考〉（《文化》二二─五）。

　　一九五九年度，吉岡義豐出版了《道教と佛教》第一冊（日本學術振興會），此在《東方宗教》十五期中，酒井忠夫氏寫了一篇書評，可資參考。在單篇的論文方面有：

　　東北大學金谷治的〈漢初的道家思潮〉（《東北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此人著有《先秦思想史の研究》一書（日本學術振興會一九六○年版）及《老莊的世界》（平樂寺書店一九五九年版）。

　　早稻田大學的小林昇的〈魏晉の政治と老莊家の生活態度〉（《Philosophia》三七）。

　　早大的褔井文雅的〈竹林七賢についての一試論〉（同上）。

　　大淵忍爾的〈三皇文より洞神經へ──道藏成立史論其一〉（《史學雜誌》六八─二），他對自從《抱朴子》的〈三皇文〉追踪以至《洞神經》的成立的經緯，做了明細的分析。

　　大淵忍爾的〈老子道德經序訣の成立〉（上）、（下）（《東洋學報》四二─一．二）。

　　褔井康順的〈老子道德經序訣の形成〉（《日本中國學會報》一一）。他與大淵氏，對於被學界推為定論的武內義雄之說做了重新的檢討，武內氏曾於一九二六年出版《老子原始》（弘文堂），又於一九四七年出版了上下兩冊的《老子の研究》（改造社）。此兩人對於曖昧不確實的道教經典，運用了科學方法，切實地做了史料的批判。

　　大淵忍爾尚寫了一篇〈鮑靚傳考〉（《東方學》一八）。

　　這一年在角川書店出版的（《圖說世界文化史大系》一六，中國二）之中，也由現為京都博物館長的塚本善隆博士，寫了一冊《佛教と道教》。

　　李獻章氏的〈宋廷の封賜かウ見た媽祖信仰の發達〉（《宗教研究》一五九），這位李先生可能是中國人，他對原為褔建蒲田縣的一個鄉土神的媽祖信仰，自南宋而至元代，成了全國性的航海的保護神，且在歷朝的官府文書之中，發現了封祭記錄的資料，做了研究的說明。

　　塚本俊孝氏的〈雍正帝の儒佛道三教一體觀〉（《東洋史研究》一八─三）。

　　一九六○年，酒井忠夫氏出版了《中國善書之研究》（弘文堂）。同時他還於這一年出版的《褔井博士頌壽紀念東洋思想論集》（此書殊有價值）中，寫了一篇〈明の太祖の三教思想とその影響〉。他說明太祖的三教思想，與從來的三教一致平等鼎足三分之見不同，明太祖是以佛道之陰補助儒教之陽，乃是站在助成王政的三教歸於儒的立場，他引用了明太祖的文字作為他的論證。

　　一九六二年，關於中國古代宗教的有：

　　伊藤道治的〈殷以前の血緣組織と宗教〉（《東方學報》京都三二）。他將新石器時代的社會組織和祭祀，通過當時人民的住地及墓地的發掘成果之考察與分析，對於由殷以前展現到殷代的史跡，做了研究的報告，是一篇很有學術分量的文章。

　　池田末利的〈告祭考，上〉（《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二一）。這是繼續前年所寫〈告祭序說〉而來的，他從周禮大祝所見祈禱儀禮的六個告祭，做了個別的檢討。

　　東海大學的澤田多喜男，以為莊子思想的原初型態，不是日常的世界觀，寫了一篇〈莊子內篇考──その原初的思想について〉（《文化》二六─二）。

　　東海大學宮川尚志的〈六朝時代の社會と宗教〉（《東方學》二三），他在歷史與宗教的接觸點上，發揮了獨創的見解。他另外著有《六朝宗教史》（弘文堂一九四八年版）、《六朝史研究．宗教篇》（平樂寺書店一九四六年版）。

