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見聞　聖嚴法師著

  　東京的佛教大學

　　一、前言

　　近年以來，到日本留學的僧俗佛子，不乏其人，能為中國佛教帶來新希望的，卻並不多。正像元朝以後，日僧留學中國者甚眾，對於中日佛教文化之溝通，有大影響力的卻又極少。因此，當我來日之初，心境頗覺沈重。

　　我又明知日本的佛教人才極多，自明治二十一年（西元一八八八年）六月七日以來，迄昭和四十二年（一九六七年），在七十九年之中，出了共計二百七十一位佛教的文學博士，其中僅僅第一位博士南條文雄和第五位博士高楠順次郎，是在英國牛津大學得的學位，其餘均係日本國內的大學院所授。何以中國佛子一到日本，大多成了進入寶山而仍空手回家的人呢？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卻並非本文的主題，且待有機會時，再做討論。

　　日本的佛教，是以宗派為中心的，在一宗之下，又分裂出許多教團教派。因此，日本佛教的宗團，又分作舊宗和新宗，新宗大多是由舊宗分出，於是又將各舊宗命名為「既成佛教」。現在的天臺系下有二十二個分派、真言系下有五十八個分派、臨濟系下有十九個分派，曹洞、黃檗系下有五個分派，淨土系下有八個分派，真宗系下有二十二個分派，日蓮系下有五十二個分派，另有融通念佛宗、時宗、法相宗、律宗、真言律宗、華嚴宗等的分派很少。其中以日蓮系下的實力最大，日蓮聖人的開教精神，那種激越的宗教情操，頗有類於西方的基督教，故在日蓮宗初創之際，嘗受政治力的壓迫，近代則與西方接觸之後，便與基督教的架構接通。因此，日本人站在民族意識的立場，接受基督教的若干內容，成為日蓮宗復興的營養，發展日蓮精神而抵制基督教的信仰。由於新內容的引入，遂有許多新的日蓮教派的產生；其中最大的是立正佼成會和創價學會；創價學會終於成為能左右日本政治設施的第三大政黨，擁有一千四、五百萬信徒黨員，正像西德之有基督教民主黨。佛教的根本精神，未必要積極於政府的活動，日蓮派下卻出現了佛教的政黨。所以，日蓮宗之在日本，有如禪宗之在中國，同樣是在一個特定地域的固有文化中產生的新佛教，與原始的佛教面貌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同時由於創價學會極端地排斥一切的既成原來的佛教教派，各佛教教派也把它視為邪教或魔教。

　　初到日本，加上語文的隔閡，要想瞭解日本佛教的全貌是不容易的，致有留日數年的人，對於日本佛教的認識仍不充分。好在我於來日之前，已對日本佛教的歷史和現狀，做了半年的研究，所以初到日本時，雖不免要做啞巴，卻已不是一個瞎子，而且在見到實事實物之後，往往有如遇故人或似曾相識之感，這是值得告慰的事。

　　我對日本佛教，並無任何偏愛，也不抱任何成見，我的目的是想多多的看和多多的想，優良面固然要看要想，短缺處更該多看多想。因此，雖有人建議我去京都古城，一探往日日本佛教的勝跡，也有人建議我當選擇東京，因為自從江戶時代（西元一六○○年）以來，日本的文化中心已隨著政治中心的所在而到了現在的東京都，尤其是在明治維新（西元一八六七年）之後，日本的精華所在根本就在東京都。我在因緣的安排之下，也到了東京，但我對於京都，也想去多看多想，那兒的確有許多可看可想的事物。

　　我來日本，目的不在於一紙碩士或博士的文憑，乃在於看看他們究竟以什麼樣的方法和什麼樣的環境，維持佛教文化於不墮，且能造就這麼多國際性乃至世界性的佛教人才？以期中國佛教之迎頭趕上世界時代文化的潮流。所以，雖在東京的生活費用高得驚人，舉手投足都得用錢，出外訪問更得用錢，我仍找著機會去許多佛教的道場和佛教的學校訪問。

