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慧命，乃寄託於佛教經典文物，以發揚其真光。洪楊以後，江南佛教文物經典，遭燬殆盡。清季鄭學川、楊仁山居士，相繼倡導刻經，自此各處聞風而起，仿傚設立刻經處。茲將各地主要刻經處，簡述於後，以觀其概況：
(一)江北刻經處洪楊以後，最早倡導刻經者，當推鄭學川於揚州成立「江北刻經處」。鄭學川，字書海，並受菩薩戒，法名澄德，後出家名妙空子，創立江北刻經處于揚州東鄉磚橋雞園。鄭氏生於道光五年(一八二五)，終於光緒六年(一八八○)，世壽五十有五。鄭氏由儒入佛，又由佛入仙，故有佛中之儒之說。其所著「樓閣叢書」，始筆於咸豐兵劫，絕筆於庚辰圓寂，成三十種。唯其思想駁雜，雖以融會儒釋道為主，但其所說，近於似是而非。其於佛學慧解，固遠不及彭紹昇、楊仁山，且著述內容道家思想居其泰半，故對其所說，實難以捉摸。至所刻之經典，雖遠不及後起之金陵刻經處之版本精粹，但仍不失倡導之功。其本身著作，對後日佛教，並無多大影響。
(二)金陵刻經處繼鄭學川後，倡導刻經最力者，則為楊仁山居士。楊氏初學佛法，因感經典缺乏，到處搜集經典不得。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到蘇州元墓山香雪海，覓得藏經版。後隨劉芝田出使歐洲(一八八五)，在英國結織日人南條文雄。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錫蘭達磨波羅居士，特來上海會晤楊氏，相約復興印度佛教。自此楊氏於佛法志趣更大，提倡佛學，乃於光緒二十三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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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七)，於金陵城北延齡巷，成立金陵刻經處。固得日人南條文雄協助，從日本搜得中國古德遺帙註疏一千餘冊，三百餘部，上自梁隋，下至唐宋，以及日人著述，一一經其刻成流通，總共數百餘萬卷，印刷佛像，至千餘萬張。楊氏逝後，門人歐陽竟無主持金陵刻經處，仍以校刻經藏為主。楊氏對近代中國佛教經藏之整理，貢獻殊偉。
(三)天津刻經處、北京刻經處係徐文霨居士所創立，其生年不詳，殆生於清末，卒於民國二十六年(請參閱本書「居士研究佛學之成果」章)。其致力於刻經，歷經數十載，校刻經典近二千卷，並於日本搜得四分律隨機羯磨，後經弘一律師校刊，成為國內律學範本。所刻經典，以「華嚴搜玄記」、「華嚴探玄記」、「華嚴綱要」等部帙最大，其對華嚴教學之貢獻，殆無以為匹。
(四)昆陵刻經處係常州天寧寺所主辦，該寺為江南名剎，竟能以一寺之財力，擔任刻經費用，實為近代佛寺所罕見。其始於清季，迨於抗戰軍興(民國二十六年)，共歷數十寒暑，計刻大小乘經論柒百柒拾肆部、貳仟肆百陸拾玖卷，論量已超過金陵刻經處及北京刻經處，唯所刻之經典，未能按照大藏經編纂，殊欠系統。且多屬散星經典，既未經過詳審校刊，內多錯字，又未刻句斷，故對初學佛者，殊不易閱讀，領會其意義，實為美中不足者。其次福州鼓山湧泉寺、杭州瑪瑙寺，都有刻經流通，其所刻經典，以手頭資料不足，不及詳述。
以上所舉，無論金陵、江北、北京諸刻經處，均為在家學佛居士所經營，用報佛恩。唯天寧寺、瑪瑙寺以及各大寺院，均以一寺財力，發願刻經，足可與南宋福建開元寺、東禪寺、西禪寺，獨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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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相媲美，唯其數量無法枚舉。正當木版經典逐漸完備時，佛教經典刊行，又開創一新的企業。
(五)佛學書局木版經典，以版本來說，字體較大，又較整齊美觀，極具版本價值。要依經濟而論，顯又不及鉛版便利。鉛版不僅節省時間經費，又節省人力，即在傳播方面，其收效亦較木版高。因此，民國十八年，上海熱心佛教人士，發起成立佛學書局，並分設於各大都市。由王一亭、范古農等居士發起，採取股份公司辦法，每股十元，集合若干股而成立。以供應佛教經典圖書法器文物，編印佛教各種名著出版。以出版來說，實為佛教文化一大進步。民國二十年後，其業務日漸擴大，並承擔海潮音，及宋磧砂藏印行職務，這對佛教文化發揚，貢獻殊大。
