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見聞　聖嚴法師著

  　日本的印度學佛教學會
　　
　　我到日本兩年半，已經遇上了三次的印度學佛教學大會，前（一九六九）年六月在東京的大正大學召開，我初到日本，便躬逢其盛。去（一九七○）年在京都的花園大學召開，因為路途太遠，我沒有趕去。今（一九七一）年六月又在東京召開，由東大的印度哲學研究室主辦，借國立教育會館為大會會場。我從前年開始，即已成了該會的會員，既然人在東京，當然不願放棄這個機會了。
　　
　　此一學術大會，既是日本全國性的，也是世界性的，它在會員的數字上，雖不是學會之中的首位，但在組織上和內容上，乃是日本佛教學界最龐大的一個學術大會。它是在第二次大戰終了之後，於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在東京大學的山上會議所召開成立大會，第二年十月即於東大召開第一次學術大會，迄今年為止，已經舉辦了二十二屆學術大會。因其目的在於聯絡對於印度學佛教學之研究者──有關的團體及個人，以期促進印度學的發達與普及。所以此一學會的範圍極廣，凡是涉及印度哲學、宗教、文學、考古、語文、佛學，以及以佛教為中心的哲學、宗教、藝術、歷史、民俗等的問題，無不包羅。此一學會既由日本人士發起和主辦，當亦以日本人為主要的成員，但在每次大會中，均有外國人來參加發表，除了中國、韓國、印度、越南等的亞洲國際學者，也有美國、加拿大，乃至比利時等的歐美學者。故在舉行會員大會的儀式之時，日本政府的文部大臣、外務大臣、總理大臣，均有祝賀大會的電文於會中宣讀。可見日本政府對此大會不僅是視為國內的學術活動，更被視為國際的學術活動。
　　
　　該會的個人會員，是攻讀碩士學位程度以上的學生、研究員、教職員和各種行業的人，也就是說凡為大學院程度以上，不論何人，均有申請入會的資格，入會的目的，除了發表和研究，不可能有其他作用。現有會員一千五百多人。中國人會員則有楊鴻飛、釋慧嶽、張曼濤、吳老擇、林傳芳、葉阿月以及筆者，其中以張曼濤、楊鴻飛、林傳芳、葉阿月等發表的論文次數較多。
　　
　　它的加盟學校，也就是團體會員，有三十七個，其中除了佛教主辦的大谷、高野山、駒澤、立正、大正、龍谷、佛教、花園等各大學，尚有國立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大阪大學，以及早稻田、明治、慶應、東洋、法政、日本等各大學。
　　
　　個人會費每年每人一千五百日圓，有大學院的團體會員學校每年負擔五萬日圓，佛教學關係大學每年負擔二萬或一萬日圓，一般加盟大學則為五千日圓。除了會費的收入，尚有來自佛教各宗派的捐助以及學會紀念會的補助；文部省也以「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刊行費）的名義，撥給三十萬日圓。費用的最大支出是《學會雜誌》（會中發表的全部論文集刊），去年用了四百五十九萬多的日圓。會員均有享受免費受贈此學會雜誌年刊兩厚冊的權利。
　　
　　由此可以瞭解，這一日本的學術會議，雖屬佛教性或民間性組織，它卻是結合了政府的、整個教育界的、全體佛教界及印度學佛教學界的精神力和經濟力的一個組織。該會沒有硬性規定誰非得參加不可，但是，凡為與印度學佛教學有關的學者，幾乎沒有一位不來參加。它的現任理事長是宮本正尊，理事則有東大的中村元、平川彰、玉城康四郎，京都大學的長尾雅人、松尾義海，大谷大學的野上俊靜、橫超慧日，立正大學的坂本幸男、野村耀昌，駒澤大學的槫林皓堂、藤田俊訓，龍谷大學的石田充之、中野義照，大正大學的櫛田良洪，早稻田大學的康井康順，東洋大學的西義雄，日本大學的古田紹欽等四十六位。學術大會的評議員一百二十二位。有許多年長的學者，好多年來已不再在大會中發表論文，但是，他們參與大會的研究精神和熱誠卻不讓於年輕學子，他們的希望是讓年輕的學者們多發表，他們雖不發表，卻是每會必到，絕不倚老賣老，那些白髮蕭蕭的老學者們照樣擠在一般的青年群中，趕著選聽他們想聽的發表會場。
