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他們的目的，即在改變僧眾乞化生活，實行開墾山林農田，經營生產，無慮生活，可安心修道，這是百丈的本意，那知前人經營寺產，以供僧修道，今人有了寺產，反而為寺產所累，阻礙了修道。政府要提撥寺產，土豪劣紳要強佔寺產，種種困擾，使得僧寺永無寧日。太虛大師因而於民國二年二月，在開追悼寄禪和尚大會上，為挽救佛教危機，以悲憤的情緒主張佛教三大革命：一、教理革命。二、教制革命。三、教產革命。以此配合三民主義;即教理革命為民權主義，教制革命為民族主義，教產革命為民生主義。同時，這三種革命，乃以思想、制度、經濟並重，實為把握整個佛教革新全體的樞紐，也是適應時代思想上一種創見。
一、所謂教理革命其重心在革除以往佛教，專為帝王以鬼神禍福作愚民政策的工具，要以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要以五戒十善為人生基本道德的善行，以此去改善國家政治、社會、經濟，增進人類互敬互助完善社會制度，使人人能注重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以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展而求更進步，以進德增善美化人生，發揮人生本有性能——人人都能成佛——以排斥類似神道設教及向死後問題的探討。
二、所謂教制革命即在改革僧伽制度。佛、法、僧稱為三寶，佛滅度後，實以僧寶為中心。僧制健全與否，對佛法盛衰關係極為重要。太虛大師民國四年首著「整理僧伽制度論」，以代替以往叢林制
P.108
度，即對僧眾生活制度予以整理，使其適應時勢所宜，成為合理化的現代僧伽制度，建立真正住持佛法的僧團。以見和同解、利和同均、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戒和同修、意和同悅的精神，改善社團的組織，安定社會的秩序。發揮僧團互助互愛和悅的精神，使僧團成為弘場佛法的中心，不致落為專以販賣如來家業為職業。太虛曰：「辛亥革命成功，中國既成立了共和立憲的國家，僧伽制度也不得不依據佛制，加以適時的改變，使成為今後中國社會需要的佛教僧寺，這就是我作僧伽制度的動機……關於住持佛教僧伽，要經過一個嚴格的長期訓練，養成高尚、優美、完善的德學，以佛法的修學為實習中心，旁參以近代的思想學說，準備作宏揚佛法的僧伽，真正代表佛教的精神去救世救人。」(註九)
三、所謂教產革命要使佛教財產成為十方僧眾公有，不為少數住持獨佔覇為己有。打破剃度派、法派繼承遺產的私有私佔的惡習，以為供養有德長老，培育青年僧伽，及興辦佛教各種教育之用。(註十)
太虛大師把出家眾與在家眾也分得十分清楚。大師說：「我國古來的佛教制度，全以出家人為代表。在家佛徒沒有獨立的組織，要實行佛法即須出家，在家是不能的，而且素有學佛要待年老，和擺脫家庭環境的思想，故在家眾沒有離開出家眾的制度。我覺得這是一種錯誤，故有出家與在家分別的組織制度。出家佛徒要提高其僧格和地位，能真正住持弘揚佛法，使人們崇仰為導師。在家佛徒則使其為研究信解佛法的學理，行為則以社會道德為基本，實行五戒十善之人間道德，改良社會政治、文化、教育、風俗、習慣。這種平易近人的道德規律，最易實行和普及人間，使人人都可以學佛，都可
P.109
以做一個佛教徒。」(註十一)
這三大革命主張，顯然針對叢林寺院而言。千餘年來中國佛教，是以叢林寺院為其代表。叢林寺院，不特保持了佛教傳統的制度，融合了儒家禮樂的真義，和佛家戒律的典型，並保存了佛教超越世俗，嚴峻獨立的精神。唯明、清以來，叢林制度變了質，以法派、剃度派，形成獨覇寺產的集團，阻塞了佛教的進步，成為腐化佛教的根源，所以太虛大師主張改革僧制。民國四年著「整理僧伽制度論」，作為整理佛教僧制的藍本。
叢林制度的弊端，究竟在那裏?其制度有無存在價值?要知叢林制度，並非來自印度，這是佛教中國化後的產品。隋唐以前的中國佛教，雖有僧寺，並無僧伽制度。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祇是形容僧寺興盛而已。佛教的僧侶，依然過著乞化雲遊的生活;既沒有嚴格的生活制度，又沒有自力更生的機會，顯然不能符合以農立國的社會制度，很易引起知識份子及朝野的不滿與反對。北魏時代幾次發生驅逐僧尼，毀壞僧寺，反對佛教，造成佛教悲劇的事件，便是一顯著的例證。
佛教，經過魏晉、南北朝，到了隋唐，便發生極大的變化。在學術思想方面，佛教由漢末傳入，直至隋唐，經過六百年長期的傳譯，各種重要經典，都經譯出。而兩位睿智卓越大師相繼出世，開始著疏立說，一為智者以四時八教，二為賢首以五時十宗，判釋如來一代時教，創立了天台與賢首兩宗。不僅使學者對於如來教義，有了一個嚴密體系的認識，並奠定了佛教中國化的基礎。
在僧伽制度方面，先有馬祖道一禪師和他的法徒百丈懷海，因欲改變佛教東傳的制度，使僧眾過
P.110
