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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寄遙居士等之宏願，不僅欲興復西北佛教為滿足，並欲積極進行世界佛化。先是民國三十年康氏與太虛大師商定擬於辦世界佛學苑、巴利文學院於西安大興善寺，及至民國三十四年，始於西安大興善寺設立巴利文三藏學院，敦聘太虛大師任院長。大師因不能分身，乃派超一代理院長，並推善歸法師至西安任教，「善歸善巴利文，略知英文。但國文甚淺，不必辦巴利文學，僅設巴利一科，令專教。」(見大師康函四)。因巴利文教授，不易物色，經留學錫蘭法舫法師與錫蘭摩訶菩提會交涉，該會允一教師和一學僧來，後來發展即由哥倫布摩訶菩提會與西安世界佛學苑、巴利三藏學院雙方交換各二僧，簽訂契約。錫蘭竟有三個學僧欲來西安學中國大乘佛法，其程度在大學畢業之上，但在華膳宿，均需我國供給。每人一床、一桌、一椅，包飯可分三份共桌之。寄來書籍，為置書架，為備寒衣被等。後錫蘭三僧果來至上海，暫寓法藏寺，當時國內南北交通尚末恢復通車，尤其至陝西，必須由西安派人來接，而西安巴利三藏學院，又無經費，致使錫蘭三僧留在上海，無法前往西安。而錫蘭三僧對中國佛法不甚熱心，在上海停留三月，復藉故返香港，然後返錫蘭矣。巴利三藏學院，未能實現，實為美中不足也。
茲將世界佛學苑秘書葦舫名義，致錫蘭摩訶菩提會書錄於後，以明其真象。
「一、原訂約雙方為哥倫布摩訶菩提會與西安世界佛學苑巴利三藏學院。雙方交換各二僧，華赴錫二僧，以學巴利文佛教為主，兼傳華文佛教;錫來華二僧，以學華文佛教為主，兼傳巴利文佛教，各期五年。二、雙方未達目的地前及離目的地後，來回一切費用皆由自備。到後，由訂約雙方互供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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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並供每月三十羅比備用。三、事前曾警告應由加飛重慶轉西安，不可走海道，乃回信經海道所增困難，及一切之費用，概由自任，故只可聽之。四、索麻等抵滬，為備供膳宿處一星期，便即赴陝。後以索麻等要求在上海安居三月，另籌備宿處及食費，約耗萬餘羅比。(由上海佛教團體及信徒籌付)。然索麻比丘等，只熱心巴利佛教，對于學習華文佛教，無表示求學。五、當安居初，西安已派善歸比丘來接待。至安居將終，索麻等表示決返香港過冬，善歸始返西安。為修住處及種種籌備歡迎，與專員往返，結果不然，不惟大失人望，且空耗經費不貲矣。六、決返香港，係出索麻等自意，然苑長乃囑香港信徒予以資助，並約春暖再至西安，後因索麻等又怕西安寒冷，及疑地方不安等;重慶、峨眉、漢口及寧波之延慶寺、雪竇寺等，亦均表示可歡迎前去，乃索麻等突然來信，于一月六日乘船經星嘉坡而返錫矣。」……(註十一)
由此得知，欲使大小乘佛教調和交換學習，誠不易也。錫蘭僧不願赴西安，顯然有三因，一、為氣候關係，二、為時局，三、為無志於大乘佛法。此亦非誰負誰的問題，乃末法時期，眾生福薄之根本問題也。
西北佛教，經朱子橋將軍、康寄遙居士倡導於前，修葺慈恩寺、大雁塔、及諸祖寶塔，興辦僧教育，及社會各種慈善事業。使絕響千年的陝西佛教，漸有生機;復經太虛大師、妙闊法師、倓虛法師、華清法師，先後弘化，培育僧才。而中央大員，若戴院長季陶、張委員溥泉、何委員敘文，都鼎力維護，施財布施，於是西北佛教，不僅頓呈中興之象!並有重返佛教第二策源地寶座之希望。終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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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動盪，導致史無前例的大劇變，未能實現耳!巴利三藏學苑，雖因時局劇變未能實現，但亦為近代中國佛教史上一大創例。
註一：海刊一三、二期
註二：海刊十二、十二
註三：海刊十二、七
註四：海刊十二、十二
註五：海刊十二、十二
註六：海刊十四、十一(「佛教新聞」)
註七：海刊三、四
註八：海刊十二、五
註九：海刊十二、三
註十：海刊十二、五
註十一：「見太虛全書」五一、二三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