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百年大地震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對台灣來說，是代表著大災難的一個日子。它奪走了二千四百多條人命，讓數十萬戶人家在一夕之間，或家破人亡，或流離失所，使得整個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口，投入緊急的救災行動；同時，也使得全世界都向台灣伸出救災的援助之手。我們法鼓山全體的僧俗四眾，自然也不例外，從那一天清晨開始，一直到現在，甚至於可見的未來幾年之間，要持續推動災後人心重建的工作。
這次的大地震，發生於九月二十一日的凌晨一點四十七分。當時我由於身體健康欠佳的關係，正在北投山上中華佛教文化館靜養。地震發生的當時，我在睡夢中被驚醒，下意識地體會到一定有很大的災難發生了，這時電燈、電話全部斷線。我是不會看電視和聽收音機的，因此不太清楚外邊發生什麼狀況。早上五點，想要跟各方面連絡，都不得要領，只好親自在六點多至基金會辦公室。首先找到副執行長果肇比丘尼，七點多，秘書長戚肩時也趕到了基金會，向我報告狀況，已經知道新莊市的一棟叫「博士的家」的大樓，倒塌之後，有許多人罹難。
▲作者探視「博士的家」的傷患。
還有台北市有一棟房子「東興大樓」，也全部震塌，傷亡的人數相當嚴重。同時，也知道有我們法鼓山的信眾，自動自發地趕到了這兩棟震塌大樓的現場，從事慰問和搶救的工作。
對台灣中部的狀況，由於聯絡不上我們當地的信眾，所以也無從指揮工作和了解狀況。當時我想找到法鼓山福田會的成員，一同前往災區現場關懷，但是大家都非常的忙碌，無法前來。此時，大家都在使用大哥大互相找人，但也不是相當的靈通，好像有線電話中斷之後，無線電話也有了故障。
因此，我決定親自去災區的現場一趟，了解實際狀況之後，再行處理如何進一步的投入救災的工作。由於東興大樓的現場，唯恐發生意外的危險，被緊急救難的單位封鎖，所以我們的信眾在它的對街，設立了一個服務的攤位。他們勸我不要馬上過去。我僅草草的吃了一點東西之後，就帶著副執行長、秘書長、機要秘書及駕車的侍者等五人，到了新莊。因為那兒已經有我們數十位信眾，在參與救災及助念的服務。
在距離「博士的家」尚有兩個街口，車輛已經無法前進，只見到滿街的人潮，正湧向塌樓的現場觀看，不知道他們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態，好像只是為了看熱鬧，而不是為了救災。為了不妨礙救難工作的進行，所以陸軍單位已經派人把現場附近兩條街的範圍內，都列入禁止進入的危險區。本來我們也被擋在警戒線外，恰巧被一位媒體的記者發現了我，就把我們帶到救災指揮中心。那兒的負責人是一位上校軍官，知道我是聖嚴法師，便很客氣地告訴我救災的狀況。當時還有好多人被埋在倒塌的樓層底下，家屬們等在外面，非常的焦急和痛苦，要我去安慰他們。
有幾十戶人家，是從那棟大樓裡邊搶救出來的，有的還有親人正等待著被挖掘搶救，有的是親人重傷送去了醫院急救，他們似乎失去了一切的希望，而被安置在鄰近的一座學校裡，並希望我去一一的安撫和慰問。接著趕到了台北省立醫院，由院長陪同走過一張張的傷患病床，我只有為他們祝福慰問，為他們祈禱，早日康復，並且鼓勵他們要努力地活下去。然後又到了板橋殯儀館，見到了許多罹難者的遺體，以及痛哭失聲的家屬；我為亡者念佛，也勉勵家屬們念佛；這時候，既為亡者悲傷，更為那些罹難者家屬難過。當發現他們對著我哭泣時，我也很想陪他們一起哭，但是想到自己是位宗教師，是來慰勉他們的，所以強忍著眼淚，只是默默地念佛。我發現對於我的慰問，為他們帶來了勇氣和心理的安定。這證明在苦難臨頭的時候，宗教信仰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行程中，用大哥大手提電話跟中華電視台的總經理楊培基建議，我們法鼓山願意拋磚引玉，捐出新台幣五百萬元，作為救災之用。也請該電視台為全國同胞全面的響應救災的運動，慷慨解囊。因此，當天該電視台不斷地播出呼籲捐助救災工作的臨時廣告，其他各家的電視媒體，也在不斷地播出號召參加救災、勸募救災。
