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與戴大使談心
十月十一日，星期六。
今天在早餐之後，戴大使跟我交談了一個小時。因我馬上就要離開，彼此都有點依依不捨。他是我四十六年前陸軍通信兵學校的同學，畢業後，不僅沒有碰過面，也未通過信。他是流亡學生，十五歲隻身從軍到臺灣，憑自修補習，考取大學，獲得獎學金赴美留學，完成博士學位。他的恩人是趙麗蓮博士，鼓勵他、支援他，成為外交官，進入新聞局。直到他當了副局長，以及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委員，因昔年軍中的另一位同學尹祥伊的關係，彼此才有機會重逢見面。只因他是官員，我是僧侶，行業不同，聚首的因緣也很少。這次我到羅馬訪問，能有整整七天相處，受他照顧我，招待我在他的官邸落腳，麻煩他的夫人呂瀟男女士，準備中式早餐，清理起居環境，乃是我的殊榮。
戴大使建議我，宜及早建立久遠性的規制，來為佛教的教團作永續經營的打算，否則可能在我身後，各項由我所建的佛教事業，便會人亡政息。例如天主教教會從西元三一三年起，歷經近一千七百年，教會雖經數度分裂，迄今依舊是世界最鞏固最龐大的宗教組織。
▲聖嚴法師在戴大使官邸與戴大使夫婦合影。
我的回答是：「以佛教的原始體制，加上中國文化的特性，要學天主教的教皇制度，並不容易。」
所謂佛教的原始體制，是指釋迦牟尼世尊的僧團制度，名為僧伽的組織體；實質上並不是一個有縱有橫的組織體。佛說：「佛不領眾，佛在僧中」，又說：「依法為師，依戒為師，依律而住。」使得僧團只有自然的倫理觀念，沒有行政組織的領導中心，彼此的聚散，不受任何約束，成員僅依理想的正法及戒律，若不依法依律，雖遭團體摒棄，卻無任何力量規範他們。所謂十方常住十方僧，可以到處在別的寺院掛單，也可隨時離開。中國古代政府曾對僧尼實施度牒制，出家、掛單、行腳、返俗，都受控制，也受保護，但那不是佛制的教會組織，而是政府的型態。所以大乘佛典中，都將護法的任務，託付給王臣，佛教也隨著歷代王臣的動向而盛衰起落。
所謂中國文化，是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觀念，只要有了人才，那個王朝就能接替前朝而隆盛一時，如果人才凋零，那個王朝便會衰微沒落，而被新的王朝接替。因此不像日本的天皇，雖也曾有問題，永遠還是同一個皇族。西藏佛教的轉世制度，雖非佛法，也非民主，但有其穩定性；泰國的僧王制度，也非佛法，卻有其安定力。故在中國文化背景下要佛教建立像天主教這樣的制度，大概還做不到。例如在日本，雖經歷史的演變，但其憲法基本精神，始終會追溯到聖德太子於西元七世紀初所立的十七條；美國立國二百多年，國家基本精神是立國之初的憲法及獨立宣言。不像我國的憲法精神，是可因政治理念的不同隨時修改的。
雖然如此，這也有我們的好處，那就是只要有人類文化的時代和環境，就會有人需要佛教，所以我們永遠不會失望，永遠要培育人才，永遠要為適應每一個時空環境的需要而全力以赴。佛教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能否推展出一套美國憲法式的教會制度來，尚待佛教徒們的努力。
在我出國訪問的經驗中，這是第二次住在外交官的官邸，一九九一年七月訪問哥斯大黎加，住在參事周明義居士的官邸。但是我有一個旅行原則，出外訪問最好不住在家人的私宅，因為我的起居是起得早也休息得早，不希望整天有人找我談話，特別是人口眾多的家庭，會為彼此帶來干擾。
所幸我住的這兩位外交官的官邸，孩子都已大了。譬如說戴大使只有一個獨生女，已經獨立生活，正在臺灣，讓給我的那個房間就是他女兒住的。而且官邸是在一個山丘上，四周是一片蒼翠幽靜的樹林。
上午十點，搭乘中華航空公司的班機飛返臺北，經過十多個小時，已經是第二天，十月十二日的上午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