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追求卓越的大師對談
去（一九九九）年的春天，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幾位主管，和我討論二○○○年要辦些什麼活動，才能對未來的社會有較大的貢獻？因此策畫了一系列對談、鼎談、座談的安排。至於邀請的人選，除了國內的，也希望有國際的，最好能夠安排一場到兩場和諾貝爾獎得主的對談。在此之前，我已經跟兩位諾貝爾獎得主舉辦過座談會，那就是達賴喇嘛和李遠哲。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長楊國樞建議，在二○○○年秋天，他們召開院士會議，不妨聯絡其中幾位得過諾貝爾獎的學者。經過多次的磋商，認為還是邀請李遠哲院長最為方便，很快的，也得到了李院長的允諾。時間是選在第十任總統大選之後與就職之前。
希望討論的一些問題，提供給新政府的領導階層，作為施政參考。那就是在二十一世紀，我們應該有些什麼樣的準備和需要？經過多次商討，首先界定在人文和科技、本土與世界。其中為我們聯絡的有兩人，一是法鼓大學校長曾濟群，一是台灣大學教授黃俊傑，並確定邀請台大校長陳維昭為主持人。接著就由聯絡人、主持人和我，共同商討主題大綱，達成三點共識：
（一）從人類社會的發展談生活科技與資訊科技的未來。（二）多元文化的培養與社會價值體系的創造－多元文化與族群和諧。（三）全球化與本土化－世界性思維與本土性觀點。
在主題確定之後，便於四月十日下午三點，專程到南港中央研究院，拜訪了李遠哲院長，當他看到對談的主題大綱，覺得很有內容，也極為鮮明。同時，我也帶了我的《法鼓全集》一套，贈送該院思亮圖書館。
我為了這場對談，收集了許多資料，也看了幾本以資訊科技和生物科技相關的著作。例如奈思比（Naisbitt）父女兩人合寫的《高科技高思惟》，這可以使我不致於在探討第一個主題的時候，變成目瞪口呆，一無所知，看了這些資料之後，再用佛法給予融會貫通。
四月十四日下午三點至五點，假台北市圓山飯店國際會議廳，公開對談，上台之時，我由於多日來的極端忙碌，而且會議連連，已經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因為白天沒有機會休息，晚上睡眠時間又很少，終日感到唇乾舌燥，兩眼浮腫，左眼的角膜充血，而且有些刺痛，不要說上下樓梯感到困難，就是上下汽車，也覺得費力。在這樣的身體狀況下，我真懷疑這場對談，還能從我的頭腦裡，擠出什麼對大家都有用的話來。尤其從去年春天以來，我的攝護腺有些肥大，膀胱收縮的功能弱化，所以引起頻尿。曾有一段時間，服用了榮民總醫院醫師處方的膀胱鬆弛劑，是美國製的NYTRIN，頻尿狀況有了改善。但是在這一段時間裡，由於忙得不可開交，加上也有醫師建議我不要常服西藥，因此中斷了一陣子，然而頻尿的現象又出現了。故對這場對談，真是有點力不從心。
▲李遠哲院長與作者就跨越二○○○年的前景進行對談。
座談一開始，就由主持人介紹我們兩位，然後請李院長先從第一個主題開始發表他的看法。他講了十五分鐘，內容很紮實，我竟然沒有辦法集中精神把它聽進去。接著由我發言，我首先提出了一份資料，那是根據勞勃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在去年底出版的一本新書《省思被蹂躪的世紀》（Reflections on a Ravaged Century）資料中告訴我們，在二十世紀的一百年間，非自然因素而死亡的人數，大約有兩億，其中三千萬死於戰爭，一億七千萬死於政治、種族、階級等的迫害。
到了二十一世紀時，雖然許多的科學家認為由於科學昌明，可以避免人類的戰爭。事實上除了不能夠消弭戰爭所帶來的威脅之外，生活科技和資訊科技的發展，也同樣會對人類的安全、社會的和諧帶來災難。