來日未久，已有文章在《佛教文化》報導，現在，再將東京的佛教大學向國內做一次介紹，以俾國人對日本的佛教大學勿做過高的評價，也勿做過低的物議。

　　二、日本的佛教大學

　　現在的日本，屬於佛教創辦的大學，已有如下的二十四所：
　　
　　東北福祉大學：由曹洞宗創於明治三十五年（西元一九○二年），昭和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六二年）升格為四年制大學。
　　
　　淑德大學：由淨土宗創於昭和四十年。
　　
　　立正女子大學：由日蓮宗創於昭和二年，昭和四十一年正式成為四年制大學。
　　
　　上野學園大學：創於明治三十七年，昭和三十三年成為以音樂為主修的大學。
　　
　　駒澤大學：由曹洞宗創於明治十五年，大正十四年（西元一九二五年）正式命名為駒澤大學。
　　
　　大正大學：於大正十五年，將舊有的天臺宗大學、真言宗豐山派的豐山
　　
　　大學、淨土宗的宗教大學合併而創立，後來又加入了真言宗智山派的智山專門學校，合稱為大正大學。
　　
　　東洋大學：是根據佛教學者井上圓了「護國愛理」的精神，創哲學館於明治二十年，明治三十年改名為東洋大學。
　　
　　武藏野女子大學：由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的高楠順次郎，創於大正十三年。
　　
　　立正大學：由日蓮宗於天正八年（西元一五八○年）首創檀林，明治四十年改名日蓮宗大學，大正十三年更名為立正大學。
　　
　　鶴見女子大學：由曹洞宗於大正十三年創光華女校，昭和二十八年改為短期大學，昭和三十八年完成四年制大學。
　　
　　愛知學院大學：由曹洞宗於明治九年設專門學校，昭和二十五年改為短期大學，昭和二十八年升為四年制大學。
　　
　　同朋大學：由淨土真宗大谷派的青木樂聞翁於文政十年（西元一八二七年），所創的佛教研究所為始，昭和二十五年升格為東海同朋大學，昭和三十四年改名為同朋大學。
　　
　　日本福祉大學：由日蓮宗創短期大學於昭和二十八年，昭和三十四年升為四年制大學。
　　
　　京都女子大學：由真宗本願寺派的大谷籌辦，創高等女校於明治四十三年，昭和二十四年即成為新制的大學。
　　
　　光華女子大學：由真宗大谷派於昭和十九年開設女子專校，昭和三十九年升格為女子大學。
　　
　　種子院大學：由真言宗的雲照律師，於明治十四年設立總學為始，至昭和二十四年成立為種子院大學。
　　
　　花園大學：由臨濟宗妙心寺派於明治三十一年創普通學林高等部，明治四十四年發展成臨濟宗大學，昭和二十四年改名為花園大學。
　　
　　佛教大學：由淨土宗於明治三十一年創立以宗教為主的高校，明治三十七年改為淨土宗大學院專門科，昭和二十四年改為佛教大學，至昭和四十二年又增設大學院。
　　
　　大谷大學：由真宗大谷派於寬文五年（西元一六五五年）設立學寮，明治二十九年成為真宗大學，大正十一年又改名為大谷大學，昭和二十八年，增設大學院。
　　
　　龍谷大學：由真宗本願寺派的良如於寬永十六年（西元一六三九年）創設學寮為始，至明治八年採用學校制度，大正十一年成立大學文學部，戰後改為新制大學。
　　
　　高野山大學：由高野山真言宗於明治十三年設立真言宗總學，大正十五年改為高野山大學，昭和二十七年增設大學院。
　　
　　大谷女子大學：由真宗大谷派於明治四十二年創立大谷女校為其前身，昭和四十一年設立大學院。
　　
　　四天王寺女子大學：此為昭和四十二年新創的一所。
　　
　　相愛女子大學：由真宗本願寺派於明治二十一年首設相愛女校，昭和三十三年成立大學。以授音樂為主。
　　
　　由以上二十四所佛教所辦的大學來看，今日日本佛教的文化主力，仍在舊有的各宗之手，許多新興的教派現僅著重於民間通俗的信仰，尚未及於上層佛教文化的努力。
　　
　　辦學最多，乃以曹洞宗與淨土真宗相媲美，所出人才也最多。但從佛教學者的博士學位的授予而言，則出於國立的東京大學以及京都大學者甚眾，原因是佛教自辦的大學，設有大學院的歷史不久，迄今也僅駒澤、大正、立正、東洋、龍谷、大谷、佛教、高野山等八家設有碩士和博士學位專攻的大學院。但在幾家著名的一般大學中，設有佛學課程或佛學講座的也不少，而且成績斐然，例如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京都大學、國學院大學、東京教育大學、天理大學、金澤大學、九州大學、東北大學、北海道大學、佐賀龍谷短期大學等。
　　
　　由於佛學極受日本學者的歡迎，「印度學佛教學」早已成為日本攻治文學者的最大寶藏。但是這些佛教所辦的大學，雖均以各宗的特長見著，為了維持的經費，同時也為了服務社會大眾，故亦無不兼設一般的學部或科系，乃至有些佛教的大學是以普通學科為專長。故在二十四所大學之中，研究佛教學的色彩濃厚者，僅是已設大學院的八家而已。
　　
　　因此，以下我就以東京都已設有大學院的四所佛教大學，作為報導的重點，我不但蒐集到了這四所大學的資料，同時也對其中的三所做了實地參觀和教授的訪問。

　　三、駒澤大學

　　駒澤大學是曹洞宗所辦，曹洞宗的法脈雖傳自中國洞山的第十三代法孫天童山的長翁如淨，但在日本而言，則以希玄道元（西元一二○○─一二五三年）為其始祖，道元在中國得法之後，一生謹遵如淨的遺訓：「不親國王大臣」，所以他的禪風與日本臨濟宗創祖榮西禪師之不拒權貴的接納者，迥然不同。直到今天的曹洞子孫，雖已成了蓄妻生子的住廟俗人，仍在標榜道元的精神。

　　我在一位立大同學李俊生先生的引導之下，於八月八日去駒澤大學做了一天的訪問，這所大學本在東京的郊區，但自一九六四年的世運會之後，現在已成為鬧區的一個名勝了。因為世運會的田徑場、游泳池、器械操館、棒球場等即開設於駒澤大學的近旁，世運的各項建築物以及環境的布置美化，如今已成了東京別具特徵的一所大公園，加上近年駒澤大學的棒球隊轟動日本，所以駒澤大學的聲望越來越高。臺灣佛教界似乎對於駒澤也頗有好感，甚至有一位來自臺灣的駒澤的同學驕傲地說：「只有駒澤的學歷，中國教育部才承認。」這種說法雖然自誇得不切實際，但是駒澤之有名則是事實。

　　我們在駒澤一位職員御堂前先生的嚮導之下，參觀了他們的教室、禪堂、佛堂、學生寮、體育館。

　　教室並無任何特色，禪堂則為駒大的特色，因其屬於禪宗，近代也出了一位修禪有成的大德澤木興道，所以，不論你是否研究禪學，乃至是否信仰佛教，凡是駒大佛教學部的學生，坐禪則被列為必修的課目之一，你如不去參加，就會失去這一課的學分。我去之時，一班學生正在坐禪之中，故僅在門口小立，未便進去。