　　一九六一年中最足注目的活動有：

　　酒井忠夫與野口鐵郎的〈中國宗教史研究の發展〉（《歷史教育》九─九）。

　　谷口孝之的《中國古代喪服の基礎的研究》（廣島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油印）。

　　公田連太郎的《莊子外篇講話》（明德出版社）出版。

　　池田末利的〈中國古代の地母神に關する一考察〉（《宗教研究》一六八）。

　　木村英一的〈老莊の無と佛教の空とについて〉（《塚木博士頌壽紀念佛教史學論集》）。他以佛教的絕對之空與道家的絕對之無做對比，以為佛教是解脫的哲學，道家是養生的哲學。

　　板野長八的〈老子．莊子．韓非子〉（《和田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

　　芝木邦夫的〈谷神不死考──先秦生存觀の研究．其一〉（《北海道中國哲學》創刊號）。

　　安居香山的〈漢魏六朝時代における圖讖と佛教〉（《塚本論集》）。

　　　宮川尚志的〈六朝時代の巫俗〉（《史林》四四─一）、〈宗教史かウ見た中國古代末期〉（《褔井論集》）。

　村上嘉實的〈清談と佛教〉（《塚本論集》）。

　　窪德忠的〈宋代における佛教とマに教〉（《和田論叢》）。他說當初傳來之時含有佛教色彩的摩尼教，經過會昌年間的禁止之後，即與道教混合，至南宋末期，形成了一派新的道教。

　　一九六三年在宗教史方面，有池田末利的〈告祭考（中）──周禮大祝を中心とする祈禱〉（《廣島大學文理學部紀要，哲學》二二─一）以及〈古代中國に於ける土地神祭祀──序說〉（《東方宗教》二一）。此外尚有：

　　內山俊彥氏的〈漢初黃老思想の考察〉（《山口大學文學會誌》一四─一）。

　　澤田多喜男的〈《莊子》之知と命について──主として內篇の思想の一側面〉（《集刊東洋學》一○）。

　　山口大學天野鎮雄的〈莊子逍遙遊本文整理私案〉（《東洋學報》四六─一）。

　　窪德忠的〈金代的新道教と佛教──三教調和思想かウ見た〉（《東方學》二五）。他以全真教開祖王重陽所作〈立數十五論〉，考察到全真教具有禪的傾向。

　　富山大學間野潛龍的〈明代武當山と宧官の進出〉（《東方宗教》二二），這是一篇很好的論文，他從《明史．食貨志》的「採造條」下，見到了鎮守內官與明朝道教信仰中心的武當山的關係，即是大嶽太和山，當永樂宣德之頃，受到內官的信仰與護持。並且兼帶貢獻飲食物品，宣德之初，武當山所用的香蠟亦由中央的京庫支給。

　　一九六四年在宗教思想史方面，有池田末利的〈中國に於ける至上神儀禮之成立──宗教史的考察〉（《日本中國學會報》一六）。他對中國古代作為最高神的上帝、帝、天的祭儀，成為王者之特權之過程，從史料的博搜上，做了分析與討論。同時他在這年，也發表完了〈告祭考（下）──周禮大祝を中心にする祈禱儀禮〉（《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二三─一）。

　　這一年中，最足注目，是兩本書的出版問世。一是宮川尚志的《六朝史研究──宗教篇》（平樂寺書店）。從宗教史的角度看六朝時代，乃是儒釋道三教相互關係的時代，且自漢代以來，又加進了薩滿教的成分。所以宮川氏的這一本書中，涉及的範圍乃以道教、佛教、薩滿教，乃至民間的祠廟為順序，實際上他在道教方面用力較多。另外他還發表了〈六朝正史佛教．道教史料集四一〉（《岡山大學法文學部學術紀要》一九）以及〈南朝正史道教史料稿上．中〉（《東方宗教》二三．二四）。

　　另一部為大淵忍爾的《道教史の研究》（岡山大學共濟會書籍部）。此書共分三篇：1.〈中國における民族的宗教の成立〉，是以研究五斗米道及太平道為主題。2.〈抱朴子研究〉。3.〈道教經典史之研究〉，這也是本書的中心點，他把孤立分散的前兩篇，到第三篇中連結起來。即是初期的道教，到了東晉末葉和南北朝時代，受到佛教教理的影響，尤其佛教經典目錄的編纂，刺激了道教，道教即有經典的分類，所謂「三洞四輔」的整理出現。