如何地未雨綢繆，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因此，我也宣布了另一個訊息，就是奈思比先生發起了一項全球研討會議（The Global Academy），討論基因工程對於人類的影響。第一屆是今（二○○○）年五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召開，明年還有兩次會議，分別在歐洲及美洲召開，最後一次國際高峯會議，再回到北京大學召開。他們分別邀請了六大類世界頂尖的領袖人物為代表，繼續共同討論。所謂六大類的代表是科學家、生物倫理學家、宗教精神領域的神學家、藝術家、作家、以及科技管理界領袖。到目前為止，佛教徒中，已確定被邀請擔任顧問的有二位，就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舒曼教授和我本人。
第一次會議，我雖無暇出席，但在明（二○○一）年的會議中，我會提出代表佛教的看法，因此也建議我們新政府的領袖們，花一點心思在這方面。然後我提出了一個觀念，在發展科技的同時，要預防科技為人類帶來的後遺症；這必須要先預防，不能期待後來的科技，是可以處理以前科技所遺留的問題；但願未來的科技為全人類造福，而不是科技使人類受害。
李遠哲院長對科技是很樂觀的，不過他也認為科技的發展有助於人人平等，科技發展必須超越國與國的戰爭，才會給人類帶來好處。他又說，科技的發展如果還是運用在國家與國家的競爭的話，人類社會仍然得不到科技的好處。戰爭不是解決糾紛的手段，因此未來人類必須超越國與國競爭的格局，那麼科技發展才會帶來好處。
李院長對我所公布二十世紀非自然死亡的人數是兩億的數據回應，他說由於科技的發達，二十世紀比十九世紀的人口增加了數倍，所以還是合算。當然，他也注意到，造成人類非自然因素的死亡，應該是可以避免的。而我的立場，並不是說科技殺死了兩億人口，而是希望以人文思考和指導，避免人類的迫害殘殺，眾生平等，不應該讓一部分的人死於非自然因素，讓另一部分的人長壽健康。
後來討論到多元文化和本土化的問題。美國的社會，就是多元文化的結合，因此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新美國文化。我們台灣正在朝這個方向走，提倡本土化，也接受外來以及多元的文化。我說，拿宗教來說，多元化之後並非壞事，讓大家有更多的選擇、更多的觀摩切磋，以及不斷改善成長的機會。最後我又提出，中國的文化就是所謂由多種民族融匯而成的，漢文化並非一成不變，由於佛教的傳入，使得中國文化的內涵更豐富。這樣的觀點，李院長也是同意的。
接下來，討論本土化與全球化的問題。兩人都認為本土化是全球化的基礎，全球化是本土化的延伸，吸收和發展是互補的。如果僅僅死守著本土化，而排斥外來的，那是一條死路。談到對「中國人」的定義和看法，包括了主持人陳校長，三人都同意以血緣的、歷史的、文化的、語言的角度來看，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應該是中國人；也就是指的漢文化、漢民族，在國際上一向被稱為中國（China）及中國人（Chinese）。政治的體制可以改變，中國人的事實是不能否認的，否則的話，台灣跟對岸大陸的關係，會越來越麻煩，在感情上、言詞上都會產生衝突與爭執，甚至引爆戰爭，那是既不智慧也不慈悲的。
這場跨世紀的對談，的確有它的特色：（一）由我們三人同台，是非常難得的，因為他們兩位是代表學術及教育的科學家，而我是宗教師。（二）所談的主題，具有時代意義，雖然沒有談到政治和經濟，但對台灣未來的人文政經的穩定成長，必然產生一些影響力。
（三）對於陳水扁先生登上總統寶座，李遠哲院長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力。這場座談會的建言，應會有些作用的。（四）對於台海兩岸之間的緊張氣氛，我和李院長都在憂心忡忡，卻不悲觀。我祈禱兩岸的領導階層，都要用智慧和慈悲來互相包容，不要一個說：「你不聽我就打。」另外一個說：「就是打也不怕。」李院長正在主張地球村的遠景，何況台海兩岸人民也從未有過深仇大恨。
抱病上台，並未失常，應該是佛菩薩的加被。此後我也一直害病，四月十七日到了美國，還是眼睛紅腫，氣弱聲啞，一直又拖了幾個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