　　據御堂前的說明，駒大的學生寮是依照曹洞宗大本山的僧寮規制而建，住於學生寮內的也都是本宗派下的子弟，個個都是十八、九歲的光頭小伙子，在寮內過莊嚴肅穆禪人的生活，他們早上起來要上殿，然後要坐禪數十分鐘，威儀行止大致和中國禪林相近，所以見我和淨海法師禮佛的動作，他們便說與他們的大同小異。可惜的是我問起今日的曹洞宗在日本，既有如此之興，究竟尚有幾位出家的比丘呢？他們對於出家和在家的界線已相當含糊，認為住寺的縱然有妻有子，即為出家，一般信徒則為在家，所以他們出家的很多，比丘則極少了，唯其對於中國僧人之仍能維持比丘生活，頗表敬意。因為日本的住寺蓄妻制度是由明治時代的政治力所形成，既已形成之後，很難改轉過來。但他們又說中國在臺灣的僧尼，尚未受到政治的壓迫返俗，何以要跟日本學呢？而且是學不上的。我說的確如此，日僧結婚須在三十歲以上，結婚之後仍住寺職、揚化佛教；若中國僧人結婚，就會離開寺院，乃至離開佛教了，豈不是大為可惜的事！

　　駒大的體育館，即是他們的大禮堂，禮臺便是佛壇，三尊本色的木雕大佛坐像，非常莊嚴，平常時佛像被關在幕後。這也是日本佛教的一個特徵，他們所供的佛像，平時多被關於龕內，唯有舉行典禮或法會時，才打開來供人瞻禮供養。

　　下午參觀駒大的圖書館，共計四層的一座圖書館大廈，上上下下所藏古典、新書、圖籍等各類專門資料，達十七萬冊以上，尤其關於禪學的古書特多，據說敢向全世界誇耀其收藏量的豐富。定期刊物雜誌，包括日、漢、西洋各種文字的，也達七百種之多，經常供人閱覽。我也看到了我們的《海潮音》和《今日佛教》，被合訂成冊，陳列在地下室裡。我既覺得欣喜，也感到汗顏，因為我們的雜誌，在頁數的分量上是最輕的了，可是我們在國難期間，仍能維持幾種佛教的定期刊物，已該有所安慰了。

　　日本學者有一種能將自己的全部珍藏獻給佛教的精神，在駒大圖書館中，即藏有好幾種專人的文庫，例如以禪學及佛教學為主的忽滑谷快天文庫、衛藤即應文庫、山上文庫、魯山文庫，澤木興道文庫、保坂玉泉文庫、小柳文庫，以英文學為主的有熊本文庫，以東洋史為主的有岩井文庫，以日本國文學為主的有沼澤文庫，以經濟為主的有笠森文庫等。這些都是當那幾位學者去世時或尚健在時，將個人的藏書捐贈或寄贈給駒大圖書館的。

　　另有若干絕版已久的中日文古書和寫本，也在這裡發現了。因此，我有一個願望：當我回國之時，一定要向有識的信士勸募善款，把中國已絕而猶存於日本的文物照相影印了帶回祖國。世界上再沒有比看到自己的東西而自己竟然不備這種事情更痛心、更慚愧的了。

　　曹洞宗以禪為中心，駒澤大學的建校理想，也根據禪的原則和精神，要做到「行解一如」的境地，要將佛法切合於近代人的思想、文學、藝術，以及社會生活，以期實踐「信、誠、敬、愛」的四大德目為目標，來完成人類理想的建設。故在駒大的圖書館中，除了佛教的專門書籍之外，也備有不少最新的有關地理、歷史、政治、法律、經濟、社會、自然科學、工商業、藝術等的一般圖書。

　　現在的駒澤大學，擁有教授九十三人、副教授二十八人、講師二百三十人。開有經濟學部（分設商學科、經濟學科）、經營學部、法學部（法律學科）、文學部（日本國文學科、英美文學科、地理學科、歷史學科、社會學科）、佛教學部（禪學科、佛教學科）。

　　日本大學的「部」，相當中國大學的院，科則相當於「系」。佛教大學，當以佛教學部最重要，該部擁有十六位教授，其中十位有博士學位，最有名的是在世界巴利語學研究中心的權威學者水野弘元，他也就是佛教學部的部長，另有一位哲學博士宮本正尊，也是世界性的佛教學者。我在大正大學的印度學佛教學大會上見到這兩位老先生，均已滿頭白髮。另有副教授四位、講師二十二位。副教授有一位哲學博士，講師之中有兩位博士。博士在中國大學裡至少當副教授，在日本卻不同，甚至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博士，迄今仍在大正大學當講師。立正大學的校長坂本幸男博士兼任東洋大學講師，駒大的宮本正尊博士也兼任東洋大學講師，這在中國是很難得的。

　　駒大雖以禪為主，對梵文和巴利文、哲學、歷史等也極注重。現在且將駒大佛教學部的課目名稱抄在下面。

　　禪學科的必修專門科目有十二門：禪學概論、禪學研究、禪宗史、正法眼藏、傳光錄、宗典講讀、禪學講義、禪學演習、禪學實習、哲學概論、哲學史、論文。

　　禪學科的專門選擇科目有三十九門：佛教概論、禪學特講、佛教特講、佛典研究、禪宗思想史、佛教教理史、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日本佛教史、佛教文學史、佛教美術、教化法、佛教語解說、論理學、哲學概論、宗教學概論、基督教概論、宗教史、中國哲學史、印度哲學史、西洋哲學史、宗教哲學、詩偈、梵語、巴利語、巴利語演習、梵語演習、佛教民族學、西藏語、青少年問題研究、青少年指導演習、禪美術、哲學史、現代哲學概論、哲學特講、哲學史特講、哲學演習、心理學概論、寺院經濟史。

