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到美國十五年
我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由東京飛到美西舊金山，同月十六日再飛到美東的紐約，過了陽曆年就一邊幫忙美國佛教會大覺寺的寺務，同時由沈家楨先生資助，幾乎每天搭乘地下鐵路至城中區補習英文，達二百多個小時。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我生平第一次借大覺寺以禪者身分為中西人士指導禪修的基礎方法，然後即於每週日午後，由我負責禪坐活動，西方青年，日漸增加。
同年二月一日的週日法會，由我宣講《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此乃我到美國後的初次弘講，對象是該寺二十多位信眾，僅二位是西方人。
同年五月三日，正式開班，次第學習禪坐課程，每週一課三個小時，共十四週，至八月七日結業，學生僅得四位，三位西方青年，一位中國青年，到目前為止，其中尚有兩位，還經常參加我們的修行活動，並且擔任我的英語翻譯，那便是王明怡及保羅‧甘迺迪。
同年八月五日，美國佛教會為了慶祝美國建國二百週年紀念，到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的松壇廣場露天大教堂，啟建四百多位中西方人士參加的大法會，我與沈家楨先生同被推為大會的演講人，我那篇講稿，後來被收在一冊中英文對照《禪》的小書中。
同年九月十五日，先師東初老人，從臺灣來美訪問，至十月上旬，僅二十來日，分別住於大覺寺及東禪寺。並於九月二十四日陪伴參觀沈先生的菩提精舍及世界宗教研究院，翌日訪問紐約大學石溪校園、哥倫比亞大學等地。並於十月三日應邀在大覺寺開示，他除了讚歎沈家楨弘護佛法的功德，並列舉近代居士對佛教的貢獻，同時建議應當培訓弘法人才。
同年九月十九日，美國佛教會召開第九次會員大會年會，我被選為新任董事，兼副會長及大覺寺住持職務。此乃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擔當住持寺院及教會行政的工作，我到美國之初，原希望多充實自己，結果是自此之後，便走上了積極弘化的路程。
我在美國佛教會，一直住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清晨，為了東初老人圓寂於臺北，而不得不請假火速搭機東返，也就從此種下了告別美國佛教會的遠因。我在美國佛教會，先後整整兩年，除了受到沈氏夫婦的照顧，也向會長敏智老法師學到不少做人的道理；與我配合得最愉快的是經常抱病的日常法師；給我支援最多、愛護最切的是我在中國大陸時代的佛學院老師仁俊法師。在弘法及學習語文方面關心我最多的是趙曾玨教授。
我在那裡也接觸到不少來自各地的名人訪客，例如西藏大喇嘛大寶法王卡瑪巴以及特勳活佛、陳健民上師、日本的佐佐木樵舟禪師、世界級名建築師貝聿銘博士等。無怪乎，當我辭職時，許多人為我惋惜，離開了這樣好的環境。
我於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處理完了臺北祖庭的寺務，回到紐約，而美國佛教會董事會，又給了我一份職務，決議將該會原設於臺灣新竹福嚴精舍的「駐臺譯經院」，遷至臺北北投的農禪寺，由我兼任院長。結果由於我個人兩地往返，經費支出、人事管理、對譯經工作的進度，都很困難處理，同時我又擔任了中國文化學院的教職，更形忙碌，故對美國佛教會的任務，已感無能勝任。到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召開的會員大會年會中，便提出了堅辭本兼各職的請求，並且獲得大家的諒解。到十月二日，就離寺返回臺北，而與美國佛教會的因緣，從此告一段落。
▲美東大乘寺的湖心亭。