　　另在單篇的論文方面則有秋月觀映的〈六朝道教における應報說之發展──教理展開追迹之一試論〉（《弘前大學人文社會》三三）。窪德忠的〈宋代の新道教教團──全真教を中心に〉（《歷史教育》一二─八），窪氏又有一篇〈純陽宮壁畫に見える王重陽傳〉（《鈴木論叢》），這是最近在山西省蒲州地方發現的純陽宮──全真教五祖之一的呂純陽之生地所建道教本山之一，在其壁畫中記下了教祖王重陽的傳記。

　　一九六五年，東洋大學的渡邊照宏，為平凡社編了一部《佛教之東漸と道教》。池田末利氏發表了〈高祺信仰之成立──古代中國之原始母神〉（《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哲學》二四─一）以及〈文獻所見之祀天儀禮序說──禘祭の經說史的考察〉（《中國學誌》二）。同為宗教史的考察方面，另有栗原朋信寫的〈木主考〉（《中國古代史研究》二）。道教關係的則有寺岡武豐的〈道教種民思想の宗教性格〉（《東方宗教》二五），他指出了六朝時代道教的種民思想之由來，是受了佛教的影響。同期的《東方宗教》，也刊出了褔井康順的〈道教研究の基礎諸問題〉。

　　一九六六年，池田末利發表了〈五行說序說〉（《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二六─一），這篇論文是將鄒衍之學說的成立至於限定，從五材、五物的展開，加以考察。在這一年中，「東洋文庫」再版了常盤大定氏的《支那における佛教と儒教、道教》，此書初版發行是在一九三○年，十六開本七百五十頁，另附索引二八頁。四七頁以下專論道教，分為道教和道教史兩篇，道教篇下分論道家與道教、成立為道教的一般要素、道教尊奉的形象或對象、道經。道教史的篇下，分為開教時代、教會獨立的時代（南北朝）、教理研究的時代（隋唐）、教權確立的時代（宋、元及明之前半）。在四十年前的書，今天看來，當然不夠理想，但是今天研究道教的學者，依舊不能不藉此書來做引導。

　　一九六七年，關於中國古代宗教神話方面的論文則有：池田末利的〈周初の天に對する不信觀について──ろの宗教史的意義〉（《日本中國學會報》一九），赤塚忠的〈后稷と列子〉（《日本中國學會報》一九），林已奈夫的〈中國古代の神巫〉（《東京學報》三八）──此係對長沙出土的戰國時代的帛書中所描寫的十二神，做試探性的解釋。

　　有關道家於道教方面者，有如下數篇：

　　大淵忍爾的〈五斗米道之教法について──老子想爾注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四九─三、四），他說《老子想爾注》出於張魯之手，是以勸說遵守道誡為主的書。大淵氏另有一篇〈老子想爾注と河上公注との關係について〉（《山崎先生退官記念東洋史學論集》），他說《老子想爾注》與《老子河上公注》之間，有怎樣的關係，從直接的系譜上查考，證據是不夠充分的。

　　褔井康順的〈天師道と佛教との交涉について〉（《山崎先生退官記念東洋史論集》），他對大淵氏等所說天師道與佛教沒有關係的主張，提出了批判，並且例舉了「思過」、「義舍」等語為證明。

　　吉岡義豐的〈太平經の守一思想〉（同上條），他對《太平經》中心思想之一的「守一」問題加以申論，此一思想在老莊、《淮南子》、《抱朴子》的中間，至西元五、六世紀而大成的上清教說，含有此一思想的成分很多。

　　這一年在新書的出版方面有好幾種：1.東京大學宇野精一等為東大出版會的《講座東洋思想》第三冊，編出了〈道家と道教〉。2.窪德忠的全真教研究成果的《中國の宗教改革》（法藏館）出版。3.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著，細谷德三郎譯出的《儒教と道教》（清水弘文堂）出版。4.御手洗勝的《抱朴子外篇簡注》（廣島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5.佐佐木正哉的《清木の祕密結社（資料篇）》（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6.窪德忠和西順藏合編的《宗教》（大修館《中國文化叢書六》）等。

