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在近代史上，雖呈現一幅衰象，但亦有其興隆的一面.就佛學而言，以往研究佛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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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於出家眾，及少數學佛的居士，社會名流學者，很少觸及佛學的研究，而僧界又拘於形式主義。時至近代，日本既因信佛而強大，泰西歷史上之英雄豪傑，能成其大業，轟轟一世者，其得於宗教思想者多，因此，清末民初之間，我國學者、政冶家，無不競相於佛學研究，並著書問世，擔荷如來救人救世之大使命，可謂盛極一時。若康有為之「大同書」，譚嗣同之「仁學」，章太炎之「五無論」固多受佛教思想影響，發出他們的創見，成為歷史上的名作。其所以能發人之所未發，言人之所未言，甘犯大不韙，力主維新，震撼全國，其得力不在儒家，實得力於佛學思想的激發，尤以譚嗣同，慷慨就義，犧牲小我，而為大我國家民族壯烈的精神，尤為明顯。此其成就者一。
佛學博大精深，非宗教而宗教，非哲學而哲學，非科學而科學。且為哲學中之哲學，科學中之科學。以往我國學者講哲學，僅知講孔子哲學，或諸子哲學，或希臘哲學。由是講印度哲學，必講佛學。民國三年，由於日本要求來華傳教的威脅，不獨欺中國無佛法，更欺中國無傳佛法之人。於是，激起國內知識份子，相繼研究佛學。鄧伯誠、張克誠首於北大文學院哲學系列印度哲學而講佛學。許季平、梁漱溟、湯用彤、熊十力等接力於後。蔣維喬於東南大學，開講百法明門論。唐大圓、張化聲於武漢大學，開講唯識三十頌。景昌極、李證剛於東北大學宣講唯識論。梁啟超於清華大學開講佛學。劉沐源、王恩洋於成都大學開講佛學，遂使佛學發展成為社會大學中最實用的科學。
古老的佛學，經過現代學者競相研究以後，不謹提高佛學價值，而對近代學人思想更有激發的作用。由此梁啟超講中國學術史，要講佛學;胡適之、馮友蘭講中國哲學史，也要講佛學。無論贊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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摭拾，著書問世，馳譽當時，成為一代學宗，由是而使佛法成為人文科學中實用的科學，此其成就者二。(請參閱本書「近代學人與佛學思想」)
洪楊以後，我國佛教得以迅速復興，發揚光大、其得力於在家居士發揚者多，就中以楊仁山居士所領導之一系，初由金陵刻經處，發展而有「祇洹精舍」，而有「支那內學院」，乃至「法相大學」，專以校勘經論，弘揚唯識。其師資才華，則以歐陽竟無、梅光羲、王恩洋、呂秋逸、繆鳳林，最為卓越;不僅使絕響千餘年之唯識學，得以重光。而社會名流學者，若梁啟超、湯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入室執弟子禮，叩示法要。其引誘時流學者，潛究佛學，啟發頗大。次為華北韓清淨居士所領導之「三時學會」，武漢唐大圓居士、史一如、張化聲，於武昌佛學院，上海丁福保、狄楚卿、范古農、蔣維喬等居士，無論於整理經藏、發行佛刊、闡揚微言，成績斐然。而於佛學之修養，均達上乘，形成新型佛學之一流，此其成就者三。(請參閱本書「居士研究佛學之成果」)
中國佛教在近代史上，開宗立說，雖遠不及隋唐時代，但對求適應時機，開設學院，培育人材，發行刊物，闡揚微言，派遣海外留學僧，溝通國際佛教文化，卻又為歷史上所僅見。
就留學僧言，大勇、持松、顯蔭、談玄，先後東渡日本，修學密乘，使唐密法脈重返中土。大勇又率領法尊、嚴定、密吽、密悟等二十餘人，入藏留學，修學藏密。法周、惟幻、法舫、白慧等赴錫蘭、印度，專學梵文、巴利文，以期校勘漢譯原典。其中以入藏學法團法尊成就最為卓越，其於極短年月內，不僅將西藏黃教祖師宗喀巴大師全部之傑作，若「菩提道次第廣論」、「菩提道次第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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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善慧大師造「菩提道次第修法」、「密宗道次第」(克主造)，月稱之「入中論」，彌勒之「現觀莊嚴論」、「辨法性論」等均譯成漢文。法尊在我國佛教譯經史上實為唐以後之第一人，即在漢藏文化關係上，亦復為文金兩公主以後之創舉。其對溝通漢藏文化，及融和邊疆民族，以及對國家民族之貢獻，實難以估計，此其成就者四。
錫蘭達磨波羅居士，以復興印度佛教為己任，乃於一八九五年來上海，會晤楊仁山居士，共約復興印度佛教，楊仁山居士因而於光緒三十三年成立祇洹精舍，招集緇素青年研究佛學，實導源於此。民國十三年泰戈爾來華訪問，倡導中印文化交流於前，遂有民國二十四年，以戴季陶先生為首，繼之於後，創立「中印學會」，並捐贈大批漢文經書予泰戈爾之「國際大學」，成立「中國學院」，譚雲山任院長，宏揚中國文化。抗戰期間，太虛大師、戴季陶先生相繼訪問印度，不獨對中印文化交流，即對我國抗戰建國政策，爭取最後勝利，都有很大的貢獻，此其成就者五。
我國佛學一向偏重於理論，忽於歷史的考證，近代因受西方及日本佛教學者治學的影響，遂漸趨向於歷史的研究。
民國十一年，武昌佛學院教授史一如居士，首譯「小乘佛學概論上下編」、「中華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各國佛教史」、「印度六派哲學」，均列入武昌佛學院教材，並自編「因明入正理論講義。」由於國人於佛學研究，一向缺少歷史觀念，史氏所譯幾乎全屬歷史方面，正可補救中國佛學之偏差，對佛教思想界發生極大啟發作用。尤以因明學早經絕響，今得史氏講義，使世人得重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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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實五里霧中獲覩光明，其有益於斯學之研究，實非淺鮮。
自此，治「中華佛教史」，或「印度佛教史」，無不採取史氏的譯著。蔣維喬之「中國佛教史」，即脫胎於史譯之「中華佛教史」。梁啟超之「大乘起信論考證」，即取材日人望月信享之「大乘起信論考」，由是而成名著，傳誦當時，此其成就者六。
凡此種種，皆為中國佛教近代史上最顯著之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