　　佛教學科的必修專門科目也有十二門：佛教概論、佛教研究、佛典研究、佛教教史、印度哲學史、佛典講義、禪籍講讀、經典演習、禪學實習、哲學概論、哲學史、論文。

　　佛教學科專門選擇科目有三十八門：除了禪學概論、禪宗史、各宗特殊研究、各宗綱要等四門與禪學科的選擇科目不同之外，其他大略相同。

　　從這些科目來看，大致總不會如國內部分同道所說：我們的小學生都能進日本的佛教大學，日本的佛教大學當然不會有什麼東西可供學習的了！但是，我們的小學畢業生進入日本的佛教大學，又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像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個，因為我國佛教從未有過僧尼的制度化的正規教育啊！至於能否趕上日本大學的功課，或是否有此接受教育的能力，那又不能一概而論的。

　　四、大正大學

　　大正大學，是因為參加第二十屆「印度學佛教學大會」而去的。這個歷史悠久的全國性最大的佛學大會的會員，至少是大學院以上程度的學者，大正的牛場先生希望我在明（一九七○）年的第二十一屆大會上也發表一篇論文，所以我也成了該會的會員。大會分成八個部分，於六月七日及八日開了兩天，每年由各大學輪流召開，今（一九六九）年是由大正大學做主人。關於這個學術會的組織和性質，有暇時當另文介紹給國內的有心之士。

　　我和淨海法師是在牛場真玄先生的引導之下，對大正大學做了一番巡禮。牛場先生是大正的退休講師，已近七十歲了，但他對我們中國留學僧卻特別關心照顧，他每週要為我和淨海法師補習兩個小時的日文，用心至誠。這次他也在大會上發表了論文。

　　大正大學的校舍範圍並不太大，僅有數千學生，最近在擴充之中，這次的印度學佛教學大會，就是在其新建完成的大樓之中召開，大樓上下共三層，課室的各項設備比駒澤的要好得多，然而再去參觀舊有的教室，那就顯得它的「歷史」很老了。

　　很難得的，是在大正的圖書館中，負責人特別請出了一部西藏文奈塘版的《大藏經》，給我們瞻禮。雖其紙質粗劣、印刷簡陋，是一種橫書的貝葉梵夾式的本子，閱讀、攜帶、觀賞均不甚便利，然其卻是西藏人在物質艱困中完成的一大寶物。比起北京版的《藏文大藏經》，無論印刷、裝訂，它都是落後的。我在臺灣中央圖書館及中央研究院見到的《藏文大藏經》，便是日本根據北京版影印而成的，它的印刷和裝訂，國內尚無這樣高水準的另一種文字的《大藏經》哩。大正大學的這部《藏文大藏經》，是由日本的藏文學者先驅河口海慧氏從西藏請回來，

　　故已成為傳世之寶。今日的日本佛學者，對於藏文的研究學習，已和梵文、巴利文置於相等重要的地位。所以《藏文大藏經》對日本佛學界是相當重要的。因為藏文是由梵文演化而成，《藏文大藏經》的絕對多數又是由梵文譯出，所以從藏文佛典可以校勘漢文佛典，藏文加漢文，便可以還譯成為梵文。

　　因為大正大學是由幾個宗派合辦的，在性質上是佛教的綜合大學，以培植完美的人格為理想。現任校長是櫛田良洪博士，教授三十四位，副教授十六位，講師七十位。比起駒澤大學，大正的規模是小了好多，但其內容並不貧乏，人才也是濟濟，在第二十屆的印度學佛教學大會中，駒大發表論文的有四十一位，大正也有四十位，在所有的大學之中，出席演講發表的人數也是佔第二位。

　　大正的特色是設的研究室非常多。整個學校分為大學院和大學部。大學部分設文學部（院）及佛教學部。文學部內又分設文學科（日本文學、美英學）、史學科（日本史學）、哲學科（西洋哲學、中國學、宗教學）、社會學科（社會學、社會事業）。佛教學部僅設佛教學科（佛教學、梵文學、天臺學、真言學、淨土學）。大學院的佛教學不另開設，乃屬於文學研究科，包括碩士及博士學位的專攻日本文學、宗教學、佛教學。

　　佛教學部設有五個研究室，那就是：

　　佛教學研究室：開有七門課程，那是由該室主任長澤實導博士擔任佛教學概論，佐藤密雄博士的佛教教理學，關口真大博士的佛教史，塚本善隆博士的中國佛教特論，勝又俊教博士的印度哲學，宮林昭彥的佛教學特論，竹田暢典的日本佛教史。其中的塚本善隆與關口真大等，都是國際性的權威學者。

　　梵文學研究室：此室係以印度的宗教、哲學、文化、歷史等為其研究的中心，目的在於訓練學者對於梵文、巴利文、西藏文原典的徹底研究，例如聞名於世界的荻原雲來博士的《梵和大辭典》的刊行，就是此一研究室的成果之一。西藏文學者河口海慧博士亦曾在此一研究室繼續研究。現開有八門課程，那就是由該室主任壬生臺舜博士擔任西藏語學、文學及梵語，佐藤良智博士的巴利語，松濤誠簾博士的印度哲學特論，另有真野龍海的梵文學特論，石上善應的梵語，齊藤光純的梵語，佐藤良純的巴利語，北條賢三的梵文學特論。

　　天臺學研究室：此室以比叡山的學問為中心，而由此中心開出法然的淨土宗、親鸞的真宗、榮西的臨濟宗、道元的曹洞宗、日蓮的日蓮宗。若做系統的研究，日本佛教的根本思想在於天臺學。要理解整個的日本文化和日本佛教，天臺學是最最重要的基礎。此室開有九課，便是主任多田厚隆的天臺學概論，平了照博士的天臺學演習，鹽入良道的天臺學演習，大久保良順的天臺學特講，三崎良周的天臺學特講，木內央的天臺學演習，村中祐生的佈教法，吉田道稔的實踐佛教，通口亮榮的實踐佛教。