著有秩序、有紀律的集體生活，遂有「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的名訓。這不特改變僧眾雲遊乞化生活，並且嚴格規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自食其力的勞動制度。於是叢林寺院，一面實行開墾山林農田，以資生產，一面嚴守戒律，真參實學。所以叢林制度所陶鑄傑出的高僧大德，無慮千百萬計。
叢林制度最大的特色：就是保持了佛教傳統的制度，及融會了儒家禮樂為主的生活制度，所以叢林制度在形式上，是屬於佛教僧眾的團體;但在精神上，却實現了禮運大同篇天下為公的社會制度。因為這裏所住的出家人，通稱謂之僧，具體的說，叫做「僧伽」，這是印度話，譯成中文，就是「六和眾」，是僧團的名稱。所以叢林住眾，祇有團體的名稱，沒有個人的名義。質言之，只有團體的福利，沒有私人的權利，一切的一切，都是屬於大眾所有，所以六和意義，又可叫做僧團主義。
要與憲法規定人民應有權利相互配合而言，見和同解之意義，等於現代學術自由的方式。
一、見和同解—學術自由，
二、利和同均—經濟均等，
三、意和同悅—民主自由，
四、身和同住—居住自由，
五、戒和同修—信仰自由(師道尊嚴)，
六、口和無諍—言論自由，
P.111
以上六和主義，就是僧團主義。表面上是佛陀為僧伽所說，實際上，是為廣大社會群眾所說，因為廣大社會群眾之所以不能和平相處，以及國際間不能和平共存，都因缺乏這個六和主義的精神。
同時，佛陀時代，印度社會有兩種不合理的現象：
一、佛陀出世以前印度大小分十六國，呈現群雄割據的局面，是與我們目前世界國際間處境，大同小異。佛陀青年時代，就有兩個超級大國，那就是中印度摩揭陀國和北印度拘薩羅國，這兩個超級大國，經常保持強大軍事壓力，對四鄰弱小國家，不斷發生侵略的干戈。即佛陀祖國釋迦族的地方，在政治上雖然獨立，但在超級大國拘薩羅國保護下，其人口不過百萬眾的弱小共和國，不斷受到拘薩羅國的壓迫，到釋尊晚年竟為琉璃王討伐佔領，釋尊頭痛三日。因此，佛陀所說僧團六和主義，不限於僧團，實為當時印度十六國所說，適用於一切處。質言之，佛說六和主義，無異為印度十六國，提供了國際和平共存，利益均等的綱領。等於今日聯合國憲章，其意義尤為深長。
二、佛陀的時代印度社會階級制度，非常嚴格，計分：
(一)婆羅門族—掌管宗教。
(二)剎帝利族—掌管政治。
(三)吠舍族—屬於農商階級。
(四)首陀羅族—屬於奴隸階級。
這四種階級制度，分別得非常嚴格。就中以婆羅門族，假託神說，是最清淨、最優秀，是大梵天
P.112
所生，又叫做天衣民族。而首陀羅種族，在婆羅門族看來，是不可教化、最下賤的民族。凡屬奴隸種族的人民，不僅沒有信教及受教育的自由，也沒有經營農商、享受利益均等的權利，更沒有添置財產及拜神修道的自由，永遠為貴族階級的奴隸。因此，構成一個不合理、不平等、不自由的社會制度。佛陀為拯救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而說僧團主義——六和主義，意在革除這種不平等社會現象，並欲建立一個合理化、自由平等的社會制度。
這與我們今日世界處境，大致相同。今日的世界，也有兩個超級大國，他們不特保有核子秘密最進步的科學知識，不肯與其他弱小國家公開，共享見和同解的自由。猶如古代印度婆羅門族，不准奴隸階級人民享有信教及受教育自由一樣。同時，今日超級大國，以其雄厚獨佔資本的財力，在國際貿易上，往往利用關稅，及製訂其他種種特權，限制輸出或輸入，以剝削其他弱小國家的利益，不能達到利益均等的目的。
同時，今日世界，雖以民主自由、博愛、平等為號召，沒有奴隸制度。其實，這祇是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一種口頭上宣傳。他們對內是自由平等，對弱小民族却不以自由平等相待。試看超級大國，一向自詡他們民族最為優秀、最有智慧。視弱小民族的國家，為落後地區，為未開化的國家。這等於猶太人，自認以色列民族為世界最優秀民族。中東之所以不能和平相處，猶太族與阿拉伯民族，在先天就存著濃厚的歧見。這與婆羅門，自認婆羅門族為最清淨，又有什麼不同呢?同是不平等的觀念。時代雖有古今不同，但大國歧視弱小國家民族，古今是一樣。
P.113
佛陀在二千五百年以前，便已實行了真正民主自由平等的風範，並建立了學術、經濟、居住、言論的自由，及道德尊嚴的模範。所以叢林制度所推行的僧團主義——見和同解等，不特貫徹了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精義，並實現了儒家禮運大同篇天下為公的社會制度。
談到革新僧制問題，我們認為佛教，不是沒有良好的制度，祇是缺乏執行制度的人。無論是僧伽制度，或是叢林制度，都是佛教最完善的制度。祇是時代變遷，叢林制度變了質。寺產為少數人所獨佔，不能供僧眾修道所用。而僧眾素質太差，忽視了僧團主義。昔日的選佛場，今日成為野狐禪。太虛大師因是大聲疾呼，要整理僧伽制度，要革新僧制。今後佛教僧團主義，能否實行，唯有翹首期望於日後賢哲來推動了。
