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奠都南京，實行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十七年十二月廿九日，東北四省易幟，全國統一。
正當訓政伊始，全國國民興奮之時，卻不斷發生迫害佛教的事件，先是馮玉祥在河南毀滅佛教，驅逐僧尼。繼而江浙、兩湖亦掀起打倒迷信，搗毀佛像。十七年內政部又有提撥廟產興學的建議。佛教便陷入存亡關頭。這時，政府對廟產興學反宗教運動，初不擬採取直接沒收政策，防止全國民眾反抗，以全國國民多信仰佛教，乃採取迂迴的戰略，藉行政命令，以管理寺廟條例為題，或以興辦慈善公益為名，以掩耳盜鈴的手段，以蠶食的方法，而達到全部沒收寺產的目的。民國元年袁世凱首先採取這個蠶食的政策，頒布管理寺廟條令三十一條，幾乎把全國佛教寺產都充當社會公益事業，其苛刻的程度，尤勝於日本二十一條密約。民國十年雖經程德全請求徐總統修改為二十四條，僅刪除微末的細則，但其重要的條文仍保存如故。
北伐成功，奠都南京，信仰自由，早見於約法。北京政府雖蓄意掠奪寺廟財產，尚有諸多顧慮，未敢正式提出撥充或沒收的辦法。那知國民政府內政部部長薛篤弼(原係馮玉祥的部屬)，於十六年馮玉祥駐紮河南時，於策劃沒收河南佛教寺廟，驅逐僧侶後，食髓知味，遂有「改僧寺為學校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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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由美國考察教育回來，亦有廟產興學的具體方案，擬向全國教育會議提出。薛、邰二人一唱一和，嚴重的威脅佛教生存，全國佛教徒大受震動。常惺法師首先呼籲「僧界救亡的一個新建議」。大醒法師主辦的「現代僧伽」亦發出呼籲反對。當時佛教尚無全國統一性的教會，更無合法團體的名義向政府交涉，只有利用私人的名義，例如太虛大師就以「中國信佛的革命民眾領袖」的名義，發表對「邰爽秋廟產興學運動的修正」，江浙仁山、圓瑛，以及社會名流居士，或以私人，或以聯名方式向中央政府陳說河南、陝西、甘肅等省當局有強封佛教寺院，沒收寺產，驅逐僧徒種種的迫害。在全國佛教徒一致反對、請願、呼籲聲中，國民政府深知佛教為漢、滿、蒙、藏，多數民眾所共信，摧殘佛教，無異摧殘民眾對政府的信心，並動搖邊疆民族向心力。同時，各地亦有反對基督教情形，唯恐引起民眾誤會，打倒帝國主義，認為政府含有排教、排外的性質，引起庚子一般的外難，於是國民政府不得不頒布訓令，為保護宗教團體一案，令屬名機關一致遵照!訓令原文如下：
「據本府秘書處轉陳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函開：『案准貴處函，奉常務委員交下張委員之江，鈕委員永建，為請求實行信仰自由，取銷反對基督教及反對各教等口號提案一件。奉諭送中央黨部，轉抄同提案，函達查照，等由;准此，查十六年五月十三日中央政治會議第九十三次會議，關於伍委員朝樞提出上海余日章等，請求保護宗教一案，曾經決議咨國民政府訓令民眾不可誤解，打倒帝國主議，而以排外排教之性質，利用任何勢力，壓迫或侵害中外人民信仰之自由等語在案，是本黨對於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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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自由，已有明白之主張。凡關於宗教事件，自可查照該決議案辦理，似無再行核議之必要。准函前因，除函復政治會議外，相應函復貴處，即希查照，轉陳為荷;等由。理合轉陳鑒核』等情。據此，除分行外，合行抄發原稿提案，令仰查照辦理，並轉飾所屬，一體知照，此令。」(註二)
由此項訓令看來，政府未便明白保護佛教，祇以保護宗教為掩飾，顯然有欺軟怕惡，媚外壓內的情事，但佛教寺產卻因此項訓令頒發後，從間接方面也獲得不少庇蔭，這是第一次寺產興學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