　　真言學研究室：日本真言宗的教理及弘法大師的思想與信仰，賴瑜僧正的倡導加持說，便構成日本密教的發展和流傳，但所謂新義真言之確立，則由江戶時代以降，以智積院及長谷寺之二山為其代表。這個研究室便是以此二山為主的學術研究者，故與高野山一派不甚相涉。但其除以弘法大師的真言教學為主而外，對於真言密教的源流也做深入的探究。此室開有十二門課，那是該室主任龍井宗忠博士的真言學概論，芙蓉良順的真言學特講，小野塚幾澄的真言學演習，佐藤隆賢的真言學演習，松崎惠水的真言學特講，栗山明憲的真言學演習，布施正夫的真言學演習，長谷川興信的佈教法，淺井堅教的佈教法，高橋宥順的實踐佛教，神中降裕的實踐佛教。

　　淨土學研究室：日本學者以為真正的屬於日本民族佛教的時代，乃為鎌倉時代，該一時代則以淨土宗的法然上人的思想為其先驅，所以要瞭解日本佛教，淨土學的研究乃為一大重要，由淨土宗而出淨土真宗，真宗終亦成了明治時代復興日本佛教舞臺上的第一主角。大正大學此一研究室的初代主任是望月信亨博士，聞名世界的《望月佛教大辭典》便是從該室編集完成的。此室開有八課，那是主任服部英淳博士的淨土學概論，小澤勇貫的淨土學演習，戶松啟真的淨土學演習，阿川文正的淨土學特講，金子真補的佈教法，大谷旭雄的淨土教理學，褔西賢兆的實踐佛教，岡李圭示的實踐佛教。

　　大正大學的大學院的碩士和博士課程，分設佛教學專攻的碩士和博士，日本國文學專攻的碩士和博士，宗教學專攻的碩士和博士。擔任佛教學專攻的教授和副教授，有長澤實導的《瑜伽師地論》菩薩地解讀，佐藤密雄的《大智度論》卷十講義，塚本善隆的中國佛教史講義及中國佛教史通說，關口真大的有關宗學之本質，佐藤密雄的教團論講義，壬生臺舜的梵文二萬五千頌般若及Prasanna-Pada，服部英淳的《往生論註》研究、印度淨土教及觀經疏研究，小澤勇貫的淨土各派比較及淨土經典研究。擔任宗教學專攻的教授，有竹中信常的「宗教心理學の學說史なるびに方法論を中心にう──マを選びそれをゼミ形式ご發表れる」，中村康隆的Reader in comparative Religion之輪讀，竹中信常的A Van Gennep Rite of Possage之輪讀，增谷文雄的M. Buler Ich und Du之輪讀，加藤章一的E.O.Tames， Prehistovic Religon的之輪讀。

　　在此必須說明的，以上的幾位宗教學教授，都是佛教學者中的宗教學者。佛教學者之研究宗教學，在日本已被認為極其重要，而且必須懂得各宗教原典的文字。

　　當我正在大正大學跟著牛場先生到處參觀之時，被該校的總務長安居香山先生知道了，一定要找我一談。他在去（一九六八）年曾到臺灣訪問，於善導寺拜訪時，有過一面之緣，他在返日寫了一篇報導臺灣佛教現狀的文章於《中外日報》的一六八四○至一六八四三號連載發表，由於他未能與臺灣的全面佛教接觸，僅由林錦東及曾普信等幾位先生引介，所以所見未必全部如其實際。他在該文中雖也提到了我的名，但他特別賞識林錦東先生。日本佛教學術界之對於臺灣佛教的聯絡及資料的蒐集，大致也是由林先生所提供。這一點我們要多謝林先生的國民外交工作，同時盼望臺灣佛教界和中國佛教會，也應該經常和國際性的佛教學術機構謀取聯繫。否則人家不瞭解我們，不唯不能有助於我們，而且要誤會我們；我們也當多瞭解他們。

　　當我和安居先生交談之後，他才明白臺灣的佛教真貌，並且要求我為大正大學演講一次臺灣的佛教。可惜我的日語程度無法勝任，又找不到適當的翻譯人選，我只好婉稱當我把日語說得更好時，一定願意向他們請教。