當天我從災區慰問後回到基金會時，已是黃昏時刻，我們只能用微弱的手電筒來作為室內的照明，召開了一次賑災會議。我作了幾項重點的指示，由僧團、基金會、護法會全體總動員。重點有三項：1.成立指揮協調中心；2.護法體系十月份的勸募工作全力投入九二一救災募款，專款專用；3.我親自到中部災區慰問。
九月份，我到中部災區去了兩趟。第一趟是九月二十二日，首先至台中縣豐原市的救災中心，以及當地醫院的急診病房，巡視了在庭院中臨時停屍的帳棚；然後又到台中市立殯儀館。滿處看到的都是遺體，還有些被曝曬在炙熱的陽光下，已經有些腐臭。為了希望得到更多的冷凍貨櫃，來停放罹難者的遺體，我就打電話到長榮海運公司，請求支援，他們的副總裁鄭深池回答說，他們已在全力以赴配合救災。同時，台中市政府的官員，也在擔心著罹難者的家屬，會要求擇日火化或者土葬，增加許多人力、物力的負擔。尤其在大熱天，遺體容易腐臭，恐怕會惹來瘟疫。我就要他們透過當地的電台，把我的話傳達給全體的民眾說：「根據佛教的信仰，只要虔誠恭敬，不必一定要選日期；莊嚴隆重的念佛誦經，隨時火化，都能夠使得往者超生。」因此，罹難者的遺體幾乎全數採用火葬，而且沒有經過擇日選時的手續。
▲地震發生後，義工便自動自發在南投高中設立臨時指揮中心。
當天下午，我到了南投市立殯儀館，以同樣沉重的心情，為亡者祈禱，給生者安慰。晚上又趕到中興新村作了慰問之後，就連夜趕回台北。二十三日，一連召開了幾次的會議，其中最重要的是災後人心重建的會議，除了僧團、基金會的各部門主管之外，也邀請到法行會和法緣會的相關專業人士，共同商討。我首先向與會的人員報告了二十二日中部災區的所見所聞，對於中部地區的護法信眾，能夠自動自發地以受災戶來從事於救災工作，實在非常的感動。其中有三點特別感到稀有難得：（一）「大潤發」批發公司，無限制的供應法鼓山需求的救災物資，大量供應食物、飲料等生活用品，免費的用卡車送到災區我們所設服務站的現場。（二）我們有幾位信眾，主動地在南投高中體育場，擺設了一張服務站的桌子，就有許多送救濟物品到災區的善心人士，將東西交給法鼓山服務站來處理，然後由救難隊的人員將物資送上災區的災民手裡。同時也由我們的信眾透過當地的鄰里關係，快速的達成救急的任務。我也看到了當地的幾位義工們，就在我們的服務站，埋鍋炒菜、煮飯、下麵，供應大群無家可歸的災民。（三）當地法鼓山的信眾們，主動的參與為亡者助念的行動，他們交替著往返於殯儀館及醫院罹難者遺體的場所，不眠不休，這並不是我們法鼓山指揮部門所發動的。但是從物資的救濟到人心的重建，往後還是必須要有組織計畫，應該有一系列的規畫。
我提出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呼籲：「房子倒了，但是人的心不能倒！」大地震之後，物資的破壞和缺乏，當然需要由大家來及時照顧支援，至於人心的不安、恐懼、憂慮，則需要長時間來輔導恢復。因此，我們作了幾項構想：1.印製「安心服務手冊」；2.訓練安心服務的人員；3.透過各項媒體，作車箱、燈箱、電話卡的廣告，以及安心短片等，打出救災的標語，介紹安心的觀念和安心的方法。以我的觀察，災區雖然只是台灣中部及北部的幾個點，受到影響的卻是台灣全體的人民，所以希望大家都用關懷災情，投入救災，來治療自己受災的傷痛。
九月二十四日，是中秋夜，原先準備在法鼓山舉行擴大的中秋晚會，我臨時交代僧團和基金會，把中秋晚會改為三時繫念超度法會，來超薦九二一大地震全國罹難的菩薩們，當天有兩千多人到場。因為我們沒有通知各級政府首長及媒體記者，所以外界並不知道我們這麼快就舉行了一場超度大法會。
▲一則則公益廣告，刊登作者的法語，提醒人心更堅毅。