　　一九六八年，池田末利發表了〈春秋合理主義之再檢討──無神論への疑問〉（《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二七─一），他對《左傳》及《國語》所見的春秋人物如子產、晏嬰等的言行，或者關於卜筮的言辭等的考察，所抱合理主義的傾向，並不是否定和排除正統的祭祀和儀禮。他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抨擊所謂某些學者們所持宗教性之否定的立場而發。

　　去年的《老子想爾注》的討論，引起了學界的爭論，因為此書從敦煌發現了六朝時代的寫本，有人說是張道陵所作，亦有說是張魯所作。大淵忍爾為此發表了〈老子想爾注の成立〉（《岡山史學》一九），他指出了道藏中的思想以及和本書中的「道誡」相一致的地方，說明了《老子想爾注》是為宣傳五斗米道的教法而作。褔井康順發表了〈老子想爾注考──校箋を主題として〉（《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一三），他說本書如是張氏一家之作，不曾廣播於後世的理由不明瞭，如係三張的教法，沒有僅誦《老子》五千文而加注的必要，同時，三張的特色是在章符的功能，但在本書卻未述及，餘如本書中的「道誡」的禁制，亦非當時的教團之所要求。並且例舉了本書中的「太上老君」、「道君」等用語，乃為後世之物，此亦謂出於三張之作的疑問點。

　　尚有內藤幹治的〈老子河上公注の校本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一九）。石島快隆的〈抱朴子の思想史的考察〉（《駒澤大學文學紀要》二六），這是將本來的老莊思想、漢代的方技家和神仙道家等做比較的同時，來考察《抱朴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道家的道是，經《呂氏春秋》、《淮南子》而與漢代方技家的各種著述中的宇宙論相結合，發展成為隨順此一宇宙大自然之運行的所謂養生的人生論。葛洪接受了各種傳統的方士道，予以統一而成為道家的道，此一根本乃為結合了方術的宇宙論與人生論。另有宮城教育大學小野四平的〈呂洞賓傳說について〉（《東方宗教》三二）。

　　在單行本方面有：1.大正大學石井昌子的《稿本真誥》（大正大學道教刊行會），2.吉岡義豐的《彌勒地藏十王寶卷》（道教刊行會），3.下出積與的《神仙思想》（吉川弘文館）。

　　一九六九年，宮川尚志發表了〈謫仙考〉（《東方宗教》三三、三四），他從謫仙的許多例子中所見謫仙的觀念，那些罪惡感的發生，多少是和佛教的報應說混合之後，所構成的宗教的罪之自覺感，同時指出謫仙思想是反映當時貴族官僚制的社會型態。

　　窪德忠的〈北周の通道觀に關する一臆說〉（《褔井論集》）：過去的定說謂北周的通道觀是北周的國立宗教研究所，而以道教為其主體者；他說這是依據佛教方面的史料所引出的結論，若依道教方面的史料，所得的結論是全無偏重道教的事實了。橫濱國立大學野口鐵郎的《明清時代の宗教結社と三教》，在明清時代代表性的宗教結社為白蓮教，由其崇拜的對象看來，是受佛教及道教的影響，再從其構成的態勢來推斷，也混入了儒教的因素。

　　自一九六五年以來，吉岡義豐和索迷愛（Michel Soymle）合編的《道教研究》（豐島書房），此年已出到第四冊。同時這一年中，窪德忠出版了《庚申信仰の研究．島嶼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吉岡義豐的《道教と佛教．第二》（豐島書房）以及《スタとン敦煌道教分類目錄》（東洋文庫）亦於此年出版。