　　五、立正大學

　　立正大學是我現在所進的一所佛教大學。有些留學生把自己的大學說成是最好的，把他人所進的大學說成是次等的，以便用來抬高自己的身價。其實那是不必的，例如王雲五沒有進過大學，他卻做了大學生的祖父教授，臺灣大學每年畢業的學生，未必人人都成為第一流的學者，我的教育過程前後不足七年，卻在臺灣的好幾個大學做專題演講。所以，我不想把立正大學說成比任何佛教大學都要好，只想就其實際來做介紹。
　　
　　追溯立正大學的起源，可說比任何一所日本的佛教大學為早，於西元一五八○年由日生初創檀林（相當今日中國的佛教學院吧），後經幾度變革，至明治四十年改名為日蓮宗大學，到了大正十三年，根據政府所頒的大學令而更名為立正大學，設置文學部預科及研究科。至昭和二十四年，成為新制度的大學，至昭和二十五年增設經濟學部。至此，共有日間部和夜間三個學部，計開十一科，並且又設二年制的短期大學。到了昭和二十六年開設大學院研究所的碩士課程，昭和三十一年又開博士課程。因為校務日益擴展，至昭和四十二年，又在埼玉縣的熊谷巿建立分校，將一般課程的大學養成教育部分遷至熊谷分校，同時又新闢一個經營學部。目前學生人數已達一萬四千多名，在所有的佛教大學中，能有這個數字的並不多見。
　　
　　立大的圖書館，乃是新建的一座六層大樓，第一層為開架式的閱覽室，進入該室不必辦任何手續即可任意探取架上的任何一本圖書，就是不許帶書進出。二樓為自由閱覽室，桌椅設備均是最現代化的，可以同時容納數百人而毫不擁擠，並且鴉雀無聲。這樣規模的圖書館，在我尚屬初見哩！
　　
　　立正大學之得名，是由於日蓮聖人（西元一二二二─一二八一年）於一二六○年所著的〈立正安國論〉而來，日蓮鼓吹《法華經》信仰，以《法華經》是一切經教的眼目、是諸宗的中心。同時我在前面說過，日蓮對於自宗是由宗教經驗而產生如基督教的狂熱信念，日本民族的自尊精神，日蓮藉佛教信仰而表露出來。所以日蓮攻擊他宗的言詞極端的銳利，說什麼：「念佛者無間地獄業，禪宗天魔所為，真言亡國之惡，律宗國賊妄說。」此後又有一位日親（西元一四○七─一四八八年）造了一部〈立正治國論〉，態度同樣的激越。所以日蓮與日親均曾遭受當時環境的迫害，日蓮於西元一二七一年被判斬刑，後減判流刑；日親坐牢先後達五百零三日。可是又正如基督教之在西方世界，越受迫害越能激發一般群眾的風從，故也越發激動了日蓮宗徒的狂熱信仰和民眾的擁護。這種情形，到了江戶時代以後，始漸平靜，至於今天的日蓮宗學者，除了主持自宗的法會時強調自宗而外，研究討論時，已看不出有何宗派色彩的偏執了。所以我在日蓮宗的大學院，接觸到的多半是日蓮宗徒，他們都是很客觀的。尤其對我們外國人，不但不存使我們成為日蓮信徒或傾向於日蓮宗的人，倒常承認中國的比丘生活要比他們更好，有一次，校長坂本幸男博士在大學院的新生歡迎會上，見我們中國僧尼不吃他們的葷菜，他便大為激賞地說：「最好我們也能素食就理想了。」另一位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三友君說：「我們日本和尚的蓄妻食肉，是墮落的佛教型態；受持二百五十條比丘戒的中國和尚，才是真的比丘生活。」
　　
　　立正大學大學部及大學院的教授共有六十位，副教授三十五位，講師一百三十六位。
　　
　　現在的大學部分，設有佛教學部、文學部、經營學部、經濟學部、夜間的短期大學部。
　　
　　文學部設有哲學科、史學科、國文學科、英文學科、社會學科、地理學科。佛教學部分設日蓮宗的宗學科和佛教學科。
　　
　　立正的重心在於文學部及佛教學部，尤其是佛教學部，校長坂本博士曾對我們大學院佛教學專攻的同學們說：「本校辦學的目的，唯在於佛教學部造就佛教的人才，將來凡為佛寺的住持，若沒有碩士以上的學位，即受一般人的輕視，佛教也就沒有了前途；所以只要佛教學部有前途，其他科部都是陪襯著辦的。」
　　
　　文學部的哲學、史學與佛教學的關係密切，佛教學部的學生也可自由到哲學、史學科去聽課，但不算學分而可得到學問。
　　
　　哲學科的課目共有哲學概論、倫理學概論、心理學概論、論理學、西洋哲學演習、哲學特殊講義、心理學演習、心理學特殊講義、心理學實驗、印度哲學史、中國哲學史、基督教思想、基督教教史、中國佛教史、日本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倫理學史、社會思想史、宗教哲學、宗教學、宗教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發達心理學、原書講讀、畢業論文演習、拉丁語、希臘語、新聞學特講、西洋史概說、歐洲文藝思潮、科學方法論、精神衛生、佛教倫理等四十五門。其中有兩位博士僅是講師的地位，那就是擔任中國哲學史的山田勝美博士和講基督教思想及教史的熊野義孝博士。擔任哲學概論的菅谷正貫，沒有博士頭銜，卻是名教授，也是前任的立正大學學監。
　　
　　史學科的課目共有史學概論、史學史、史料講讀、史籍解題、日本史概說、東洋史概說、西洋史概說、考古學概說、日本史演習、東洋史演習、西洋史演習、考古學演習、日本史特講、東洋史特講、西洋史特講、考古學特講、古文書學、古文書學實習、考古學實習、宗教文化史、社會經濟史、歷史地理學、民俗學、歷史教育等四十五門。其中任課者有十七位文學博士。
　　
　　再說佛教學部的兩個科。
　　