　　
　　不過，每次大會對於發表論文的人數並無限制，只要充分準備，報名發表，必可為你安排在發表的日程之中；人數多，即增加發表會場的教室，人數少，也可減少。例如一九六八年在京都的佛教大學，分為九組；一九六九年在東京的大正大學，分為八組；一九七○年在京都的花園大學，亦為八組；今年一九七一年在東京，則已增加為十組。每組在兩天的日程之中，有三十四個人發表，十組便是三百四十人，除了少數臨時缺席的之外，仍有三百二十多人，所以今年是這個學會有史以來最盛大的一次了。分組的原則，是沿著歷史的路線而做系統的劃分，從印度學而至佛教學，佛教學則自印度的原始佛教、小乘佛教（南傳巴利語系的小乘佛教也包括在內）、大乘佛教；又到中國系的大乘佛教──西域──中國──韓國──日本；經過日本的本土發展之後，又產生了日本民族所特有的日本佛教（包括淨土宗、淨土真宗、日蓮宗）。今年關於印度及印度佛教學部分的有三個半小組，中國佛教學部分的佔兩個半小組，其餘除了五篇論文是關於韓國的佛教學之外，幾乎都是日本佛教學的東西了。日本佛教的獨立，是在鎌倉幕府時代（西元一一九二─一三三三年）開始，所以他們研究的重點，也多置於那個時代的幾位名僧，例如對於法然、親鸞、日蓮等人的探究。
　　
　　但是，日本佛教的源流是中國佛教，儘管他們不再需要今日的中國佛教，如果放下了中國佛教，日本佛教也就無從談起，例如法然的淨土宗是本於中國的善導，真宗的親鸞本係法然的弟子，而且不論是法然、親鸞、日蓮的那一位，都曾出身於日本的天臺寺院，日本的天臺宗固然是從中國傳承過去，他們任何一宗所用所依的經典又無一不是漢譯本，他們的教養根據也不能離開中國古代高僧的註疏。直到現在，依然如此。所以，他們在中國佛教方面所下的工夫，佔的比率極重。同時，在日本佛教學術界，如果僅係一個宗派學的專家，不管如何優秀，也不可能成為第一流的學者，事實上凡是第一流的優秀人才，絕不甘心自限於日本佛教的所謂「宗學」的小天地中。
　　
　　明治以來，日本佛教學術界的趨勢，是靈活地運用佛教學的語言學──梵文、巴利文、西藏文、漢文等，做原典的異本異譯的比較研究。據我的藏文教授中村博士說，當他在碩士第二年時，即有能力將藏文和梵文做對譯的工作。可是，今天存於人間的佛典，乃以漢文的最為豐富，故其不論當在研究梵、巴、藏的任何一種佛典之時，均須參考漢譯的佛典。因此，遂使他們由專注於印度原典的梵、巴佛典，轉而再來重視中國的佛典。使得日本學者追索日本佛教的根源之時，需要重視中國佛教；當在追踪印度佛教的發揚之時，也要歸結到中國佛教。於是，在小組的區分上，若要嚴格的劃成印度、中國、日本的部分，勢將不可能了。我在前面所說兩個半小組的中國佛教學部分，乃是指的對於中國人的中國思想研究。如果把對於漢譯經典之研究計算在內，那麼，所謂印度學的部分僅有一個小組而已，中國佛教學的部分，則有五個小組了，正好佔了整個大會內容的一半。再何況講到日本的凝然（華嚴宗）、道元（曹洞宗）等人時，必然也會牽涉到中國佛教，因為他們都是留華的學僧。
　　
　　可是，以前研究中國佛教的人，未必要求懂得印度原典的語文，例如中國的天臺智者大師，便是不曉梵語的人，直到目前的中國佛教界依然如此，認為中國已具備大小乘的三藏教典，毌需另作外求；同時在佛教中國化之後，早已形成了中國本位的佛教，至於有沒有其他語文的佛教聖典之存在，對於中國佛教而言，已是不關輕重的問題了。但於明治以後，將近一百年以來的日本佛教學界，由於接通了西洋的治學精神，並且對於中國佛教，也沒有日本的本位問題，所以能夠站在時代的角度，給漢譯的經典以及中華古德先賢們的註疏，做客觀的再認識的努力，他們所憑藉的東西，主要的便是語文工具。因此而更為明確的發現，那些觀點是出於中國人的構想，那些觀點是源出於印度的佛教。這種工作，迄今為止，仍在繼續開發之中，正由於此，縱然是研究中國佛教問題的學者，也得具備基本的語文知能。