　　另有一位天理教大學的澤田瑞穗教授，給法藏館出版了一冊以《地獄變》為名的書。他將佛教的地獄，道教的羅酆、冥府諸神、閻羅王與冥府、鬼鄉、閻王的判決錄、現世和冥界之關係等，做了詳細的敍說，所以此書的副題，又叫作《中國的冥界說》，此對中國的民俗學及道教信仰的傳說和行事，頗足參考。

　　一九七○年，在中國古代宗教方面，谷田孝之出版了《中國古代喪服の基礎的研究》（風間書店），此書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為總論，通過喪葬過程及喪服變除，來考察而知服喪並非為了對於死者表示悲哀或同情，而是為了服喪者自身或其所屬的社會集團。第二部分別論述首服（喪冠）、經帶、衣裳、喪履、喪杖等。其次為補編的〈中國古代の喪における兼服について〉，又附錄了〈禮經の儀禮主義──宗教學的考察〉。

　　以殷之中期的鬼神圖像作為研究對象，則有林已奈夫的〈殷中期に由來する鬼神〉（《東方學報》京都四一），這是從河南鄭州白家莊、湖北黃陂盤龍城、安徽嘉山泊崗等處發掘而得殷代遺物上所見的神鬼像的考察。

　　這一年的吉岡義豐，為淡交社的《世界の宗教》叢書，寫了一冊圖文並重的、通俗性的《道教──永生への願い》，分作道教的理解、道教的成立與發展、道教與道士的生活、道教的行程。

　　在單篇的論文方面，則有立正大學的野村耀昌博士，寫了〈太上中道妙法蓮華經について〉（金倉圓照編《法華經》の成立と展開》），他將這部道教的經典與佛教的鳩摩羅什三藏所譯的《法華經》做詳細的對比，發現道經抄襲佛經之明目張膽，且有不知經意文句為何之處。

　　一九七一年度在二十二屆道教學會召開之前，該會已出了第三十七及三十八兩期的會刊《東方宗教》。三十七期內發表了木村英一博士〈道教と中國の思想〉，這是他在高野山大學召開的第二十一屆道教學會上的講演稿。明年第二十三屆大會，預定到他執教的關西追手門大學去舉行。他這篇論文指出了：1.從史實上認定，道教是中國的民族宗教，不是世界宗教。2.儒教、佛教、道教，對於中國社會的支持，各自擔起了怎樣的工作？3.道教思想的性格和中國的知性狀態的關係何在？

　　金井德幸發表了〈南宋僧道免丁錢について〉（同上）。神樂岡昌俊發表了〈孫子と老子〉，他說讀了《孫子》，覺得其中含有極深的與《老子》有關的思想，並且舉了好多對照的例證。

　　三、研究道教的國際會議

　　本來，我寫本文的動機，只希望把日本的道教學會做一個簡單的報導和介紹，而且我雖為中華書局寫過一部《比較宗教學》，我自己的專門是佛教而非道教，但當我接觸到了許多的資料之後，又覺得應該全部摘要，向《天聲》的讀者們做一番較為詳細的報告了。縱然寫了一萬數千字，仍然未能把歷年來的所有的道教關係的書籍與論文，做成完整的類似索引或要覽式的東西，僅從日本此門學術活動的波瀾中，撈起了如上所舉自以為是值得注目的一個大概。

　　可是，就我所知，以研究中國道教為主題的，除了日本的道教學會，從一九六八年開始還產生了另一個世界性的「道教學國際研究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oist Studies）。第一屆大會是在義大利的貝拉齊(Bellagio)，由美國的學術協會(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做主辦者。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至十四日，舉行了一個星期的會議，共有八個國家的十六位學者參加了此一盛會。最初是由「美國學術協會」中產生了「中國文化研究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至一九六四年五月，從而又有了一個「中國思想宗教小組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由哥倫比亞大學的拜來(W.T.de Bary)擔任委員長，以研究中國道教的方法論為主題，因此提案召開有關研究道教的國際會議。籌備這個會議的責任，交由華盛頓大學的威爾赫爾姆(Helmut Wilhelm)擔起，他在一九六七年五月病逝之後，則由耶魯大學的賴特氏(Arthur F. Wright)肩負完成，在洛克裴勒基金會的支持下，便在第二年如期開會。