　　宗學科以日蓮宗的教學為研究之重心，日蓮聖人雖然態度激越，但其也有確當之論，例如〈立正安國論〉中有謂：「汝早改信仰之寸心，速歸實乘之一善。然則三界皆佛國也，佛國其衰哉！十方悉寶土也，寶土何壞哉！國無衰微，土無破壞，身是安全，心是禪定。此詞此言，可信可崇矣。」這是一種純主觀的唯心思想，以此思想而激起末法眾生對於自甘卑微心理之提攜和振作，所以日蓮對於日本佛教確有其不可磨滅之貢獻和建樹，至於能否用之於中國和其他區域，當然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然其建校的目標是在：「求真實奉至誠，尊正義除邪惡，為人類祈和平。」這是毫無宗派及地域色彩的觀念了。立正大學為了研究其自宗之學，設有一個日蓮教學研究所，所長由影山堯雄博士擔任，此已成為日蓮教派的最高研究機構，並已刊行了坂本幸男博士所編的《法華經的思想與文化》、望月歡厚博士所編的《近代日本的法華佛教》等書。
　　
　　然而宗學科並非僅授日蓮宗的東西，所以除了宗學概論、宗學史、宗學演習、宗史演習、祖傳研究、祖書學概說之外，尚有《法華經》概說、法華教學史、日本佛教通論、天臺學、佛教概論、印度中國日本佛教史、初級及中級梵語、宗教學概說、宗教史概說、宗教學特講、哲學概論、倫理學、宗教哲學、印度哲學史、佛教文化史、佛教美術、宗教社會學、宗教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禪學特講、淨土學特講、真言學特講等。
　　
　　佛教學科乃是在日蓮宗之外，以包羅全部佛教之研究為目的。唯其本校校長坂本博士是《法華經》或天臺教的權威學者之一，所以在佛教學科之下特設「法華教文化研究所」，由他兼任所長。故在佛教學科，也有點偏重於法華教文化。且看其所開課程：由坂本校長、勝呂信靜教授、日比宣正博士任講佛教學，中村瑞隆博士擔任佛教學概論、法華教學史、上級西藏語，野村耀昌博士擔任中國佛教史、佛教學演習、西域史研究，塚本啟祥博士擔任印度佛教史、印度哲學史、印度哲學演習，高木豐教授擔任日本佛教史，田賀龍彥及佐佐木孝憲兩位副教授分別擔任初級梵文、中級梵文、初級巴利文，松濤誠簾博士擔任上級梵語，石津照璽博士擔任宗教學概說、宗教史概說、宗教哲學，淺井圓道教授擔任《法華經》概說，兜木正亨教授擔任法華文化史，石田茂作博士擔任佛教文化史，望月良晃及久保繼成兩位講師擔任佛典概說，茂田井教亨教授的宗學概說，宮崎英修博士的宗史概說，渡邊寶陽副教授的傳道法，執行海秀教授的日本佛教通論，矢崎正見副教授的初級西藏語，金倉圓照博士的高級梵文，室住一妙講師的宗學特講，槫林皓堂博士的禪學特講，服部英淳博士的淨土學特講，龜井宗忠博士的真言學特講，菅谷正貫教授的哲學概論，村野宣宗教授的海外佈教研究。共計二十八位老師，其中有十三位是博士。
　　
　　再看大學院碩士及博士課程的佛教專攻者，有執行海秀教授的宗學特講（日蓮正宗教學研究），茂田井教亨教授的宗學演習（《觀心本尊鈔》講讀），影山堯雄博士的宗史特講（近代日蓮教團史研究）、宗史演習（近世教團史史料講讀），坂本幸男博士的佛教學演習（《大乘止觀》）、佛教教學特講（《摩訶止觀》），金倉圓照博士的佛教學演習（梵文《法華經》講讀），松濤誠簾博士的佛教學演習（印度巴拉克語研究──與梵文對照）及東洋哲學特講（高級德文哲學概論），布施浩岳博士的佛教史學演習（《法華經義疏》──道生，及《出三藏記集》輪讀），宮崎英修博士的宗史演習（日蓮聖人的真蹟研究），野村耀昌博士的佛教史學特講（《唐高僧傳》輪講），中村瑞隆博士的佛教學演習（西藏語譯的《法華經》講讀），石津照璽博士的宗教哲學（宗教哲學之範圍及其基礎），石田茂作博士的佛教考古學。
　　
　　有趣的是大正大學的校長槫林皓堂及其淨土學研究室主任服部英淳、真言學研究室主任龜井宗忠，均到立大來當講師，正像立大的校長去東洋大學當講師，我的梵文教授松濤博士也在大正大學當講師，此在中國恐怕是難見的了。
　　
　　立正的名教授當推坂本幸男、金倉圓照、布施皓岳、石津照璽、石田茂作等人。
　　
　　坂本是昭和二十九年的博士，著有《華嚴教學之研究》等書，今年已是七十歲的人了。
　　
　　金倉博士是今日梵文學界少數的權威學者之一，已七十多歲了，看來仍像五十上下的人，一次上課能夠連續講四、五小時而無倦容，真是令人敬佩。他是昭和六年的博士，距今已有三十八年，與他先後的同輩學者境野黃洋是昭和五年的博士，卻早已作故，如今他已成了碩果僅存的日本佛教之寶。
　　
　　石田茂作是昭和十六年的博士。
　　
　　布施皓岳是昭和十八年的博士。他在上課時，最愛找我談話，第一次上他的課，一開始就和我提起印度、中國、日本佛教的演變，說中國的已不像印度的，日本的也不像中國的，但有一個原則，如果不假以實際的修持，尤其是禪定工夫的體驗，一切的經教法相都是無用的，他說他看我的樣子一定很有修持，更盼我能在禪定上多用工夫。在兩個小時的課堂上，幾乎和我一個人談了一小時。原因是當他知道我是中國比丘，而今日的中國大陸已沒有了佛教。同時我也告訴他，我在三年前就已拜讀他的博士論文《涅槃宗之研究》，他把滿頭的白髮擺了幾擺說：「很難懂吧？」可惜他住京都，否則倒可以多多向他學點東西了。
　　
　　石津照璽是昭和十八年的博士，他是現在日本少數知名的宗教學家之一，他與另一位大正大學的增谷文雄教授同是日本宗教學會的重要分子，也都是佛教界的名教授。
　　
　　佛教學部部長野村耀昌博士，是中國佛教史專家，他的博士論文是寫的《周武法難之研究》，周武法難為時很短，資料也並不多，他竟寫出了一本厚厚的書。最近他又和野上俊靜、小川貫弌、牧田諦亮、佐藤達玄，合編了《佛教史概說》的中國篇，作為各佛教大學的課本。這也是值得一提的，過去各大學的課本均由各大學個別編寫，固尚不免有宗派色彩，現在則已由幾個大學擔任同一課程的教授共同執筆了，這也是日本佛教學界的一項進步的表現。但到目前為止，日本尚無一套完整的佛學教科書可供所有的佛教學校來遵行採用。

