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革命成功。孫中山先生為欲實現全國統一，建立新中國，特讓位於袁世凱。不料，袁世凱不忠於民主政治，夢想做皇帝，竟然叛變。袁氏死後，南北分裂，形成割據局面。及至民國七八年間，各種新主義思想抬頭，風行全國，若蘇俄共產主義，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德國、日本也相繼走上法西斯政策。中國既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也沒有一個有力的政黨能統治全國。於是各種不同的政見牽制，一般淺見者流，不是主張採取共產主義，就是主張採取民主主義，亦有主張採取法西斯主義。但不論那種主義，或那種思想，都不能拋棄國族的立場。拋棄國族的立場，而談政治主張，就等於亡國滅種的先聲。所以馬克斯共產主義，中國人固然拒絕，無國界的社會主義，中國人亦不表歡迎。章太炎的「五無論」，康有為的「大同書」，譚嗣同的「仁學」，固多屬遊戲寓言，不足採用。即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全盤西化，否決民族傳統的文化，都不復為國人樂意接受。由於這些主張，近於狂妄的謬說，滲入於中國政黨團結中，便使國民思想陷入走頭無路的窘境。
在各種不同主義中，唯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不但最能適應中國的環境、風土和民情，並且適合亞洲人民共同的理想。誠如戴季陶先生所云：「若無總理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即長夜漫漫，何時得見青天白日耶?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教，恢復固有道德智能，以團結國族之訓，為中國起死回生之大法，萬古千秋永垂不朽之正道……則孔子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周公。中山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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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者，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之孔子。」(註十二)而孫中山先生自己也說：他的三民主義思想來源：
一、中國固有之思想與制度。
二、西洋之思想與制度。
三、自己之研究心得與革命經驗。
同時，三民主義的特色，為集中外政黨學術之精華，防止一切流弊。孫先生生平致力於中國文化之復興，即欲以孔孟以來之儒家學說，鎔鑄成立國主義，指示民主之理想，增進國民之自信，培養建國之能力。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巍然獨立之精神，乃在於此。
不唯如此，三民主義能採取各種主義之長處，捨去其短處。如民權主義，則採有民主主義之優點;民族主義，則採有國族主義之長處;民生主義，則採有社會主義的思想，所以三民主義能適合中國社會民情。這時各黨各派的紛歧思想，雖形成互相仇視、互相傾軋爭奪的趨勢，但以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三民主義的陣容，顯佔優勢，正日漸擴大邁向於統一目標。因此，全國民心都一致歸向於三民主義。而有識之士，咸認唯有三民主義始能救中國，亦唯有三民主義，始能解決民生基本問題。
在此國際思潮蓬勃的時期，全國民心思想，都渴望在變，尤以社會青年學生，因受陳獨秀、李大釗等國際共產黨毒素思想的煽動，正陷入走頭無路、極複雜、極危險中。如何拯救青年，安撫社會民心，正是全國先知先覺的責任。佛教是以救人救世為目的，對於安撫社會民心，維護社會善良風俗，增進人生倫理道德，更有其特殊的效力。正當歐戰結束，西方文化形同破產，基督教對維護世界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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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已無能為力。現在唯一能搶救民心，鞏固世界永遠和平的，唯有賴於東方佛教。
民國七年，在上海首先出現佛教「覺社」，由太虛、王一亭、章太炎、蔣作賓、劉笠青、史一如、張季直等發起，創辦「覺社」，期以佛法來作救人救世和平運動。而與民初蔡元培、章太炎、吳稚暉等所組愛國學社，互相策應，以佛法思想啟迪青年，導歸正途。並宣布「覺社意趣之概要」，及「覺社叢書出版之宣言」。
「人間何世?非亞美歐洲諸強國，皆已捲入戰禍，各出其全力以苦相抵抗之世乎?民國何日，非南北爭鬥……唯一派團體為旗幟，惟個人權利為標準之日乎?鐵彈紛射，火燄橫飛，赤血成海，白骨參天，加之以水旱之災，疫厲之祲，所餘鋒鏑疾苦之殘生，農泣於野，商困於廛，士無立達之圖，工隳精勤之業。哀哀四民，芸芸億醜，遂相率而流入乎苟生偷活，窮濫無恥之途。不然，則醇酒婦人，嬉笑怒罵，聊以卒歲，聊以紓死。又不然，則遠遊肥遁，海蹈山埋，廣朱穆絕交之篇，著稽康養生之論。又不然，則疑神見鬼，惑己迷人，妖祥雜興，怪異紛乘。(指同善社等)持世者修羅，生存者地獄、餓鬼、畜生，其高者則厭人棄世而獨進乎天。嗟嗟!人道幾希乎息矣!吾儕何心，乃獨皈三寶尊，發四誓願，以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道倡乎!蓋將以示如來藏，清人心之源，宏菩薩乘，正人道之本也!