談到佛教藏經出版，亦復為民國時代盛事，今舉要者言之：
甲、影印續藏洪楊以後，我國藏經版本，要以明本為優，次為「清藏」，亦即所謂「龍藏」，其版本存於北京柏林寺內。不論明藏或龍藏，因字體太大，僅宜名山古剎供奉，不便携帶。宣統元年，宗仰上人主持「頻伽藏」鉛印，乃根據日本弘教書院版本，用鉛字排印，歷經四年，至民國元年完成，殆為龍藏以後，第一部鉛字大藏經。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由丁傳紳、王震、王竹懷、史一如、朱芾煌、朱元善、狄葆賢、李開侁、梁啟超、蔡元培、夏壽康、簡玉階、韓德清、徐乃昌、徐鴻寶、范古農、黃炎培、張謇、蔣維喬等六十四人具名發起，倡議影印日本所編卍字續藏，由商務印書館承辦。
考日本翻刻我國藏經，首於清初，黃檗山鐵眼道光，獨力募資，翻刻明藏，事未及半，適逢災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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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移經款而救災，遂而中止。迨至明治十三年(一八八○)，弘教書院校對縮刻大藏經，乃據麗本及宋、元、明三版，創四藏對校，歷經六年，三藏遺編粗備，然未能網羅古今緇素大德撰述，識者認為美中不足。明治三十五年，京都藏經書院，復據明藏排印問世，名曰正藏。明治三十八年，復搜集明藏所遺之經論，及我國唐、宋、元、明、清先哲撰述章疏，歷經十年，至大正元年始完成，彙集成書，號曰「續藏」。統計採約九百五十餘人著作，彙輯一千七百五十餘部，七千一百四十餘卷，編印一十五萬一千餘頁，別為十門六十三類，訂成七百五十本，另附總目錄五卷。其部數與卷數，較之正藏，仍無大差(見中野慧達續藏序)。就中所輯，百分之九十九，均係我國唐、宋、元、明、清，歷代大德撰述章疏，間有未及入藏者，歷經兵燹，多遭散佚。明清間大德多方訪求，不得獲覩其隻字，殊深太息。唯流傳於日本者，猶十存四五。明治三十八年，日本編纂續藏，多方搜羅，誠如佐伯定胤謂：「遐邇旁搜，拮据經營，或索之于伽藍匣底，或探之于公私庫中，乃至坊間肆廛，片簡零牘，極力抉剔，積久而裒然成帙。法海遺珠，網羅殆盡。」(見其續藏序文)不特此也，當時日本佛教界，亦曾函請我國佛教學者協助搜集。如中野慧達謂：「請金陵仁山楊君，搜訪秘籍，未幾又得與浙寧蘆山寺式定禪師，締法門之交……二公皆嘉此舉，或親自檢出，或派人旁搜，以集目錄未收之書，而見寄送者，前後數十次，幸而多獲明清兩朝之佛典。予每接一書，歡喜頂受……雖蠢簡斷篇，靡弗收錄焉。」(見其續藏序文)凡所輯錄，皆為我國先哲遺編殘著，在國內散逸，而存於日本者，以及刻本全歸消磨，僅以抄寫相傳者皆悉收之。另於隨喜助緣芳名錄後，亦列有「南京楊文會翁、浙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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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山式定法師、南京德崇師、智通師、四川玉崧師、天台敏曦師、金陵空浩師、彼岸師、杭州一願師、普陀印光師、焦山昌道師、金陵圓音尼、揚州寶來尼、石埭陳鏡清君、上海汪德淵君、天童寺等」，此皆為最顯著支援者。
由此觀之，日本佛教緇素編纂「續藏」，備極辛勞，我國佛教緇素，從旁資助，或提供資料，或支援經費，共襄斯舉，亦寓有功焉。以日本佛教而言，其於近代史上真正嘉惠於後學者，當以保存三藏靈文。大正元年完成之卍字續藏，及大正十二年之新修大藏經，最為輝煌，對我國佛教不唯提供了最珍貴史料，嘉惠後學，自非淺鮮。今日吾人得展誦先哲遺著，當銘感彼邦先進之辛勞，若非日本學者，多方搜羅，費十數年之心血，編輯成冊，焉能保存至今。是故「續藏」，實為千生罕遇之寶典。