我在大覺寺期間的主要活動，而且影響深遠者，便是禪坐訓練班的開設。第二期的學生，已增加到二十多人，第三期十五名，且於開訓之日，皆授予三皈或五戒。因為是用中英雙語教學，參加者多為中美知識青年，接引了不少在學的學生，故有因緣連續應邀至哥倫比亞大學演講禪佛教，指導禪修方法，接著又被紐約區域電台WBAI請去作了數次廣播問答。到了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日，便受幾位青年的懇求，並獲得沈先生的支持，借到他的長島菩提精舍，打了第一次禪七，至五月二十日圓滿。那次參加的人數，連我一共九位，其中包括日常法師、王明怡、保羅‧甘迺迪、丹‧史蒂文生等，直到今日尚未退心。僅三位中國人，其他六位都是美國知識青年。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擔任主持禪七的老師；也是促使我自此之後與指導禪修的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的開始。那次禪七，因為人數少，照顧容易，大家也都有心用功，所以感受相當深刻，有一半以上從此打下禪修的基礎及信念，迄今未曾退失。
由於前來參加禪修的人數越來越多，而且多半感到對他們有用，故在第三期禪訓班結業典禮上，幾乎每人都有非常感人的報告，將錄音帶經過整理或重新執筆成文之後，便選了其中的十篇，由學生們自行編印成為一冊，命名為《特別禪班的禪雜誌》(Ch'an Magazine of the Special Ch'an Class)，那是一九七七年三月間的事。到了同年七月底，學生們發行第二期《禪雜誌》，是以第一次禪七的心得報告為主，加上我的兩篇簡短開示，為其內容。嗣後便以季刊的型態向國內外發行，第一期五百份，第二期美國國內六百二十一份，國外五十二份。這份刊物到一九九一年三月，就要滿十四週歲，它的發行地區，已達全球的二十九個國家及地方。
禪訓班第一期的美籍學生保羅‧甘迺迪，到了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四日慶祝佛誕節的下午，他便發心在大覺寺求度出家，由我主持剃度儀式，法名果忍，典禮隆重莊嚴，乃為大覺寺成立以來最富特色的一樁喜事。另外一位美籍女眾凱倫‧藺（Karen Zinn），則於我們成立禪中心之後的第二（一九八一）年的農曆四月初八日浴佛典禮午后，發心求度出家，法名果閑。這兩位青年，資質都很優秀，雖然費了我不少心血，但這也是我要在美國留下來的主因之一。縱然以現代美國人的性格和心向，註定了難以終身出家，他們在三年及兩年之後，相繼還了俗結了婚，但我所投注的心力卻並未落空。
正因為有了美籍的出家及在家弟子，要求我仍留在美國，故於一九七九年四月從臺北回到紐約，先在菩提精舍小住數日，弟子們覺得距離太遠，所以把我請到紐約市，每天與果忍比丘，師徒兩人背著背包行腳於風雪挾雨的大街小巷，晚上則輪流住宿於學生及信徒的家裡，白天不是外出教人禪修，便是尋找能夠讓我們落腳的住處。買房產的念頭不敢動，租房子的能力也極微，因為當時我的身上僅有七百美元。曾向一位長老的道場要求掛幾天單，得到的反應是非常客氣地說：「別說笑話，像你這樣的大法師，怎會住我們這樣小的地方。」
我們很感謝東禪寺的浩霖法師，不但允許我們師徒掛單，而且還說：「就把東禪寺當作你自己的道場好了。」我們兩人就此在他的孔子大廈，一住四十多天。結果是在六月初，我們找到了皇后區林邊（Woodside）地方一棟住家的二樓，月租三百八十美元，由沈先生代我們支付了七個月。同年的十月，我從臺北回美，一方面發行《禪通訊》（Ch'an Newsletter）英文月刊，同時以四萬五千美元的低價，在紐約市皇后區艾姆赫斯特的可樂那大道，買進了一棟二層的破舊樓房，沈家楨先生捐助五千美元，應行久夫人捐四千美元，仁俊法師也助了一臂之力，我就以這麼多的現金為頭款，由我的在家弟子馬宜昌及蔡惠寧夫婦擔保，用分期付款方式，得到一個道場。一九八○年一月，我們先從一位房客收回一間房，便正式搬進了這棟建築物。另外兩戶房客，樓上是兩位中國神父，住了半年多始遷出，樓下的店面是一個汽車機件修理廠，一直到一九八○ 年冬天才搬走。經過全體學生及弟子的整修，至一九八一年五月，這棟房子才完成了開幕及佛像開光典禮。
在美國的法律是保障房客居住的權益，不論有無租約，也不論住了多久，只要房租照繳，便不得令其遷出，房租漲價也有限額的比例，所以有些地區的房主，弄到焦頭爛額，無法維持，只好棄屋而逃。我們對那兩戶原先的房客，雖然請了律師寫了存證信函，也是毫無辦法。總算佛菩薩保佑，在一年之內都讓了出來，真要感謝他們。