當此事變繁劇，思潮複雜之世，徵之西洋耶回遺言，理乖趣謬，既不足以應人智之要求，軌範人事。徵之東洋李孔緒論，亦無力制裁攝持此人類之心行矣!於是互標榜，競從宗尚，挺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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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於大道，寶瓦礫為奇珍。晚近更由物質文明之反動，見異思遷，出水入火，播弄精魂，繁興變怪，要皆未改轉其顛倒迷妄之想也。烏乎!菩提所緣，緣苦眾生，諸佛菩薩悲願同切;惟宏佛法，能順佛心……惟我佛無上正等正覺之教，平等流入大地人類之心中，轉大法輪，咸令自覺;立人之極，建佛之因。
乘斯機緣，建斯覺社，固將宏綱異道，普悟迷情，非以徒厭世間獨求解脫也。故本社當修自覺行回向真如，修覺他行以回向法界一切眾生。」(註十三)
這是太虛大師針對中外政局之苦迫，國內思潮之雜亂，發起此佛化覺世之新運動。
自此，武漢、北京、上海、廣州各大都市展開講經傳教運動，以改善社會風氣。各大學於文學院哲學系中列印度哲學而講佛學。佛學便由寺院搬入大學講座;先有張克誠、鄧伯誠、梁漱溟等，後有梁啟超、湯用彤，王小徐、熊十力、周叔迦等於北京大學，以及唐大圓、張化聲、陳維棟等於武漢大學，李澄剛、景昌極等於東北及中央大學，蔣維喬於東南大學，劉沫源、王恩洋等於成都大學，公開講授佛學。太虛大師也經常應各處大學邀請宣講佛學。
同時，由各界學佛居士為主體先後所組成的佛學會、佛學社、佛教正信會、佛教居士林、念佛會等，真如雨後春筍，對於日後佛教發展有助於社會人心改善，都有很大的幫助，在家學佛團體中而有特殊成就者：
一、南京歐陽竟無、呂秋逸等之支那內學院，而對唯識法相之研究，頗多成績。並於各大學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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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吸收知識份子研究佛學，若梁啟超、梁漱溟、湯用彤、熊十力、蔣維喬等，皆入室執弟子禮。對於啟發日後知識青年從事佛學研究，影響頗大。
二、北平韓清淨、徐森玉等之三時學會，專講奘基之唯識學，兼辦醫院，經常至各大學講演佛學。周叔迦、朱芾煌等，皆出其門下。對吸引華北知識界歸入佛門，貢獻極大。
三、葉恭綽、狄楚卿等之上海「淨業社」，創辦「法寶圖書館」，收集各種經典圖書，供知識較高份子研讀佛學，先後影印卐字續藏，宋磧砂藏，均由其策動。對佛教文化發揚，貢獻殊偉。
四、上海佛教居士林，以王一亭、范古農、李圓淨、聶雲臺、施省之等為首，以團結滬上善男信女研究佛學，兼辦社會各種慈善事業，若佛學書局、佛教日報、佛教公墓等，專為表揚佛教救人救世之精神。
五、上海段芝泉、湯注心、史量才、韓大載、趙恆惕等菩提學會，專以弘揚西藏密教為中心，從事翻譯工作，以期溝通漢藏文化，增進漢藏民族友誼。
以上所舉，皆為北伐前後，國內各地佛教弘法團體於社會各層活動最烈的機構。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蘇聯革命成功。共產思想傳播世界，危害人類思想之發展。太虛大師針對當時局勢，發表「人工與佛學之新僧化」，及「唐代禪宗與社會思潮」。極力發揚禪宗的風格，引誘僧眾自力生活，則有「務人工以安色身，則貴簡樸;修佛學以嚴法身，則貴真至。」(註十五)。
同時「人工與佛學之新僧化」，追攀百丈之高風，以適應傾向中的「社會趨勢」。民國十二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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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學佛居士們，針對陳獨秀之「新青年」，發行「佛化新青年」，想以佛法清涼散，解除青年們唯物論共產思想的毒素，初由寧達蘊、張宗載主持。及寗張二人至武昌，又得陳維東、周浩雲、邵福宸等合作，聲勢更加雄壯。太虛大師乃令寗、張推行佛化新青年運動，以佛法攝化社會青年，組織「佛化新青年會」。並推太虛大師為導師，以農禪、工禪服務社會，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為口號。佛化新青年，純為宗教性，不涉及政治問題，意在搶救社會青年，以免陷入邪途，成為禍國殃民的暴力，這是以佛法搶救社會青年的新運動。
北京佛化新青年會，由張宗載、寗達蘊、道階、覺先、邵福宸、楊蝶父等負責主持，生氣蓬勃。由此，佛化新青年運動，由點發展至面，乃至全國。為爭取全國各級學校青年，乃由教育界先進人士，若胡瑞霖、梁啟超、蔡元培、章太炎等領銜，函向各學校介紹。
佛化新青年會，既獲全國政界顯要人士支持，又得全國優秀青年擁戴，觀其初入會者達三千人，可見其聲勢浩大，實為佛法深入社會青年一大特色。
同時，北京佛化新青年會，又為以全國佛教大德同心一德，以道階、覺先、太虛、現明、明淨、圓瑛、轉道、會泉、性願、持松、空也等領銜，發起快郵代電呼籲：
「佛教三十年來`，一迫於戊戌維新，再挫於辛亥革命，三排於外教，四斥於新潮，若無方便護法，將歸天演淘汰，此固非面壁獨修者所關懷，亦非談業緣者所能救也。」
清末以來，每經一次內亂或外患，佛教必經一次魔難。因此，「佛化新青年會」為適應時機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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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成為社會群眾化的一種運動;一則以推行佛化教育，促進佛教革新，二則以搶救社會青年，以免墮入歧途。於是佛化新青年會成為社會強有力的祖織，故一致公認為領導社會青年最有力的組織。這是佛化新青年運動的動機和目的(請參閱本書「華北佛教新運動」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