那幾天，我的身體始終很不舒服，同時又加上齋明寺原任住持往生，我必須前往探視，以及召集他們的家屬商討料理後事的種種問題。我是一切尊重他們家屬的意見，法鼓山只是配合著將事情辦好。雖然他的家屬對我們沒有太多的要求，畢竟他是原任住持，我是現任的住持，必須為之辦得隆重莊嚴，讓往生者有尊嚴，讓家屬有安慰，所以我們就以這次的三時繫念，完成了這兩項任務。除了超薦地震罹難的亡者，也是為了江張仁居士的往生而代為他廣結善緣，於是就請他的家屬作為當天齋主的代表。
我從當天早晨到下午，主持了好多場會議。下午的三時繫念法會登壇時，由我作了開示之後，還來不及用晚餐，我就立即驅車前往台中的災區，因為那邊還有一個重要會議等著我去主持。
晚上七點左右，我召集了中部地區各位從事救災義工信眾代表，聽他們的報告，發現有許多的狀況需要馬上處理、立即支援。我帶著法行會的劉偉剛、護法會的陳嘉男、福田會的王景益，還有基金會的果肇師，以及另外幾位僧俗弟子去赴會，指示了馬上辦的處理方式，讓需要支援的地方，即時得到幫助。例如聽到說需要四輪傳動的車輛，才能夠把救援的物資送進路面已經受到破壞的災區，這原本是相當困難的事，結果在幾分鐘之內，就由劉偉剛菩薩向他中部的朋友調動到五十輛，而且都有司機。另外，聽說全台灣的帳棚，全部已經被蒐購完了，而災區的災民就怕馬上下雨，因為還有許多人是睡在露天的馬路邊上。我就交代，必須想盡辦法找到帳棚，不計代價，結果居然找到了六百頂，雖然是舊了一點，在第二天，就迅速地送到災戶的手上，這真是一項大功德。
同時我對於以台中分院為中心的中部地區信眾們，能夠對救災工作如此地投入，而且做得那麼周到，表示十分感謝。由於我們以往沒有應變救災的經驗，所以顯得上下的指揮系統有些凌亂。以後可以把中部的經驗，整理成為工作的檔案，以備未來法鼓山全體的參考。當晚一直到了十一點多，才讓我休息。
九月二十五日一大早，由當地的居士陳治明、王崇男等開車帶我們向東勢鎮大雪山方向出發。過了豐原，進入石岡，就看到怵目驚心的景像，沿路許多的店面、住宅，都已塌倒毀壞，道路、橋樑全都凹凹凸凸。到達大雪山，看到整條街的房屋，已全部倒塌，沒有一戶能夠倖免。然後到了救災指揮中心，救援的物資堆積如山，這都是代表著全國上下對於災民關懷的心。然後到達東興國中，看到一群穿著法鼓山義工服的菩薩們，但都不是我所熟悉的人，一問之下，才知道前兩天法鼓山有一隊從台北來的義工，支援當地的人士，指導他們自己組織成為一個義工服務隊；也就是說，台北法鼓山的義工隊把當地的人士，在一天之內，訓練成就地取材的義工隊。像這種技術和觀念的支援，則是另一類的救災行動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事。然後我就訪問了災民臨時居住的區域，並且慰問受傷情況較輕而未住院的傷患。
接著我去慰探災情非常嚴重的「王朝大樓」，它已全部橫向倒塌，死傷人數很多，雖然已經過了四天，搶救的工作還沒有停止。我們看到一隊俄羅斯來的救難人員，正在那兒進進出出，若干生還的家屬，還在那邊苦苦地等待著失蹤親人的消息。
我這幾天，每到一個災區，都會被媒體發現，所以不斷地會在電視及報紙上，出現我到災區關懷的鏡頭；相反的，許多媒體希望為我寫採訪的專題報導，都被我婉謝了。因為我實在沒有心情要對媒體講什麼話，除了為亡者哀傷祈福，為生者安慰禱告。我通常都是用一句話：「要為罹難的菩薩祈禱，要為受災的菩薩伸出溫暖的手。」來回應記者的要求。那天在王朝大樓前面，我也對一些媒體作了同樣的呼籲。
那天在當地，有好幾百具遺體要入殮，就請我們法鼓山台中分院的菩薩們，主持了這項儀式。有生以來，我見過的遺體數量已經不少，可是在這五天之間所見到的遺體，可能要超過我一生所見的總數；所謂國土危脆，人命無常，在這幾天的感受特別深切。
說起為罹難者超度的佛事，原來在南投、台中、台北的地方首長們，都有跟我們接觸，希望我們能夠承辦大型的法會。後來由於佛光山、中台山、靈鷲山等大道場，都主動的跟政府接觸，願意承辦，所以我們除了農禪寺的三時繫念，只作了小型的、個案的法會。在那一段時間，我們法鼓山的僧團雖然也辦了十幾場超度活動，以及數十次助念關懷。但是，在大眾傳播的媒體上是看不大到的，所以在那一段時間法鼓山給人的印象，非常明顯的是跟其他幾個較大的佛教團體，有所區隔。那就是我們所做的，是側重於人心的重建、精神的安慰、觀念的矯正，雖然我們也作了物資的救濟、法會的支援，在形象上應該是屬於更重視精神和心靈層面的團體。