另外，我們成立一個非營利性質的社團組織，也相當困難，曾申請兩次，都被紐約市政府打回，第一次是文件不完整，第二次是我們的名稱「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英文，用有Chinese Culture（中國文化）的字樣，政府主管部門發覺已有一個天主教的中美文化協會的英文，正好也將「中國文化」連用，故要求我們首先徵得該會的同意。結果可想而知，天主教會不知我們這班佛教徒是何許人也。這樣的事，在西元一九八五年，於臺灣申請「中華佛學研究所」立案之時，也曾遭遇到相同的瓶頸，一所在我們之前立案的佛研所，不同意我們用中華的「華」字。可見，不論異道或同道，不僅希望作「第一」而且但願作「唯一」的人物，大致都會遇到。不過我的原則是：若不能夠據理力爭，便將自己設法變通。故在國內贏得教育部的首肯，在紐約則將Chinese改為音譯的Chung-hwa（中華）。只要堅定信念，勿在阻撓的困難之前跪地求饒，而以努力及毅力來促進因緣的成熟，滴水能穿石，凡夫得成佛。因此我反而要感謝他們給了我歷練的機會。我們雖已有了一棟破屋，卻未改善貧窮的困境，除了我從日本帶來的一千多冊書，可謂家徒四壁，沒有桌椅、沒有床鋪、沒有廚具、連打坐的布墊也沒有，於是在每天傍晚上馬路邊拾荒。紐約這個大都會也真可愛，沒有錢去店裡購買，路邊便可撿到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包括蔬菜、麵包、水果。直到現在，我們尚有幾樣工具和桌椅是當年從垃圾堆中撿來的。
我們不僅缺錢，也缺人手，在紐約跟我學過禪坐聽過課的東西方人士，已有四千多人，但是美國社會的流動性大，自始沒有離開的基本會員，並不很多。尤其是早期的兩位美籍出家弟子，由於和我生長的社會背景互異，生活習慣不同，彼此學習適應，都得付出很多耐心，我要從如何買菜、煮飯、穿衣、洗補教起，然後課誦、唱念、法器的練習，同時彼此互相學習語文，他們跟我練習翻譯經典，熟悉佛教徒的禮儀以及僧尼的威儀。這兩位青年聰明好學，並且原先已有了中文及佛學的基礎。可是共住兩三年之後，便分別離開了。東初禪寺因此而遭遇了無人看守的困擾，當我回紐約期間，不會沒有人來，當我回去臺北的時段，曾經幾乎要關門大吉。幸好每當緊急關頭，便會有人進來暫住照顧，在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之間，先後曾有李佩光、程麗梅、程麗櫻、石昭嫻、茜拉、瑪拉，還有越南籍的清海比丘尼等為東初禪寺常住的住眾。
其中以李佩光及清海住的時間較久。李佩光先讀紐約大學，後改哥倫比亞大學，她住寺期間，曾為東初禪寺寫過兩篇報導性的文章，刊於《人生》。清海則於一九八四年四月從臺灣隨我到達紐約，原打算長期追隨，對我極其尊敬，把我形容成為透明的佛陀。這也正是她的問題所在，她學得很雜，到的地方很多，曾嫁給德國醫生，持的是英國護照；也在印度學過西藏密教及印度教，後來又學錫克教，所以初見我時，讀我的書，聽我演講，特別到紐約後，將我多年來各種課程的錄音帶聽了一遍又一遍，認為我也有與那些古魯活佛同等的智慧，所以願意一直在東初禪寺住下去，結果到了一九八五年，她向移民局申請長期居留身分時，由於在表格中填錯兩個字而遭拒絕。當她確定無法留在紐約之後，便開始用她學自錫克教的五字祕咒，給人「印心」了。接著下來不到兩年光景，清海的名字竟然轟動臺灣，成了「喜馬拉雅山來的大師」，不久又自尊稱為「清海無上師」，把佛教、基督教、印度教、回教、錫克教，混雜一起，神佛不分，而又認為超越神佛，實則她已不信佛教，而已自創一派新宗教，並以教主自居了。
一九八六年起，清海離開我們之後，加拿大的華僑張繼成居士由於參加數次禪七，便發心在東初禪寺出家，法名果元，畢竟他是中國人，觀念心向都比較容易跟我配合，心理也比較穩定。我們東初禪寺因此進入了另一階段。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五年，人事很不安定。自此一九八六年起道場日漸擴展，我漸漸地以在職訓練的方式把一些事務及寺務的工作交給果元處理，為我擔負起來，且於一九八七年及一九八九年間，兩度購進寺舍，第一棟三十九萬美元，第二棟二十九萬美元，皆由他照顧整修。否則我恐怕只有放棄美國道場的一條路可以選擇了。目前的東初禪寺經常有四至五人，三至四位是出家眾，除了我和果元法師，尚有果稠法師及果順比丘尼，都是學有專長的知識青年，在國外能有這樣多僧眾的中國道場，還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