　　六、東洋大學

　　東洋大學在東京都的文京區，原來是一個哲學館，後又改為哲學館大學，到了明治三十年才叫作東洋大學。因此，它不屬日本佛教的某一宗派，而是與佛教有關的一個大學。它設有文學部、經濟學部、法學部、社會學部、經營學（商學）部、工學部，雖有文學部中的佛教學科，卻未設佛教學部。因此，在印度學佛教會的一百二十三位評議員中，立正大學有八位教授，駒澤有七位教授，大正有五位教授，東洋僅有西義雄博士一人而已。然由東洋大學培植出來的佛教人才，現今已在擔任佛教界的要角者也不少。因其不將自己侷限於某一特定既成的宗派影響之下，故與其他的佛教大學有所不同而使其引以自豪。

　　現在的東洋大學有教授一四三人，副教授八十九人，講師三二五人。

　　它也設有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的佛教學專攻。開設的講座有：西義雄博士的梵文文獻研究（華嚴《十地經》）和俱舍哲學，坂本幸男博士的佛教學特論，田村芳朗的法華原典研究，勝又俊教教授的中邊分別論研究，宮本正尊的印度哲學特論，金岡秀友的西藏文入中論，玉城康四郎的印度哲學演習，結城令聞的佛教學特論。

　　在文學部的佛教學科，開有佛教學概論、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日本佛教史、佛典學、宗教學概論、初級梵語、印度哲學史、原始佛教研究、法華原典研究、真宗學、《大乘起信論》、俱舍哲學、《金光明經》之研究、《中論》研究、印度哲學演習(P.T Rajui The Concept of Man in Indian Thought)、真言學、巴利語、西藏語、上級梵文、宗教社會事業、宗教法概說、阿毘達磨之研究、巴利語佛典講讀、禪學。

　　我們從其所授課目而看，就讀這個大學的人，確實可以學到一些重要的學問。

　　七、教學研究

　　日本的佛教大學，和普通大學沒有什麼不同，在學程上，必須完成了小學六年、中學三年、高等學校三年，計十二年的學歷而且取得了卒業文憑及成績單之後，始能報考大學部。大學四年的學分及學年修畢之後，始可報考大學院的修士（碩士）研究，如果兩年之中完成了修士的學分和論文的撰寫，便可報考博士課程。修士是不太困難的，要得日本的佛教學專攻的文學博士就很難了，如果修完學分之後，不再繼續於研究工作的努力，那是永遠得不到的。假使繼續研究著述，也許要到十年、二十年後，才會得到博士學位；有的人縱然一生不離教學崗位，也無法獲得博士學位。

　　由於佛教的大學必須合乎日本的大學制度，所以凡能進入大學院的人，在學問的工具和方法上均已有了一個基礎。所以當教授在講梵、巴、藏、漢的各種原典之時，只要是選修某一課學分的學生，必定能夠接受。我初到日本，連日語尚未完全聽懂，便選了巴利文、梵文、德文的課，結果只有瞪著兩眼發呆，好在我雖不全悉其語言，卻能明白其語意。其他的日本同學卻聚精會神地振筆疾書──他們筆記的速度之快，並不亞於臺灣各大學的學生。他們不但當堂記，而且預先做了逐句的抄錄，事後還要整理。他們對任何一課，均極重視預習與複習，大多數的問題均已在預習之際由學生自己解決了，故在上課時有的教授根本不講解，僅指導或糾正學生的錯誤而已。這對於聽慣了大座講經的中國人而言，實在覺得不高明，中國的講經法師那種滔滔辯才的氣魄，在日本的佛教大學中是找不到的。

　　最妙的是教授常會對著課本或經論的某些字義，向學生們說：「對不起，這個我還不知道哩！」這在中國，一位法師在講某一部經論時，如果也說出這麼一句話來，實在是很難相信的，但在日本則視為平常。

　　這是由於中、日兩國學風的不同所致。中國重於廣涉博覽和融會貫通，可以說是重於直覺性的頓悟法門。日本則重於精細綿密和追究源頭，可以說是重於思辨性的漸進法門。若以學風而言，今日中國佛教相似於印度後期大乘的學風，今日的日本佛教倒近於印度部派時代有部論師的學風了。

　　考究起來，此均有其優劣之處，如果一味地接受中國佛教的學風，所謂籠統真如、顢頇佛性，就會形成滿街都是不切實際的冒充聖者的局面。如果一味地接受日本佛教的學風，所謂尋章摘句、鑽牛角尖，就會形成盲人摸象越摸越不像的迂曲不經的局面。

　　老實說，今日中國佛學的研究，尚是為信仰、為實行而做的工作；今天的日本佛學，已在漸漸脫離宗教信仰的本位而將自成一個學術文化的立場了。然而，僅重信仰而不能切乎事實的現象，此一信仰便無法使得高級的知識階層接受；若是僅為學術文化而對佛教做各方面的考察研究，豈不又與佛陀應化人間的本懷相背了嗎？

　　這也正是我們要努力來為之彌補完滿的一大課題。

　　最後我要補充一說的，是中國僧尼之在日本留學，無一不值得敬服，大家都以私費到日本讀書，國內教界卻還有人抱著懷疑的態度在想：他們在日本究竟做些什麼？告訴您，我們是在認真的讀書。從一個不同語文的國家到另一個國家留學，必須努力地學，始能真的留學而真的學到東西。否則，如果基礎不好或者語文不通，那就根本別想學到什麼了。日本大學對留學生雖然略有優待，但是教授不會免除你的心得報告和考卷。假使我們在日本住了幾年之後，沒有東西帶回祖國，或者無有可為祖國教界增光的話，那是我們自己的奇恥大辱。所以寄語祖國，並為祖國祝褔。（一九六九年九、十月《香港佛教》一一二、一一三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