這是因為二十三日那一天，所召開的人心重建會議中，請到了法行會的幾位專業人員王俠軍、段鐘沂、喻淑柔、楊慧華、張葆樺等。他們都是從事於廣告、傳播、藝術以及社會活動的專家，每一個人都有相當的創意和智慧，他們想出了好幾個可以實施的案子：（一）成立安心服務團，由張葆樺擔任團長，林知美擔任副團長。（二）由王俠軍和張光斗去日本，邀請研究阪神大地震的專家學者，來台灣傳授災後人心重建的經驗。（三）由段鐘沂去接洽各家立體和平面的媒體，以顯著的大幅廣告，刊出我的法語「台灣，加油」。（四）接洽跟公共廣告相關的信眾，在各大公共場所，運用我的法語，免費提供車廂、燈廂、電話卡廣告及安心短片。（五）由楊慧華、楊蓓及朱德庸策畫，用我的法語，加上朱德庸的漫畫，楊蓓的心理輔導原則，編印「安心手冊」及「安心卡」。
後來這五個項目經過接洽之後，只有第二項未能實現。其中的安心服務團，訓練了三個梯次，有八百多人；安心手冊及安心卡印了一百萬份；「台灣，加油」的廣告影片及廣告版面，在各大媒體播出和刊出，都是出現在重要的時段及主要的版面，並且是密集而連續的播出和刊出。
▲以作者法語編印而成的安心卡。
因為用的是大眾傳播媒體的廣告資源，為了避免引起非佛教徒的反感和心理的不平，所以在我的這一波廣告播完之後，也邀請中央研究院院長代表知識界，花蓮基督教門諾醫院的院長代表其他宗教，以同樣的時段和版面出現。結果除了收到正面的效果，並沒有引起負面的議論。這個活動，是由台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出面提供的。
「台灣，加油」那一段廣告詞的拍攝及製作，大家想不到我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完成的。我在前面說過，那一陣子身體的健康出了些麻煩，加上連續在災區奔走、策畫救災的活動之後，在九月二十七日住進了榮民總醫院。當天在密集的為我作全身逐項檢查之後，擠出一個半小時的空檔，就在榮總的庭院，接受了錄影訪問。我的身體非常虛弱，頭腦不聽使喚，喉嚨也不容易發出聲音，仍然在錄影機前，一次又一次地要我說出一段「台灣，加油」的話來，經過剪接，在播出及刊出的畫面上，是這樣的十二句話：
「我們什麼都損失的時候，你還有一口呼吸，表示說你還非常的富有。
在受苦受難當中，還能夠把自己的苦難放下，還能夠幫助他人、利益他人，那就是大菩薩。事情已經過去，我們一定要面對現實，樂觀奮鬥，這次在災難之中，受苦受難的人都是菩薩們。」
因此在十月上旬，各家的媒體也對我作了密集的專訪報導，包括電視、電台、報紙、雜誌，其中有一篇是《中時晚報》記者陳世財所寫，於十月六日刊出，題為「災後台灣，安心第一」，相當感人。它的第一段是這樣說的：
「九二一大地震的所有罹難者都是大菩薩，是老師，用生命作教材，現身說法，代替兩千兩百萬台灣人受災受難，救了我們下一代。我們應該從過去的錯誤中學習重生、感恩，讓社會充滿祥和與善良。」
後來在林口體育館，於十月十一日由國家主辦的「九二一大地震全國追悼大會」中，李登輝總統以元首的身分致詞，首先引用了一段基督教《聖經》的話，接著就引用了我上面所說的一段話。萬想不到，李總統把我說的一段普通人的話，跟基督教的《聖經》同時運用，應該不是因為我個人的關係，而是讓這一段話代表佛教的立場，對受難者的關懷，所以沒有用我的名字，只說是一位佛教界的領袖所說。後來在美國《世界日報》有一則小方塊的文章中提到我以上的這段話，雖認為不是佛教的思想，但是運用得很好。其實，這就是大乘佛法的觀念，與一般所說因果的思想略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