乙、磧砂藏版影印民國二十年，由朱子橋、葉恭綽、狄葆賢、蔣維喬、丁福保、李圓凈、釋範成等發起影印，公推釋範成主其事。先是朱子橋將軍，於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在西安臥龍寺及開元寺，發現宋版藏經。考宋版磧砂藏雕刻，乃係平江府磧砂延聖院比丘尼弘道斷臂，募刻經律論全藏，事蹟極為感人，故磧砂藏在宋藏中，最負盛名。今之發現，這不僅在佛教屬於無價之寶，即在世界文獻史上，亦復罕見其匹。
範成法師為主持影印磧砂藏，曾先後赴西安、北平、及山西各地珍藏有關磧砂藏版檢查、校對、抄寫等事，因西安版內缺少若干部，由各地藏版抄錄補定，並於山西省廣濟寺，發現宋藏遺珍，交上海佛學書局承辦。從民國二十年，歷經四年，至二十四年完成，共印五百部，所缺少之一百七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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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藏補足，並附印宋藏遺珍。宋版藏經，歷時千年，其影印流通，不僅為近代中國佛教史上一件大事，且在版本文獻史上亦具有無比價值。(請參閱本書「西北佛教之復興」章)
丙、影印清藏民國二十一年，由林森主席及全國知名人士，發起募建「紫金山藏經樓」，即於南京中山陵園前興建藏經樓，珍藏各種經典圖書，及影印清藏十五部，除供陵園藏經樓外，並分贈國內各大學圖書館，以供治史者參考，所需經費，雖曰募建，實由政府撥給。殆為民國以來，政府首以公帑興建藏經樓及影印藏經，不特為民國以來一大盛事，足見朝野人士如何重視佛法藏經。(請參閱本書「佛法之金湯」一章)
丁、民國重修大藏經原係抗戰期間，留居上海租界少數熱心居士所發起，由盛普慧施資，定名「普慧大藏經」，先根據日文版，翻譯南傳佛教，由范古農、夏丏尊、釋芝峯等主其事，先後譯成二十餘種小乘經論出版。未幾，抗戰勝利，經費無著，工作停止。咸認有繼續進行之必要，因請太虛大師作敍，易名為「民國重修大藏經」，大師於敍中曰：
「……佛法藏之結集，始於佛寂後七葉窟之結集，口傳手抄，遞代有增顯，亦有減隱。自中國宋初蜀藏、高麗藏之刻行，始有增而無減。歷元、明、清而至東鄰大正之新修，集收日富，蔚成人間文化之大結晶，民國交通益便，耀然人目。且中華民國又非力求世界和平不能建立，世界和平亦非安定中國不能保障，為保持國族與國際之安和，為率導人間文化之飛躍前進，則大藏經之重修，又烏容已!藏經會發起同人固當竭力務底於成，而國族之賢達，世界之仁人志士，皆應贊襄此導進人間凈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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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業，俱會於大圓滿覺之普光明法界。」(見海刊二十七卷六期)未幾，國共分裂，又因之而終止。
戊、藏要校刊係支那內學院主辦，自民國十六年，停辦法相大學後，即專事於刻經工作。且自楊仁山居士起，即覺日本所印縮刻藏經，內容訛謬百出，實有礙學理之發揚，乃自大藏經中選出重要典籍，精校註釋，會通各種異本，梵藏異文，勒成完本分輯出版。第一輯選般若、華嚴、寶積、涅槃、阿含等經;菩薩十論等律;智度、瑜伽、中論、百論、中邊、唯識、因明等論，凡二十種，對校梵藏各本，新舊各譯，用批判方法，校註完稿，交上海仿宋印書局精印。民國十八年起，陸續出版，是為我國校印經藏最精審者，終以國事日非，僅出第一輯十五種，總計四十六種。惜未能完成全藏，實是美中不足。
綜上所舉，各種藏經中，續藏、磧砂藏，係屬影印，無可議處。「民國重修大藏經」僅譯南傳小乘部二十餘種，既未修定隻字，且亦未完成全藏，徒有其名。內院校刊之「藏要」，雖僅出第一輯，唯其內容校對精詳，堪稱範本。
以上所述，僅就最顯著者而言，其他以藏文佛典譯漢文者，則有漢藏教理院法尊及菩提學會之湯住心等;以漢文佛典譯英文者，則有黃茂林，呂碧城等(太虛大師語);以及佛學辭書編印，個人名作出版，不遑枚舉。雖遠不及日本佛教學者成就之大，然以我國百年來，在內憂外患，民生凋敝，國事日非，驚慌失措中，能有如此成就，亦云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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