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國，其所以能生根普被，不特有賴於歷代高僧大德，著疏立說，索隱闡微，潛移默化，所植甚深之根蒂;而內陸諸大名山勝地，若山西之五台山、浙江之普陀山、安徽之九華山、四川之峨眉山，皆為文殊、觀音、地藏、普賢諸大菩薩應化之勝蹟道場，其神聖攝化不可思議之靈感，實奠定國民對佛法深信不疑之基礎。
不僅如此，其於邊疆各省應化之聖蹟，若青海之西寧，西藏之拉薩、滇西之鷄足山，皆為諸大菩薩應化之勝地。其於化導邊疆民族，安定民心，實有不可思議之靈感。
談到雲南川水脈絡，究其源流，其與西藏、印度主山之喜馬拉雅山、與怒山同一淵源。相傳大迦葉於滇西鷄足山入定，乃融合中印兩國民族文化，奠定西南佛教基礎。據雲南省誌所載：「前哀牢王兵阻其道，不復返矣!阿育王三子，遂歸滇各主其山。後值楚莊王遣將莊蹻，總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見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漢民服焉……蹻為滇王，篤信佛教，不忍殺生，遷居白崖鶴拓浪穹。後眾推仁果者張始新君之王，須蹻傳世卒矣………堅守三歸，修明六藝，本戒法於天竺，枝姓於漢唐，因之探究漢唐以前滇民之淵源，大抵滇土著諸吏，哀牢實為首出，後阿育王部眾傳入佛教，遂糅合成之雲南民族文化，殆為唐、宋以來南詔國，大理國之所基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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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刊二十卷十二期)，這是漢唐以前，中印文化之關鍵。
大迦葉尊者，在禪宗屬於西天初祖，其於禪宗關係極為重要。唐、宋、元、明、清以來，歷代高僧，多前往朝禮聖蹟。咸、同以後，滇西佛法，衰落已極，諸多佛寺，化為灰燼，僧家多淪為俗化。清末虛雲德清禪師，至此朝聖，發願重建十方道場，建護國祝聖寺，數年而成;僧規以整，並晉京請藏，蒙賜紫衣，敕題匾額，奉旨回山。開講楞嚴經，弘傳戒法，皈依者數萬眾;西南佛教，由此得以發揚光大。民國肇興，滇省佛教，雖有李根源及諸匪徒破壞阻擾，終以虛雲和尚權巧，化導歸於平定。(請參閱本書「社會賢達護法之功績」章)。
而與虛雲禪師同時致力於振興雲南佛教的，則有漢川戒塵法師。其與虛雲原為同參，對於重整西南佛教，其運用潛移默化之功德，誠不可思議。
「戒塵，字滌吾，俗姓邱，漢川人也。年十九出家，與虛雲清公結為禪侶，剪茅終南，栖心禪悅，嘗遇疾，夢中念往生咒不輟，忽見茅蓬皆作金色，光明湛寂。既醒，所苦盡瘳。感此休徵，自知緣在淨土，乃專修念佛。清光緒末，杖錫來滇，止於鷄山，掩關三載，修般舟行，兩足盡腫，堅持不懈。既而赴杭州，入華嚴大學，深入教海，著『華嚴一滴』，及『華嚴五週七處九會圖』。旋往常熟佛垣寺，掩關三年，篤志淨宗，輯『蓮社明訓』、『淨宗要語』等書。復還滇省，建淨業蓮社。法師性行篤實，戒律精嚴，熟諳教典，叩無不應，道俗歸依者數萬人。師念天台領眾，未淨六根，尅意正受，懍然於懷，乃於東林掩關著『寐語』一卷，惟群情靡依，故爾不憚捐己。又主蓮社，適笻竹頹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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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持。苦身率眾，寺宇煥然，而精力瘁矣。某日因赴栖雲講四分律，晨興傾跌、臥疾、侍者調米粥以進。法師曰：『日過矣!吾持律數十年，豈犯於末後耶?但為吾助念足耳。』入氣息益微，遂翛然示寂，時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也，世壽七十有一，僧臘五十有二，入龕容顏若生，七日闍維四眾念佛，聲動山谷，薪盡得舍利百餘粒，奉安於海會塔，遵遺命也。」(見「佛教文化」第八期)
由此得知，戒公於雲南佛教之重新，不在興建道場，乃在力體實行，潛移默化，其三度掩關，嚴持戒律，專志淨土，歸依者數萬眾，其攝化之廣，無遜於虛老。
民國十七年，常惺法師，應王竹邨總長邀往講學，所講「佛法概論」，收效極大。適中法於邊境發生戰爭，常師組織四眾佛教會，率眾前往戰區救護傷患，遂使當地軍民對佛教信心，逐漸上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