　　現在將那次與會者的名單，介紹如下：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W. T. de Bary

　　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W. C. Doub

　　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 )的M. Eliade

　　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的A.C.Graham

　　馬來亞大學的何丙郁

　　巴黎大學高等研究院(Ecole Pratigue des Hautes Etudes)的M. Kaltenmark

　　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A. E. Link

　　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R. B. Mather

　　C. J. Jung Institute M. Miyuku

　　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的J. Needham

　　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的M. Saso

　　法國極東學院(Schipper,E.F.E.O)的K.M

　　慕尼黑大學(University of Munich)的A.K. Seidel

　　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N. Sivin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H.H. Welch

　　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的Arthur F.Wright

　　他們在七天的會議中，討論了如下的十個問題：

　　莊子─由A.C.Graham氏提出了〈齊物論〉的譯註問題。

　　後漢以後的道教─由Marher氏提出了六朝時代關於名教與自然的論爭之問題。

　　道教與佛教的相互影響─由A.E.Link氏提出了釋道安的般若本體論和道家的來歷。

　　道教的救世主運動─由Anna K. Seidel小姐提出初期道教的救世主（彌賽亞）運動，來給大家討論。

　　鍊金術─由N.Sivin提出了中國鍊金術的理論和實踐的種種考察為主題。

　　宋元的道教─何丙郁氏發表了〈宋元之學教〉。

　　道教的禪─M. Miyuku氏發表了〈表現於慧命經的道教之禪〉。

　　道教的儀禮─K. M. Schipper氏曾在臺灣住了三年多，經常以學士的身分，參加實際的各種道教儀禮，所以他發表的論文都是這個主題。

　　道教經典──這是就日本學者大淵忍爾氏向該會所提出論文原稿〈道藏之成立〉為中心而做的討論，大淵氏本人未能到會，這篇論文則載於日本國內的《東方學》第三十八輯。

　　研究道教學的現況及其問題之所在。

　　這個道教學國際研究會議的第二屆大會，本來預定在香港大學於一九七二年召開。現在因為香港大學不能主辦，故由日本道教學會的理事酒井忍夫博士及木村英一博士，通過會長山崎宏博士的研究接洽，已得到文部省的協助，爭取到了主辦的機會。將於明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七日，在山梨縣的茅野地方一家大飯店中舉行為期一週的學術會議，主題為「道教與中國社會」。日本早就預定了參加的人選為大正大學的吉岡義豐、東京教育大學的酒井忠夫、東海大學的宮川尚志三位博士。中國人則有哈佛大學的楊聯陞、香港新亞書院梅貽寶、唐君毅三位教授，以及候錦廊先生。歐美學者則有巴黎大學的MaX Kaltenmark教授、哈佛大學的B.I.Schwartz教授、明尼蘇達大學的R.B. Mather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的N.Sivin教授、巴黎大學的Anna.K. Seidel博士、華盛頓大學的Jack L. Dull教授、慕尼黑大學的Manfred Porkert博士、法國極東學院的Kristcfer M. Schipper先生等。

　　在現有的名單中，尚未見到臺灣各大學的學者參加，但是，臺灣並非沒有研究道教學的學者。例如寫了《鄒衍遺說考》（臺灣商務印書館）的王夢鷗，出有《先秦之陰陽五行學說》（鍾鼎文化出版公司）的李漢三，著有《竹林七賢研究》（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的何啟民，《道家四子新編》（臺灣商務印書館）的嚴靈峯，《道家養生概要》（自由出版社）的蕭天石，尤其是東吳大學周紹賢的《道家與神仙》（臺灣中華書局）。最近還有一位橫濱巿立大學的波多野太郎，在《東方宗教》第三十八期上，寫了一篇書評，而且他對周教授之先隨梁漱溟學印度哲學，次學儒，後致力於道的過程，知之甚詳。這些學者們，為何不到國際上露露面呢？（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脫稿於東京立正大學佛教學研究室，刊於一九七二年五月《天聲雙月刊》一卷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