　　
　　當然，世間沒有絕對可靠的東西，學者們的研究結論，不過是提出比較可信的看法，假如有人提出更可信的看法時，前一看法便成為不可信。所以，在日本佛教學界的成名學者或前輩學者，無不重視他們的後繼者之培養，以期他們所研究的主題或主科，繼續有人接棒。最可喜的是日本的學者先進，雖受後學者當作權威來恭敬，卻不會迫令他們的學生接受他們自己的見解，所以，他們的學術成果，均能日新月異地向前邁進。比如我的指導教授坂本幸男博士，主張《大乘止觀法門》這部書是出於曇遷之手，而我卻提出許多證據和論點，主張是出於南嶽慧思禪師，結果他不但不反對，反而給了我很多鼓勵。因此，在日本學術界中，我從未發現晚輩攻擊前輩的事，也沒有見到長輩賣老的事；即使在一般的學者之間，只有心平氣和、虔敬誠懇地相互討論，火辣辣的筆戰場面，至少我還沒有見到過。
　　
　　日本學者看來很笨拙，他們實實在在，絕少偷竊取巧或沽名釣譽。他們都是從大學院時代開始參加各種學會活動，如想成為學有專長的名學者，必定要盡其努力的所得，爭取在學術大會中發表論文的機會，經十年、二十年的奮勉，如果已有了獨特的專長，學術界中也不會不知道他的大名了；假如是個庸才，能夠爭取發表的機會，能夠為其個人增進學問，但卻不可能被公認其學術上的價值和地位，像這一類人，除了聽他們稱道別人，殊少聽他們詆毀別人，這大概也是日本優良學術風氣的一面吧！
　　
　　再說日本學者對於中國問題的研究，在魏晉南北朝以迄隋唐階段的研究成果，已相當豐富，如今乃至以後，仍將有增無已；對於宋朝尤其南宋以後的研究成果，便越往後越少。這有正反兩重因素：一是中國佛教到了宋朝之後，由於經過唐武宗及後周世宗的滅佛運動，元氣大傷，因之一蹶不振，僅有禪宗及淨土教流行在民間，保守尚感乏力，遑論繼續發揚，故在內容方面，比之以往，頗為失色。第二是日本的鎌倉時代，相當我國南宋光宗至元朝文宗時期，正當中國佛教衰微，日本自身便產生了具有日本民族特性的日本佛教，所以不再重視中國佛教了。可是，從那之後的中國，佛教並未滅亡，值得研究的問題還是很多，因此，在這一次的大會中，有兩個人以明末的雲棲袾宏為題提出論文。然由於近代中國文字，在日本學者讀來頗為困難，真正以研究近代中國佛教為主的人，還是相當的少。
　　
　　凡是會員，均有報名發表論文的資格，但在會場之中，面對著專家聽眾，不但不能信口開河，而且還得準備與主體有關的其他問題，以防聽眾發問。發問的情況有兩種：因為凡來聽你發表的人，若不是與這個問題有關聯的專家，便是對於這個問題希望得到某一疑問之解答的學者。前者為了求證他自己的看法，便會舉手發問，甚至和你當場辯論；後者為了所得答案之不滿意或不充分，也會舉手發問。答不出來或解答錯了，當然不會怎麼樣的，然在學術神聖的前題之下，誰願意馬虎呢？所以，大多數參加發表的人，在大會之前的數星期，即把論稿念得滾熟，還得查閱許多的參考資料，是以準備應考的心情去參加發表的，且此不限於年輕的學者。
　　
　　他們極重視榮譽，印度學佛教學會自第八屆大會開始，即成立了學會獎的制度，凡在學術大會中，提出了高水準的論文數篇之後，即有接受學會獎賞的可能，受獎人的學術地位也就因此自然提高。類此的學會組織，假如中國也有幾個的話，該是多好？因為這也是提攜人才和促進人才之養成的方法之一。（《天聲雜誌》一卷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